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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成了“游书池”
我的藏书太多，胜过一家普通的图书馆。
我看中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开发商送了一层顶层，上面有一个带屋顶的三十多平方米的私家游泳池。在上海市中心，拥有私家游泳池的房子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游泳池当时已经在底部和四壁铺着漂亮的蓝色瓷砖。入口处安装了台阶和白漆铁扶手，可以沿台阶走进游泳池。游泳池的一端，安装了高压水泵，可以迅速进水。另一端的出水口，在与游泳池相邻的阳台上，那阳台底部铺了厚厚的橡胶，以防排水时阳台渗水。在刚“进驻”的时候，我把进水口的高压水泵阀门打开，自来水涌了进来。一边进水，我和妻一边用尼龙丝扫帚在水中轻轻扫着，就把游泳池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这个游泳池，可以放水一米多深。
在洗净游泳池之后，我并没有用来游泳，而是把这个私家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朋友们戏称为“游书池”。这样，我除了有书房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室。
我把几万册藏书，存放在这个私家游泳池里。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游泳池可以承重一米多深的水，当然也就可以承受几万册藏书的重量。
把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在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之中，我大约可以算是惟一的一个。
我在这个藏书室里放了一张可以半躺的沙发，专供空余时读书之用。在搬家时，我把所有的书整理了一遍，发现在我的藏书之中，还有不少好书来不及读。我把这些书堆放在沙发旁的条几上，读过之后才放入书柜。
在游泳池里读书，成了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在那里，我大有“日坐书城”之感。沙发旁的条几上，放着墨水笔。看到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我用笔做阅读记号，或者把那一页的页角折起来，便于日后查看。
我被当成“鞋店老板”
游泳池里原本空空如也。为了能够藏书，起初我买了十个两米高的现成的玻璃书橱，放在游泳池的北面和东面。这些玻璃书橱，每一个都有五层书架，底下还有一个柜子和两个抽屉。
为了使朝南的一面能够让阳光照进来，我定做了七个一米五高的书柜。我自己画了设计图纸，请家具公司按照我的图纸来做。
为了提高书橱的容书量，我密密麻麻地放两排书。放在后排的，是不常用的书；放在前排的，是常用的书，书脊露在外面，查找起来就要方便多了。
这十七个书橱沿着长方形的游泳池排列起来，呈“П”形，放满了东、南、北三面。剩下的西墙，我安放了一个搬家时搬过来的四门大衣橱。
随着第三批图书运过来，很快的，这十七个书橱即便是放两排书，也放不下了。
为了安放我的大批样书和一些重要的参考书，我在新居的大小两个书房里，又定做了六个大型玻璃书橱以及五个书架。此外，在书房和阳台上，还安放了二十来个铁文件柜，放满了书和资料。
这么多书橱和铁文件柜，还不够用。
为了挖掘潜力，我决定再定做十个书橱，分两排放在游泳池中央。
这一回，定做十个书橱，闹了个大笑话：
我把上次做过的书橱的图纸，给了另一个家具公司。我以为，反正上次已经做过，只要照图纸做，错不了。
当那个家具公司把书橱运来，却令我傻眼了：我曾精确计算过，按照图纸做，书橱里正好竖放一本大32开的书，可是，这一回做的书橱，却无法放进大32开的书，只能横放了！
为什么呢？因为家具公司擅自修改了图纸，给书橱装了脚，而高度不变，这样就使每一格的高度缩短了。
家具公司为什么不征询顾客意见就擅自修改图纸呢？
家具公司的老板的回答，语出惊人：“我以为你是开鞋店的，定做鞋柜！”
他怎么会把我当成鞋店老板呢？
原来，此前有一位鞋店老板，曾经向他定做了一批鞋柜，式样跟我定做的柜子差不多。于是，家具公司老板就以为我也是开鞋店的。鞋柜是有脚的，所以他就做成有脚的。至于这么一来缩短了每一格柜的高度，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放鞋子嘛，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
家具公司老板来到我家的游泳池之后，看到有那么多的书柜，这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他自言自语道：“我想不到，你定做的柜子是用来放书的。除了图书馆之外，谁家里会有那么多的书，会定做那么多的书柜？！”
怎么办呢？这位擅自修改图纸、想当然的家具公司老板，抓了抓头皮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擅自修改图纸。这样，我再做两个书柜送你，算是道歉吧！”
我答应了。对于我来说，反正书橱多多益善。就这样，游泳池中央的书橱增加到十二个。加上游泳池三面的十七个书橱，竟然安放了二十九个书橱。
从此，我在家中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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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投稿（1）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作家，这得从我十一岁时第一次投稿的故事说起。
我是温州人。温州──“温暖之州”，东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我的家在市中心。离我家不远处，是《浙南日报》社（今为《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有一只绿色的大木箱高挂着，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白色大字。我常常从那里经过。我不知道这“投稿箱”是什么意思。听别人说，只要把稿子投进箱子，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我不由得心动了。每当我走过那只投稿箱前，那箱子仿佛在向我招手。
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我，有一天忽地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写好以后，我踮起脚，把稿子悄悄地投入那只在我看来颇为神秘的箱子里。
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铁井栏29号，叶永烈小朋友收”，下方印着“浙南日报”四个红色大字。我至今珍藏着那个信封以及那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你的稿子收到了，已经读过，很好，我们要把它放在下一期报上（《人民生活》副刊）登出。登出以后，一定送一张当天的报纸给你，好不好？还有稿费。希望你以后多多写稿子寄给我们，我们十分欢迎。稿子写好后可以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或者你自己送来都好。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几年级？有空望多通信，把你自己的感想告诉我们。
祝
进步！
浙南日报社副刊组
1951年４月１６日
我看完这封信，心儿怦怦跳着。我真想去见见给我写信的人，可是，我年纪小，胆子小，不敢去，也不知道给我写信的，究竟是编辑叔叔、伯伯，还是编辑阿姨。我只看见信末盖着长方形的蓝色公章。我写了一封回信，回答了信中的问题。信，还是扔进那只神秘的大木箱。
十来天之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８日，我放学回家，我爸爸笑容可掬地叫唤我：“阿烈，快来看报纸。”
啊，见报了！这首小诗总共只有七十个字，今天读来，就像见到自己小时候嘴里含着手指的照片一样。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是按照温州话押韵的，而且充满着当时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毕竟是我创作生涯的起点，也就不揣拙劣，照录于下：
短歌
十一岁小学生 叶永烈
全世界人民，
个个都知道：
美国法西斯，
武装两个贼；
要问它名字：
日本与西德。
大家一听到，
愤怒像火海。
举起大拳头，
愤怒变力量。
打败美国佬，
给他好教训：
咱们的祖国，
不能受威胁！
这首小诗，也就成了我的“处女作”。后来，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那入会表格上有一栏“何时开始发表作品”，我就写上“1951年4月28日”。这首小诗的发表，成为我一生创作的起点。
第一次投稿（2）
不久，我收到了九千元人民币稿费。这是我平生的第一笔稿费。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当时用的是人民币旧币。一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如今的一元人民币。九千元人民币旧币，也就相当于今日的九角钱！
第一次投稿，就幸运地遇上一位热心的编辑，就顺利地发表在报纸上，这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乐趣。经过自己的构思、创作，终于成为作品，终于发表。尽管只是一首小诗，尽管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幼稚。《浙南日报》编辑在刊发小诗时，注明“十一岁小学生”，这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创作；二是请读者不要苛求，这毕竟是一个孩子写的诗啊！
由于我的小诗的发表，在学校里成了“新闻人物”。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写作，于是，少先队办壁报、黑板报、油印小报之类的事，都落到我的头上。这对我是极好的锻炼。我居然“连升三级”──从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一下子升为大队宣传委员，佩上“三道杠”臂章。
就在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后不久，我居然收到了《浙南日报》的约稿信。那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又一封印着《浙南日报》红字的信，寄到了我手中。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跟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前次给你的稿费收到了没有？“六一”儿童节到了，请你写写自己的感想寄给我们，好不好。
致
礼
《浙南日报》副刊组
稿子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收
我应约写了《纪念“六一”》一文，于1951年6月1日发表于《浙南日报》。这是我的第二篇见诸报纸的文章，全文如下：
纪念“六一”
市立九小 叶永烈
六一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它呢？ 我说：
一，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锻炼身体，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
二，参加*、宣传工作，订出爱国公约，响应政府号召。
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快乐的日子谁带来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
这篇短文如今看来同样非常幼稚，口号式，可毕竟是一个十一岁孩子当时的心声。
虽然我知道，在离我家不远的《浙南日报》社，有一位热忱的编辑老师在关心着我，扶植我。可是，我却不敢上那里去。
我曾这么说：“我不敢去见见那位编辑老师。我，一个在少先队小队会议上发言都会脸红的孩子，怎敢跨进报社的大门？何况我又不知道给我写信的人姓什么，万一传达室问我找谁，我怎么答得出来？”
那个年代，报社编辑给作者写信，在信末盖上个公章。我深深怀念着那位热心的、不知名的编辑。我精心收藏着那些信件和那些用铅字印出来的最初的作品。后来，我不论考上北京大学，还是由北京到上海工作，一直带着这些“珍品”，直至在“*”中被抄家抄走。
第一次投稿（3）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直到1980年，发还一大包抄家物资，我惊喜地发现，那些“珍品”居然完好无损！
我重新细阅那些珍贵的信件，抚今忆昔，不胜感慨。我始终感激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热心的编辑。
不久，正巧《温州日报》派记者来上海采访我。我说起《温州日报》当年对我的培养，怀念那位恩师，便将那封信复印，请《温州日报》的记者带回去，请编辑们辨认是谁的笔迹，帮助我寻师。
事隔将近三十年，报社里人员变动很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的更新，一茬又一茬，报社许多人不认识那位老编辑的笔迹。
复印件到了报社总编手里。总编在报社工作时间很长，认出了那笔迹。他说：“这是杨奔的字！”
杨奔，当年《浙南日报》的副刊，正是由他一人编辑。
从编辑部的来信中，我知道了关于他的大概情况：他16岁起就当小学、中学的教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在《浙南日报》只工作了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冤屈，被调离报社，到一所中学去当语文教员，后来退休，住在温州远郊的苍南县。
根据报社提供的杨奔先生的通讯地址，我于1981年3 月10日，向他致函问候，感谢他在三十年前曾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伸出温暖的手。我写道：
“我非常感谢《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帮助和鼓励。我曾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一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在11岁时受到那位编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