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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直言批评过联邦调查局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高文和马里兰州议员帕伦·米切尔各自收到了一件包裹，里面是一些从被盗文件中选出的材料。两人立即将这些材料转给联邦调查局，麦高文公开声称自己与“这种性质的非法活动”无关。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只公开了一些置联邦调查局于不利境地的文件。相反地，一些解释性或者可使过错减轻的文件，如撤销前一个命令或批评某个行动的备忘录，则不在挑选之列。就在收信官员采取回避态度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媒体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内心的不安。《华盛顿邮报》详述了米堤亚窃案中失窃的秘密文件，《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则刊出了被盗文件的部分章节。
1972年3月，一家自称WIN的刊物制作了一本八十二页的小册子，声称完整地刊出了联邦调查局在米堤亚失窃的所有文件。小册子名为《联邦调查局米堤亚办事处失窃政治文件大全》，回应了只披露诽谤性文件给媒体的指责，但这本小册子只纳入了少量经过挑选的文件。
联邦调查局文件的出版致使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受到了巨大责难，它的工作被说成是应该受到批判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多年以来，胡佛一直受到“美国国民自由联盟”创始人罗杰·鲍尔温和该联盟领袖莫里斯·恩斯特的赞赏，说他捍卫着公民权利。这种事实已被人忘却，而指责联邦调查局是秘密警察的论调却甚嚣尘上。在披露的文件中，受调查者的名字被隐去，而那些联邦调查局合作者的名字却被曝光，致使他们招来百般诟骂攻击。
一名斯瓦茨摩学院话务员曾让联邦调查局特工调查一位哲学教授的长途电话记录，这被作为侵犯隐私的例证举了出来。而那名教授涉嫌窝藏数名逃犯免于司法审判的事却只字未提。另一份文件与调查一名到过东德的旅游者有关，这名旅游者曾参观大量东德军营。当联邦调查局得知调查对象只有十四岁时，就将案子搁了下来。而有一个相关事实却被略去，即联邦调查局是应西德军事当局的请求才展开调查的。
当米堤亚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打算在黑人街区招募线人时，联邦调查局被指控有种族歧视。而联邦调查局的指示清楚地表明，这种招募工作是为了在国家的城市贫民区潜伏着暴乱或战争危险分子时，可以就暴乱向联邦调查局事先提出警告。
米堤亚文件还包括一份关于威斯康星州民主党议员亨利·罗伊斯之女杰奎琳·罗伊斯的调查报告。这引起了骚动，但联邦调查局的关注是合情合理的。杰奎琳是“民主社会学生同盟”的积极分子，这个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滋生校园暴力的温床。当地的两个警察局和另外一个政府机构也在监视该议员的女儿。有些人称，尽管她的档案里除了其在美国和法国马马虎虎的考试成绩外并没有其他东西，但联邦调查局对罗伊斯的调查实际上是对国会进行侧翼攻击。
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堤亚文件所涉及的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日常事务。有份备忘录报告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市警察局计划在战时征募童子军对付犯罪活动的情况。另一份备忘录则记述了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如何与美国犯罪信息中心联系来追踪嫌犯和枪支、被盗车辆及其他贵重物品的。有一份指示详细地转载了《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法案》条款，向特工们说明使用窃听器时需要何种授权。这里还有一些关于美国黑豹党的电话窃听笔录、一些如何对付聚众闹事者的指示和大量的调查报告。
米堤亚文件相对无害，但有一个例外：有一份办事处之间的传送签单曾提到“反谍计划—新左派”。它是一种表示联邦调查局反谍报计划的官方政治术语，该计划旨在查清右翼和左翼极端分子所进行的潜在和现实的暴力与颠覆活动。这一线索一直被错过，直至1972年3月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年轻聪明的记者卡尔·斯特恩提出了一个正式请求，要求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的规定查阅联邦调查局所有与“反谍计划—新左派”相关的文件。当斯特恩的请求遭到拒绝时，根据该法案中的某些豁免条款，他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裁定那些文件应当供其查阅。这就打开了决堤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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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4）
媒体对主要涉及新左派和极端主义者秘密团体的材料高度关注，却对有关联邦调查局打击三K党和其他极右组织的文件视而不见。公众便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反谍计划”只是为了打击左翼分子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政治派别两极的暴力活动。
彻查米堤亚窃案并找出案犯的工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却不能在法庭上为该案提供佐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案犯那饱受媒体折磨的伙伴与同情者不愿多谈。但频频曝光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左翼分子集团。被盗文件的选择性和大范围出版损害了联邦调查局在许多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而这种损害可能会是永久性的。
窃听，还是不窃听（1）
联邦调查局的公众声誉一路下滑，而就在此时，它在华盛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攻击。在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内部，一个白宫－司法部阴谋集团致力于将联邦调查局变成那些权势人物手中的政治工具。就在新左派和媒体抨击联邦调查局践踏公民权利时，为了让联邦调查局忠于它一贯的准则，为了使其坚持本该让公民自由论者心悦诚服的运作规程，胡佛却正在奋力而战。由于他坚定的原则性立场，使得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助手们组建了非正式的“水管工”小组，来处理联邦调查局不得插手的政治情报任务。这项举措导致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将秘密间谍活动作为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去运用，并间接导致了“水门事件”的发生。
胡佛始终支持尊重美国《权利法案》的调查手法。1936年，他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召见并受命调查共产党和纳粹组织，他当时坚持了相同的立场。当胡佛抗辩称自己无权从事国内情报搜集时，总统就找出了一条可由国务卿批准进行这种活动的联邦法令。国务卿康德尔·赫尔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当着胡佛的面签署了他的授权书，该书随后保存在白宫的保险柜中。1939年9月6日，罗斯福总统发布声明：
应本人要求，司法部长指示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负责有关间谍、阴谋破坏和违反中立法条款事宜的调查工作。
该任务必须以国家为基础，以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所有情报都必须仔细甄别和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避免造成混乱和责任不明。
为此，我要求美国所有警官、治安官和所有其他执法人员立即将所有涉及间谍、反间谍、颠覆活动和违反中立法的情报就近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代表。
这些指示后来曾被后任总统们差不多逐字逐句地宣读过。
联邦调查局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令德国人的情报组织瘫痪。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日本人在美国的活动几乎绝迹。但在战争结束之前，胡佛已察觉到一些间谍和那些同情我们苏联盟国者的活动。这种“友善的”关注直指美国的核能力。苏联特务偷走了我们的核机密和我们尖端的近发引信的详细技术资料，更不用提其他各种各样的军事情报了。
《史密斯法案》（1940）的条款首先被用于打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分子），而其他一些法规则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权限。《史密斯法案》禁止教唆和鼓吹通过武力或暴力或阴谋来颠覆或破坏美国政府或州、领地政府或其他实体。该法案未提及外力介入情况。
约翰·埃德加·胡佛1945年向杜鲁门总统转交情报，揭露共产主义者渗透到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手法，他们意图在进行间谍活动的同时阻止或误导美国政策。政府雇员的忠诚计划也大幅增加了联邦调查局的新的调查负担。
由于得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全方位的资讯配合与鼓励，并在美国人民强力支持下，联邦调查局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在进行国内情报工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政府在该领域的恰当作用问题开始出现。无数暴力和革命组织开始形成，湮没了在国际和国内采取行动打击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差别。
最高法院1954年裁决反隔离化之后，民权组织兴起，联邦调查局的任务随之加重。1957年至1958年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百多起由种族或宗教仇恨所引起的爆炸或爆炸未遂案件。为应对这种日益严重的暴力活动，国会制定了1960年《民权法案》，扩大了联邦调查局处置爆炸和爆炸威胁、干预法庭秩序和选举事务的权限。
20世纪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获得了动力和民众支持。与此同时，它也成了三K党和怀恨者污蔑的对象，他们认为在每个旗帜和标语后面，都有一个迫切要求废止种族歧视和获得平等权利的共产主义者。
一些左翼人士加入了民权组织，少数人设法谋得了足以影响合法组织决策和计划的职位。此外，一些年青的政治煽动家们渴望获得个人权力与认同，便如飞蛾扑火般地被吸引到民权运动中来。
窃听，还是不窃听（2）
在这些背景之下，暴力和流血就不可避免了。联邦调查局在20世纪60年代及时并再次受到吁请去“超越”自己的权限，为参加民权活动的人提供人身保护。联邦调查局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就因失之援手而受到指责。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顶住了要求其放弃自己职责的压力，坚持执行了联邦民权法令，因而招致敌对势力的仇恨。
联邦调查局在遏制暴力和保护公民生命与财产上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它一如既往地开展调查活动，追踪和逮捕危害其他美国公民权利的恐怖分子。但如何对有暴力倾向的个人和组织和那些只是发布煽动性言论者加以区分，这一问题却日益凸现出来。如何随时掌握煽风点火者的暴力阴谋和活动也是一个问题。这都需要犯罪调查和情报工作双管齐下。
面对这种情况，联邦调查局是应该采取1936年以来经过更高授权的手段？还是应该走一条更平稳却低效的路子，并屈从于媒体、国会与公民自由论者愈来愈大的压力而停止其国内情报工作呢？
对胡佛而言，他对国会的动向总是很敏感，有个迹象便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爱华德·V。朗所主持的那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是针对美国国家税务局展开的，是要调查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打击有组织犯罪过程中所进行的电子监听活动情况。这件事的发展促使局长在1965年年中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大幅”减少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数量。我受命审核案件档案，以取消成果最少的窃听器。胡佛没给我提任何政策性意见，我也没问。我只是说：“胡佛先生，我会处理的。”胡佛估计减少窃听装置会招致内部的普遍反对，但在那些年里，他已习惯了将棘手的行政管理问题丢给我，并期待我去解决。
这项特别的挑战导致与威廉·沙利文公开冲突。沙利文是主管国内情报处的助理局长，他利用自己是胡佛心腹红人的有利条件平步青云，最终开始对局长心怀敌意并意欲取代他。我与沙利文以前打过交道，知道要否决他的意见很不容易，他会大发脾气，还会使手腕陷害人。
我不希望与这位脾气多变，素以拿破仑情结而出名的小人迎头相撞。我转而向他的上级，当时主管所有调查行动的局长助理艾伦·贝尔蒙特求助。贝尔蒙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在情报事务上有着极高的素养，口碑很好。
我进到贝尔蒙特的办公室时，那缕缕蓝色的雪茄烟雾照例悬在空中。我向他说明了胡佛对我所做的指示并要求他提供帮助。贝尔蒙特斩钉截铁地回道：“马克，我们不可能做到在削减窃听器数量的同时又不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他争辩说多年来已经进行过削减，窃听器的数量是合理的。他说窃听请求都要经过精心筛选，只有证明完全合法时才会报给胡佛，而且在窃听器安装到位后，窃听的需要是要进行定期审查的。
我知道贝尔蒙特所言不假。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窃听装置是用在涉外情报案件中，它们为政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但我刚履任局长助理负责监察处不久，不得不学习如何在不惹人发火的情况下去感化胡佛。所以我得加紧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让自己受贝尔蒙特的意见所影响。
“艾伦，”我说道，“那不是关键性问题。局长想要削减，我们就必须这么做。如果我能取得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