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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里，我发现自己已站在了联邦调查局最高层的门槛边。
“就这样吧，费尔特，”胡佛说，“希望你干得出色。”
“胡佛先生，”我说，“我会竭尽全力的。您可以完全信赖我。”
“我也希望如此。”胡佛回答，随后拿起桌子上的一份备忘录。
调到监察处标志着我和胡佛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做分局主管时，我和他一年见一次面，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在训练处任职时，我只见过他几次。现在他会用内线电话直接找我，我和他私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天都有好几次和他会面或通过内线及外线电话和他通话。可这些交往都严格限制于公事。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社交往来是在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的一次宴会上，他是那里的贵宾，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监察处处长在联邦调查局的权力层里占有重要地位。他直接受局长监督，有权力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查询任何事情，是一个让人敬畏的角色。除了各种职责外，我还要负责对各个地区分局进行艰苦的年度检查，以查处错误，纪律松懈及违反局长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情况。调到监察处不久，一位助理局长对我说：“你现在的职务做好了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可做糟了就会适得其反成为公害。”我知道他的意思。在迈向联邦调查局金字塔顶端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建设性批评和恶意批评的差别。我决心尽可能多做建设性批评，在我当联邦调查局监察处处长的六年时间里，我努力在胡佛的严格要求和我眼中的联邦调查局及其成员的最大利益之间谋求平衡。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永远不犯错误，联邦调查局也不例外。胡佛知道这一点，要求所有错误都必须公开，所有责任都必须有人承担。当监察员检查到错误时，他们几乎总是通过批评信的方式监督当事人改正错误，并提请注意相应的纪律条令。分局的特工抱怨总是被“找茬”，还指出监察员和其助手必须完成一定量的批评信“配额”。无论监察处处长是多么的努力做到公平或具有同情心，他还是要受到此类批评的攻击。
虽然特工们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他们的抱怨常常是没有根据的。首先，胡佛不会接受一项检查报告称某个分局或总部的某个部门处于理想状态。我若是递呈这样一份报告，那它肯定是不正确的，胡佛会立即将我免职。另外，倘若监察员肯定地说在数百份案例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错误，我也不会相信。考虑到规章制度的严密性，在调查各种复杂案件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发生。
多数监察员在遇上一些足以让胡佛恼怒或会导致处罚的小错误时都采取了私下纠正的方式，他们会尽量让特工收到的批评信平均一些。相当严重的事件则必须向胡佛汇报，以满足他捍卫纪律的愿望。可呈交给胡佛的处罚建议一定要谨慎措辞、合理评价，因为胡佛或托尔森有时会不顾监察员的建议而加重处罚。如果我们在处罚上有什么倾向的话，那一定是倾向于从宽处理。但我从不让局长感到监察处“心慈手软”。
。。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4）
我掌握了如何赢得胡佛的认可的要点：使观点简明扼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坚持使每一份为局长准备的文件都简洁明了、直切主题。我努力修饰和完善自己起草的备忘录，这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在担任掌握着特工命运的监察处处长时，我起草的每一份处罚建议都坚持有理有据，并注意避免使用会激怒胡佛的语言。多年写文件给胡佛看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像他一样去看和听，以及像他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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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1）
作为监察处处长，我下定决心，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破常规。因为就我记忆所及，纽约分局——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分局——历年都是第一个接受检查的。而我的要求是务求公正，对其他分局而言，他们无法像纽约分局一样可以预见到何时会受到检查，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胡佛希望监察员考察的是分局平时的工作情况。因而在1965年1月，让纽约分局意外的是，我并没有在该局出现（私下将该年春季检查日程做了调整），而是派人登门造访了一些备感讶异的较小分局。（七年后，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将这种突然因素排除在这些检查之外，命令必须提前两周通知各分局。这也许会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气氛，却无助于提高紧张有序的办事效率。）
在按计划行动之前，我要求晋见局长以取得批准。我当时没有吐露见面的意图，为得是减少有人向纽约分局走漏消息的机会。“胡佛先生，”我说道，“您告诉我在检查纽约分局前要找我谈谈的。我打算4月4日星期天带上所有人赶到那儿，星期一上午开始检查。”
胡佛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不错，费尔特。我在想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那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再等的原因。我已结束了两个中等分局的检查工作，我想下一个就是纽约分局。”
胡佛笑了，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检查纽约分局的工作推后。“我相信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要与纽约较真的监察处处长呢。那帮人不错，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并不觉得有放在心上的必要。”
他好像准备结束谈话，但我得为另外一件有违旧规的事儿征得他的同意。“胡佛先生，”我说，“我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将呆在纽约的时间从以往的四周减为三周。”
他皱了皱眉头。“行，但不要减得太多。如果需要多呆阵子，你尽可视情况而定。”
“是，先生。”我说道，他也起身站了起来。“关于纽约分局的检查报告，我相信您得到的会与以往的一样好，甚至更好。”
他点点头，转身回到桌前开始工作。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揣摩着他刚才说的话，随即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在局里，我们称之为“纽约情结”。那个分局规模大，处理的是些极为重要的案子，雇用的是一批最能干和最有经验的特工。不足为奇的是，那些特工常常自视高人一筹，莫名其妙地使自己有别于局里的其他人。较小的分局常常难以接受让纽约分局来指手画脚。纽约分局经常要处理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那并不是它撇开其他分局的理由。
星期四，4月“愚人节”那天，我的所有人马都被召回华盛顿。监察员们接到指示于星期日下午报到，准备进行为期三周的检查任务，有消息说他们将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当他们赶到司法部大楼看到那辆“灰狗”大巴停在外面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这种架势表明其目的地是纽约。
赶到纽约，我们就登记住进酒店，我随后就给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兼纽约分局主管约翰·F。马隆打了电话，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你在哪儿？”马隆问道。
“我在德莱顿东酒店，刚刚到。”
他听起来蛮高兴，问道：“到纽约有何贵干？有什么可效劳的吗？”
“马隆，我的人都过来了，准备明天上午到你局开始检查。”
他明显地有些不快，但仍不失友好。马隆应道：“噢？1月份你没来的时候，我估摸着你是想等天气暖和点，现在倒是恰逢其时。我们随时欢迎各位。”
我知道马隆是胡佛的忠臣，掌管着一个紧张忙碌的分局——在许多纽约特工的眼里，的确是太紧张了些。挂上电话，我就在想是不是真的让他感到意外了。不然的话，马隆当真是个好演员。
第二天一早，监察员及其助手们就赶到纽约分局报到并进行了参观。这个分局位于东六十九街，由仓库区改建而成，是一处规模不小的建筑，其内部设施安排得经济合理。行政办公区有一间大会议室和一间别致的私人办公室。我们赶到时，马隆就在那里迎接我们。我将他介绍给随行人员时，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让我们开始工作。
胡佛的执行人（2）
在分局主管办公室安顿下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设有卫生间和盥洗池的小房间。我后来得知，这处特别设施是局长视察这些新办公区之后建的。他当时由一位朋友（当然还有克莱德·托尔森）陪同前来视察。让纳税人不幸的是，这位朋友要到洗手间去，却被引到大楼另一侧远端简陋的公厕。胡佛对这种不便没说什么，但托尔森却放在了心上，他指示在那间私人办公室隔壁配设卫生设施。这笔五千美元的支出不得不更换名目编列在联邦调查局的账上。胡佛此后再也没有造访过纽约分局，那处设施也就成了分局主管的私人盥洗室。
本着对局长负责的态度，我力图以一个感到头痛的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检查。头两三天里，因为要安排助手工作，得调整办公室，检查工作大多处于空转状态。我决心从第一分钟开始，要保证每项工作都能有效进行。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马隆的全面配合下，纽约分局立刻开始了全速运转。当特工们意识到三周之后就可摆脱我们时，他们就变得特别合作。没用多久，我就意识到该局的工作开展得相当不错。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提不出多少不同的意见，好让这个分局更有效地运作。
到了4月23日，检查工作如期完成，我们结束得早，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乘着那辆“灰狗”赶在政府机关下班前回到华盛顿。这在胡佛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事情，他宁愿公务旅行延以时日。这次简化的检查进行得颇有成效，包括局长在内，每个人都很高兴。
身为胡佛的耳目，就意味着会接受各种计划之外的任务，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是特别任务和调查。我处理这类事情越多，胡佛就越倚重于监察处，并在第一时间将所有非常规问题交由我来处理。有一些是大案要案，配得上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60年代末的电视连续剧《联邦调查局》（FBI）一片中扮演的角色。埃弗雷姆的角色是监察处处长的近似再现，而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我充当了米高梅电影公司摄影棚的联邦调查局联络与技术顾问。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搬上电视荧屏。海伦·甘迪是胡佛的私人秘书，也是联邦调查局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有六十多岁了，在胡佛执掌联邦调查局之前，她就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她聪明、机警且快言快语。由于知道她与老板关系极为密切，联邦调查局的每个人都竭力向她讨好。但当一封写给胡佛的注明“私函”的信件被耽搁时，胡佛就指示我对她办公室进行彻查。这让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不能责怪甘迪小姐，可也无法责怪其他人。
为了找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我对局长办公室的运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邮件流程、人事管理和通信系统。但每一项都运行流畅，我很难想出什么改进办法。我建议给电话房的两名职员加薪，他们要负责局长室电话的接进和接出，要对胡佛办公室发生的每件事进行记录，还要留意局长的预约日程表。但我需要比那更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最后是展示科帮我渡过了难关，该科平时的工作是制作展览品和证据模型。展示科的专家为电话操作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操作台，可以让他们更为有效地组织和参与作业。这个精巧的装置像个新潮的航空售票处，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胡佛，都非常高兴。
胡佛有时会将我推入高风险的官僚斗争旋涡之中，这种斗争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那些龃龉之事。有一桩特别的案子被遮盖起来。1969年3月14日，科罗拉多大学三十九岁的捷克裔俄罗斯史教授托马斯·里哈从家中失踪，而警方始终未能查出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知道里哈的行踪却不能告诉地方政府，因为这可能会危及秘密情报来源。但有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却向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吐露了情况，这人又转告给大学校长约瑟夫·斯麦里，斯麦里于是就做出声明，称里哈“活着且身体状况良好”。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要求中央情报局指证它的联邦调查局情报来源。但丹佛的这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却拒绝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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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3）
第二桩令人恼火的事发生在国内情报处联络科，这里有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其他政府情报机构保持联络。其中一名叫萨姆·帕皮克的特工专司与中央情报局方面的联系工作。帕皮克与中央情报局有着实际的工作联系，于是告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关注的问题，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足够积极的行动来对付美国国内的外国间谍。（这也是帕皮克的老板，主管国内情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