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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格雷回道，随后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格雷与约翰·莫尔顶牛的事，我相信他是想谈谈所谓秘密文件的事。
5月4日上午，在高勒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军人护柩者的护送下，胡佛的遗体被运到了位于内布拉斯加大道的国家长老会进行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的安排更多地是吹捧总统，而不是让局长死后身蒙隆誉。电视报道关注的焦点是座次的安排。原计划是让总统、尼克松夫人和代理局长格雷及其夫人比阿坐在左侧前排。荣誉护柩者，包括我本人（系代理副局长）、约翰·莫尔和阿历克斯·罗森、两名局长助理和全体助理局长，都坐在右侧前两排。
5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新任命的代理局长绕开那位“精明的荷兰人”莫尔，给莫尔的助手詹姆斯·亚当斯打电话。格雷指示说克兰丁斯特的座次安排有了变化。原来定在左侧第二排，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在一起，克兰丁斯特想坐在右侧第一排第一个座位，与总统正好对称，正前方就是电视摄像机。格雷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在悼念活动期间，这位司法部长就与荣誉护柩者们坐在一起。
在尼克松总统的颂词中，他把胡佛赞扬成“一位伟人”，并说道：“让我们谨遵其衷心所愿，要让所有禀持其高尚信仰并致力于我们社会安宁的男男女女备感荣耀，以此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
当送葬队伍离开长老会所在地转上内布拉斯加大道时，一种令人惊异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放眼望去，穿着制服的警察沿大道两旁紧密地排列着。许多人来自华盛顿市警察局，其他的则来自周边地区。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后来得知这是军方安排的。
全副武装的警察部署在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所有交叉路口。在华盛顿东南，送葬队伍掉头向北走上了波托马克大道，这条大道直接通向胡佛双亲安眠的墓地。
那天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后，我就等着电话，很想知道我的新老板会说些什么。三点钟刚过，他打来电话，问是否方便见我。数分钟之后，他走了进来，伸出手紧紧而热诚地与我握手，随后就在挨着我桌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说：“祝贺你履任代理局长。坦白地讲，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总统能从内部选出一个人来，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还是会尽心尽力地支持你的。”我绝对真诚，但我相信格雷是不会信任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官员的。
他笑了笑，说道：“谢谢你，马克。我需要得到一切帮助。担任这个职务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对联邦调查局一向深怀敬意。”格雷接着说：“稍后我们会有许多事情要谈，但今天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秘密文件。”
“格雷先生，”我说道，“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秘密文件。数以百万计的文件都含有言之不恭的信息，这些文件一些是通过联邦调查局案件调查时获取的，一些是人们主动交出来的。有些文件含有极为机密与敏感的间谍调查信息。按照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遵循的规定，我们许多文件都分成了绝密级或机密级。”
“马克，我说的不是普通文件。谁都知道胡佛本人手里有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含有诋毁重要人物的信息。”
“联邦调查局有许多文件与重要人物有关，”我说，“有少数人可能会因为违反某种联邦法令而受到调查，但数以千计的人都是因为要在联邦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而受到调查。”
格雷打断我的话：“我都知道，但胡佛放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是些什么文件呢？”
在联邦调查局，除了海伦·甘迪外，我对胡佛办公室里的文件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因为那些不属于其私事类的文件都会交由我来保管。
“胡佛死了”（5）
在他任局长的四十八年里，胡佛与政府高官和要人有着广泛的私人联系。他与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书信来往，包括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克林特·默奇森、美国无线电公司创始人戴维·萨尔诺夫、波士顿的理查德·卡迪纳尔·库欣、纽约饭店的老板谢尔曼·比林斯利和伯纳德·图茨·肖尔、好莱坞的杰克·华纳、金姬的母亲莉娜·罗杰斯和许多其他人。他给现任总统写过私人书信，与赫伯特·胡佛保持着朋友关系（非亲属关系）。
局长的私人文件还包括联邦调查局各级官员写来的信件，有些来信极尽谄媚之辞，这些人要么是尽力不让胡佛找麻烦，要么是设法投怀送抱，讨他欢心。当然，有些信件含有与名人有关的污点内容，也有那官员想来可能有趣或能让胡佛逗笑的闲话。甘迪小姐保存了这些信件，并没有纳入联邦调查局重要档案和索引中去。随着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她那小小办公室的墙壁前都挤满了文件柜。四十八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这些文件就日积月累地积存了下来。1971年，胡佛指示甘迪小姐开始清除这些信件，但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他就去世了。
此外，胡佛有时命令将某些联邦调查局公文保存在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防止让普通职员看到。比如，如果联邦调查局有一份与现任总统有关的文件，该文件就会保存在局长办公室，就像对待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联邦调查局握有其首份政府职务申请书，而这份申请书就是这样保存的。对于那些涉及胡佛同总统们谈话的极其敏感的备忘录，它们有时就由甘迪小姐保管，只有得到胡佛的明确许可才能翻看。结果，除了私人信件，还有大量的联邦调查局官方材料保存在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里，而这些都被称为“官方与机密文件”。
我将这一切都向格雷做了解释，还说胡佛保存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文件“是如此敏感，所以他觉得应以按需知密的原则对它们进行保管，以免让可能偶然碰到它们的特工或职员因为好奇而看到”。
格雷突然插话：“如果材料牵涉到高层，他还会不会按这种习惯来行事？”
“当然会，对于可能涉及极为敏感而需慎重对待的间谍调查文件，联邦调查局也会这么处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档案室，进入该档案室要受到严格限制，里面的案子绝大多数属于外国情报类。但是，你看，所有其他文件都保存在档案区，因为每个联邦调查局雇员都允许接触最高机密，所以必须进行一些区别对待，保存在局长办公室里的可能就属于区别对待的文件。”
格雷摇了摇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显然疑窦未消。
“格雷先生，我们为什么不到胡佛办公室去看看那些文件呢？”
格雷笑了，说道：“好的，我们走吧。”
我陪同格雷走向他的新办公室，一路上言谈甚欢。我们走到时，我将他介绍给接待员，然后领着他直接来到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里面是胡佛五十三岁的私人秘书和与她共用一个办公室的梅特卡夫夫人，我便向她俩做了介绍。格雷对这两位女性显得殷勤而和蔼。
我说明来意，说格雷想了解所谓的胡佛档案，然后再看看他的新办公室。甘迪小姐微笑着说道：“好的，它们就在那儿，”同时指着占满这间小办公室两堵墙的十个五屉式文件柜。“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胡佛先生的私人信件，有些是他初任局长时候的。”她正准备将所有这类材料挑出来。托尔森指示甘迪小姐将所有的胡佛私人信件整理打包，再送到胡佛家中。因为托尔森已准备退休，他就指示甘迪小姐将官方和机密文件送给我保管，并由我做最终处理。
格雷随便向一个敞开的文件抽屉看了看，却没有继续翻看里面的文件。对于甘迪小姐和我的解释，没有迹象表明他还不完全满意。
我从里间的私人办公室开始，继续领着格雷完整地参观局长的办公场所。“格雷先生，”我说道，“这里的办公用具在胡佛先生开始任局长时就用上了，几乎有五十年。你可以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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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6）
“不，”他回道，“还是继续用的好。”
我们随后走过那间宽大的会议室。格雷指示将房间尽头的那张桌子搬走，那是胡佛摆好姿势与到访者，或者在雇员工作周年纪念日与其合影的地方。
走过局长办公区，我们再次从甘迪小姐的办公室旁边经过，格雷走到门口时问道：“甘迪小姐，你要多长时间才能将胡佛先生的东西清理完让我能搬进来？我不想让你太仓促。”
“我想一星期足够了，”她应道，“我会尽力而为的，我不想耽搁你更多时间，让你进不了新办公室。”格雷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确信一星期够用么？我打算十二日星期五或十五日星期一搬进来。”
她回道：“足够了，我会随时与费尔特先生联系，让他知道我的进展。”
甘迪小姐花了一星期时间完成了打包处理。她给胡佛家运去了三十四包私人信件，然后送了十二包官方和机密文件给我。我把它们放进密码柜中。甘迪小姐在国会政府工作委员会证实，在托尔森的指示下，她已把胡佛的所有私人文件——财产文件除外——都销毁了。对于与财产有关的这部分文件，她已转交给胡佛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托尔森。
我随便看了看甘迪小姐给我送来的材料，都是一些平白无奇的东西。有些文件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约翰·F．肯尼迪总统有关，两人都只是与规定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如何联络的行政程序有所牵连。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材料都可以立刻当做普通文件归档，但在格雷亲自看到之前，我决心要毫发无损地保存好，因为仅仅在数天之前，他已经提到了“秘密文件”的问题。我想让他如实了解文件内容到底是些什么。
我等着格雷来查看这些文件，这样等了三个月之后，我给国内情报处监察员科尼利厄斯·沙利文打了电话，让他准备一份完整的索引和目录。他花了一周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任务结束时，他就有了与我相同的看法，认为那些文件已经过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我将一份详细清单的副本交给了格雷，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过，我一直没得到任何回音。现在回想一下，我不敢肯定格雷是否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约翰·埃德加·胡佛并没有大量的塞满各种敏感材料的私人文件，可以用来要挟总统、司法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至少他不再与我纠缠此事了，我就权当他相信了我。
略略看了看他的新办公室和里面的一些文件之后，格雷让我召集一次行政会议碰头会。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表，时间是三点半。“四点钟怎样？”我问道。
“四点可以。”
四点差三分，我已在接待室门外候着。我很快看到了格雷，他步履矫健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过来。我陪他穿过接待室，沿着走廊走过去，在女雇员们伸长脖子好奇地打量下来到会议室，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已经在会议室的长桌边就座了。
我们进来时，与会官员都站了起来，我将格雷领到桌子的首席。我简单地说了一句：“先生们，这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新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官员们鼓掌欢迎，然后纷纷落座，等着听新老板发言。
格雷是位优秀的演说者。他预见到与会者并不友善的情绪，因而都挑些安抚人心的话来讲。他赞扬联邦调查局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执法机构”，并褒扬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为此做出的贡献。对于失去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理解，并且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局外人的到来感到不安的话，他不会感到意外。他说自己会进行一些改革，并且会根据他本人的想法来管理联邦调查局。但他很认真地说：“我希望将联邦调查局当成一种制度来维持。”
散会时，我听到的都是对我们新老板一片赞誉之声。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让一位局外人来接管让我感到忿忿不平，而与此同时，我对格雷的感召力与真挚有了深刻印象。我决定竭尽所能，帮助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局长。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联邦调查局，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通过帮助新任领导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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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7）
然而，我从来不曾失却对胡佛的无比敬仰之情。他无所畏惧地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拼搏，他像斗牛犬一般坚韧强硬。我为联邦调查局感到骄傲，是胡佛将它打造成世界上最杰出的执法机构。恐怕再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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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的遗产（1）
约翰·埃德加·胡佛是个复杂的人。对媒体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塑造成扫荡流氓团伙的伟大执法者来宣传，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