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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那位读者的回忆，使我得知《漫话中国》一书的出版信息。
我期待着这本失而复得的图书《漫话中国》，早日在新世纪重新出版。
我的书房引起档案界的关注
我的书房，并不仅仅是藏书、读书、写书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个规模不小、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私家档案馆”，引起了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2005年12月1日，我应邀在上海中山东二路9号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10楼报告厅，作讲座《纪实文学创作与档案》。这一讲座，被列为上海“东方讲坛”专题讲座之一。
我的“私家档案馆”甚至还引起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月刊的兴趣。这家杂志的主编和记者一起访问我的书房，写了报道《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
一段众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一份档案的披露而改写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界人物档案在“铁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寻觅到了；一个收藏量大、品种多、拥有专业装具和全套信息化装备的“家庭档案馆”静悄悄地形成了。
这些事情有，但不经常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档案”有关，就有些令人称奇了。这个人就是叶永烈――一个人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作家。
这篇《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报道称我的“私家档案馆”里“馆藏丰富”：
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
毋庸置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档案馆，馆长姓叶。
《中国档案》月刊的报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档案馆”的部分藏品：
在作家眼里，档案除了可以印证历史外，还有其他价值吗？“档案也可以提供最真实的材料”，叶永烈这样回答。
他表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对材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纯文学创作，档案材料也是有作用的。任何作品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场景和人物，档案提供了最真实的材料。但问题是，档案的真实性是需要有当事人印证的，而几十年后，一些当事人将不存在了。因此，档案的及时开放就变得很重要了。
现在的档案利用存在哪些问题呢？作家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绪却很乐意地流向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量档案还散存、散失在众多基层单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档案工作现状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作家叶永烈利用档案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自传，但他还来不及惊喜。那时，档案虽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触，可是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复印，但这样的利用规定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很快，他发觉这绝对不是一种省力的好办法。办法还有一个：抄！自此，他经常早上六点就离开位于西区的家，前往东北角上的纺织厂抄档案。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如今，这份大事记就摆在作家的眼前。叶永烈二话不说，抄，还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就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一定在档案馆”，叶永烈不无得意地说道，随即他信手拈来几例，推介他的馆藏珍品。
胡乔木在*时期的“起居录”。其中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细节之具体令人称奇。没人会想到这是出自于胡乔木警卫人员之手，更没人会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因为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安亭事件”中张春桥与王洪文的谈判材料。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少，但多数人没见过原件。
但叶永烈见过，不但见过，还翻拍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谈判材料上有张春桥的签字。这份珍贵材料可以在叶永烈撰写的《江青画传》中见到。
傅雷的“闲散劳动力调查表”。这是日前发现的唯一一份有关傅雷的人事档案。要知道当时傅雷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就意味没有档案。
随着“四人帮”的审判结束，大批“两案档案”被集中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档案得到了妥善保管，可是“现在要利用档案太困难了”。作家不无忧虑的如是说。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1）
我的档案收藏最初始于“收藏自己”。
前面叙及，在1951年，十一岁的我在《浙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那天的报纸，而且保存着编辑当时写给我的信以及信封。尽管信末只盖了一个长方形的公章，没有留名，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凭借那封信的笔迹，找到了我的恩师——当年的编辑、老作家杨奔。
其实，那封半个多世纪前的编辑来信，仅仅是我众多的“收藏自己”的藏品之一。
我的最早的收藏品，该算是194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那年我六岁。这张标明“一上年级学生叶永烈”的成绩报告单上，虽然写着“品性优”、“体格优”，但是却写着“作文40分”，旁边盖着蓝印“不及格”！此外，“读书”也不及格，也是40分！
这表明我当年并非神童，而是从两门不及格开始起跑的。
成绩报告单上印着我的母校的全称——“永嘉县南市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这所小学曾叫康乐小学──因为在这所小学旁边有条街叫“康乐坊”，所以用“康乐”来命名。在解放后，这所小学改名为“温州市立第九小学”。现在名为“温州瓦市小学”； 因为学校坐落在瓦市殿巷。如今的温州瓦市小学里，都没有当年的“永嘉县南市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时的成绩报告单。后来，我把当年的成绩报告单复印送给母校的时候，老师们非常高兴，放到校史陈列室去保管。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上，还可以“考证”出来，当时的校长是张亮，教导主任是徐则中。一年级的“级任”──也就是现今的“班主任”，是一位女教师，叫范克荣。因为成绩报告单上都印着他们的姓名，还盖着他们的图章。这对于母校研究校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档案。
那张成绩报告单还显示，当时的课程只有四门，即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国语又细分为：说话、读书、作文、写字。
我家当时在温州市中心的铁井栏，大约步行十来分钟，便到达这所小学。一进这所小学，便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滑梯，有水池。正面是一幢教室大楼。大楼底层正中，是大礼堂。穿过教室大楼，后面是大操场。
在范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我闹了笑话：上完第一课，同学们都出去玩了，唯独我仍端坐在座位上！因为父亲关照我上课要仔细听，过分“认真”的我连下课了都不敢离开座位。
范老师善歌善舞，很和气。她常常一边弹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
母校的老师从我那张成绩报告单上得知，范克荣老师是我一年级时的“级任”，告诉我好消息：范克荣老师仍然健在。
2006年秋日，我从上海回到故乡温州时，高兴地见到了范克荣老师。当时的《温州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2）
在老人节来临之际，10月27日上午，温籍著名作家叶永烈特地来到了母校温州瓦市小学，在学校的悉心安排下，他第一次拜访了自己孩提时的班主任、80岁高龄的范克荣老人。60年前，叶永烈在瓦市小学就读一年级，当时年仅20岁的范克荣老师担任他的班主任，教音乐。60年后，师生又相见，叶永烈乐了，而范克荣老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的成绩报告单是一个来月发一次的，叫做“学月成绩报告单”，光是“一上”就有三张“学月成绩报告单”以及学期结束时的成绩报告单。在“一上”结束时，我的作文成绩已经升到“60分”，总算及格了。
令友人们称羡不已的是，我居然收藏着从小学“一上”到高三毕业时的几乎全部成绩报告单！
闲时翻看装订成册的成绩报告单，我倒并不太在意学习成绩的逐年进步，而是喜欢当年“级任”（也就是如今的班主任）的评语。比如，我小学“二上”的评语是“喜讲闲话懒肯用功”，“二下”的评语是“天资聪颖惜懒用功”，“三上”的评语是“富有发表的能力”，“三下”的评语是“发表能力特长”……“初一上”的评语中有一句“今后课外书应以不妨碍正课为原则”。
令我惊讶的是，我的“高二上”评语说：“学习认真，肯坚持，有研究精神，富幻想，记忆力与理解力也强，成绩优良”。大约是这“富幻想”三个字，促成我后来写了几百万字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的“高三上”评语说：“学习一贯认真，且成绩也佳，对历史方面特有兴趣”。我如今创作了上千万字*党史纪实文学，大约正是印证了这句“对历史方面特有兴趣”。
其实，这些特殊的收藏品，最初并不是我收藏的，而是父亲替我收藏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告诉我，凡是有保存价值的文件，一定要好好保管。受父亲影响，我慢慢养成收藏的习惯。我收藏了中学时代我的诸多借书证，收藏了小学五年级参加美术比赛得奖的奖品，收藏了中学时代的作文，收藏了印着“报名号175517”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连同信封）……
2004年春节，表兄曾衍霖教授来访前，在电话中说要送给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至于这礼物是什么，他“卖关子”，没说。
他来了，坐定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帧发黄的二寸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理着小分头，穿短袖白衬衫，居然系着一根小小的领带，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他蹲在那里，跟前是一辆玩具轿车。背景是一个地球，上面写着“吾友摄影”。显然，这是在一家名叫“吾友”的照相馆里拍摄的。虽说照片年代久远，可是却很清晰。
这老照片上的小男孩是谁？连我也不认识。然而，看了照片背面用毛笔写的说明词，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笔迹。他写道：“永烈周岁纪念”。
原来，是我周岁时拍的照片！在这之前，我收藏的自己的最早的照片，是四岁时的照片。这一回，能够得到自己周岁时的照片，当然是“最珍贵的礼物”。
表兄说，前些日子在家中整理旧照片，发现此照。
表兄的母亲是我的母亲的姐姐，这照片显然是我的父母当时送给我的舅舅、舅母的。
表兄又说，倘若不是姨爹（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照片背后写上“永烈周岁纪念”，他认不出这小男孩是谁。
我细看照片背面，见到上面还写着“三○、农七、二六、”，这“三○”是指民国三十年，亦即1941年。“农七、二六、”是指农历7月26日，我的生日是农历7月27日，父亲选择“农七、二六、”给我拍周岁照，真是连一天都不差！
我在感谢表兄之余，非常佩服父亲的细心。
我能够收藏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得益于父亲的细心。是父亲把我的这些成绩报告单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