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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本来是谁都不让看的。
我仔细地看了这批书信，以为在删去个别语句之后，完全可以出版。起初，她很犹豫，怕公开出版这些书信，在台湾又会招来闲言碎语。我再三“鼓动”她，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可谓“时过境迁”了；再说，书信中有许多“暗语”，只有她才能“注释”。幸亏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她的亲自过问下，编定了《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一书，厚厚的五十万言。记得，那些日子，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幢宾馆里，要么见面商量，要么电话商榷，终于把一条条注释“敲定”。这本书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由台湾正中书局印行，成了畅销书。像这样道地的台湾“土产”，本应由台湾先出，这一回却颠倒过来，先在上海出，令台湾出版人士感到惊讶。其实，那是因为她看重上海，把上海视为故乡热土。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5）
梁实秋并不注重信纸的“豪华”。他所用的是很普通的打字纸，很薄，没有印横线或方格，但他的钢笔字很秀丽工整，一行行如同稻田里的秧苗般。他的信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信末不仅写明月、日，而且写明年份以至“早五时”、“晚九时”。总是签署“梁实秋”三字，写情书时，有时署“秋”、“秋秋”或他的雅号“小汤米”。他的信分段落时，通常空两格，而不另起一行，以节省用纸，他旅居美国时寄航空信，信纸正反两面都写满字，以节省邮费。
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信大都编号，信纸的右上角写着号码（有时特地用红墨水写号码）。他要韩菁清在给他的信上也编号。这样，一旦有一封信邮递遗失，他便马上发觉。自然，信纸角上的编号，为我的编选工作带来莫大方便——一下子便把一堆凌乱的信按号码顺序排好。
梁实秋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与韩菁清热恋时，“天天见面，而且一见面就是七八小时”，却每天一见面便向她呈上一封情书。他并非拙于言辞的人，他是散文高手，书面文字往往能够表达口头难以表达的感情，所以他以潇洒的诗一般的信语言倾注于情书。如他所言：“我每天早起，趁你还在睡中，我必写信给你，然后面交你的手里。”
他当时从美国来到台湾，与韩菁清萍水相逢，坠入爱河。一个多月后，他必须回美，料理事务。恋人乍别，他的情书写得更勤了，通常“早晚各一封”，有时甚至“早中晚各一封”。他说：“情人不相见，纸笔代喉舌，绵绵、叨叨、喋喋，哪里有个完？”他给她写信，这是我的生活必需的功课，也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情书频频似乎还不足为奇，毕竟他正在恋爱之中。然而，在婚后，每逢他去美国看望女儿，与妻子小别一个来月，依然鱼雁如梭。他仍每日一信，每信编号。
他的信，往往早上写一段，中午、晚上又写一段，翌晨散步时寄出，其实也相当于“早中晚各一封”。他的家信，如他所言：“睽违之后，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有所感，不愿独秘，愿人分享，则乘兴奋笔，藉通情愫，写信者并无所求，受信者但觉情谊翕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我读他的家信，真切地了解他笔下的美国社会，一封封家信成了一篇篇旅美见闻。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他的家信比情书更有价值——当然，情书在表达他的情爱观方面又另有值得研读之处。
在他的一大堆遗札中，我忽地发现有几叠方格稿纸——他从不用方格稿纸写信的。难道是他的文稿混杂在信件中？；细细一看，这是奇特的日记式的信件：原来，那是妻子韩菁清去香港料理事务，短短数日，倘若寄信去，信到香港时她已回台北。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在家的起居情况、对爱妻的思念，逐日写了下来。妻一到家，他头一件事便是把这日记式的信件面呈！他是一个既温情又专情的人，一直挚爱着妻。正因为这样，他把婚后的家书仍称“情书”——交流感情、倾诉爱情、寄托思念之情的书信。
梁实秋不仅勤于给妻子写信，据他的次女梁文蔷说，30年间他给她写的信达1000多封！我访问过多位梁实秋亲友，也都说手头有许多封梁实秋的信。虽然无法精确统计梁实秋在漫长的85个春秋中究意写了多少封信，估计起码有一万多封是不会错的。以一封信5百字计算，有七八百万字之多，也许远远不止此数。
书信是作家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在书信中，可以无拘无束地讨论各种见解，明明白白披露自己的心境，是“透视”作家极好的窗口。正因为这样，我编了《梁实秋情书选》一书，我以为这本书远远超出他与爱妻谈情说爱的范畴，而是梁实秋晚年生活的真实记录和内心独白，既具有阅读价值、文字价值，也具有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这将是梁实秋一部特殊而又重要的遗著。
1994年9月23日，台湾作家谢武彰先生给我发来一份传真。那是前一天台湾《民生报》文化版的一篇报道，巨大的七个黑体字标题，使我吃了一惊：《韩菁清悄悄走了》！
报道一开头便写道：“文坛耆宿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上个月底因脑中风送仁爱医院急救，延至8月10日过世，年六十六岁……”
我简直难以置信。因为1994年4月间韩菁清在上海衡山宾馆跟我握别时的话音，仿佛还在我的耳畔回响：“过了盛暑之后，到上海来过中秋节。”那时，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健。
台湾报道所称韩菁清六十六岁是不确切的。其实，她只六十三岁。女人的年岁通常是个敏感问题，尤其是像她这样的女人。我在采访她的时候，不便于直截了当地问她。我记得，她曾说过她命苦，因为她属羊——女孩属羊命运乘戾；她又说自己的生日是重阳节。据此，我就算出了她的准确的生日；属羊，意味着生于辛未年，用万年历算出辛未年9月初九，亦即公元1931年10月19日。
她听罢，哈哈大笑，说是我头一回查清了她的“年龄秘密”，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公历生日——她向来是在重阳节过生日。从此，她除了在重阳节过生日外，每逢10月19日也要过一回生日，而且笑称这是“叶永烈用他的‘科学怪脑’给我算出来的生日”！
我深为她的猝逝而痛惜。我赶紧拨通她在大陆的亲属的电话，他们居然都还不知道她的去世。我又连忙写了报道，传真到上海《新民晚报》，当天就登出了她在台北病逝的消息。
我写《傅雷画传》（1）
一本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集，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印行了一百多万册。
这本书的封面，出自名家之手：蓝色的封面上，画了一支洁白的羽毛笔。
蓝色象征海洋，表示家书穿洋渡海；白色表示不俗，象征作者高洁的品格。
羽毛笔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象征翻译家——因为作者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所译的大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法国作家是用羽毛笔写作的；二是象征家书——鸡毛信。
哦，那支羽毛笔，仿佛飘飘欲飞，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翔、飞翔……
这本家书集，就是《傅雷家书》。
封面的设计者是著名画家、曾经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工艺美术家庞薰琹，傅雷的好友。
傅雷，他把毕生的时间，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五百万言。他把手中的笔，化为一座架在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这座文学桥梁，永存于人世。
至于《傅雷家书》，却是傅雷生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出版的书。然而，如今傅雷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傅雷家书》。《傅雷家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傅雷的译著。
为什么一本家书集，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生于艰难，死于危世。傅雷的一生，历处逆境。他的这些家书，在写作时只是与儿子作纸上倾谈，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它是傅雷思想的真实流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纯真的心灵。《傅雷家书》的巨大魅力，正是在于傅雷高尚的人格力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以说是傅雷品格的生动写照。他非常喜欢这两句诗。 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原作全文是：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原意是说，人的生命不满百岁，可是常常为身后的事忧愁不已。既然人生短暂，又昼短夜长，何不持烛夜游，及时行乐呢？原诗的意思是消极的、颓废的。
但是，傅雷先生截取了前两句，含义就大不相同。1963年7月22日，他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
1985年5月27日，我在上海采访傅聪时，他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他的父亲的特点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聪说，父亲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的人，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父亲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父亲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傅聪还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写《傅雷画传》（2）
《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忧国之书，忧民之书。尽管傅雷受极左路线*，不得不终日蜗居，与世隔绝，但是他的心是博大无涯的，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哀乐相连。
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我曾说，我作为上海作家，向来很忌讳写上海作家。傅雷与戴厚英是两个例外。傅雷与戴厚英都是命运乖戾、受尽“左”的压迫而死于非命的上海作家。我多次采访戴厚英本人，为戴厚英写下了纪实长篇《非命》。
我关注傅雷，最初是从关注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音乐界的“两聪”——马思聪和傅聪。这两“聪”都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我为内心痛楚、客死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写下了纪实长篇《风雨琴声——马思聪传》。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关注。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1980年发表于《福建文学》杂志。
我采访了傅聪，又采访了傅敏。我的视线转向他们的父亲傅雷。我采访的范围逐步扩大，内中包括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月英（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许多好友：著名作家柯灵、楼适夷，数学家雷垣教授，翻译家周煦良教授，声学家林俊卿教授，音乐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译家严大椿教授，法学家裘劭恒教授，傅雷干女儿、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傅聪的好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钢琴家史大正，上海音乐学院吴乐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铎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钧女士给我很大帮助，给我看了*中央总书记*对傅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