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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感谢表兄之余，非常佩服父亲的细心。
我能够收藏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得益于父亲的细心。是父亲把我的这些成绩报告单全部保存起来。如今，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未必能够把孩子成绩报告单全部保存，何况我的父亲有着五个子女。
如今，在我的书橱里，用一个文件夹，依照顺序存放着我的全部成绩报告单。
我十一岁时投稿，我所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也是父亲替我保存着；当时发表我的作品的报纸，同样是父亲为我保存。如今，我能够拥有文学道路上最初的原始档案，多亏我有一位细心的父亲。
父亲这细心的品格，“遗传”给了我。我也还算细心。正因为这样，我的儿子、儿媳从国外回来，第一事就是把护照以及重要的证件交给我保管。在他们看来，交到我手中，如同放进了保险箱。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细心永远是需要的。不光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细心，干任何事业都需要细心。细心往往与耐心相随。有足够耐心的人，不怕烦的人，办事也就细心。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1）
临睡之前，我总是习惯地打开日记本，写好当天的日记。年年、月月、日日如此。即使出差，把厚厚的日记本带在身边深感不便，我也要在活页纸上逐日写好日记，回家后贴在日记本上。
后来，我改用电脑记日记，依然年年、月月、日日如此。
我的众多的日记，都保存在我的书房里。
日记有各式各样的写法。有人把日记写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有人记下“日有所思”写成随想录，而我的日记纯属工作记录——没有什么“文采”，几乎不涉及思想，这日记甚至可供任何人阅读。我的日记只是记述我每天的工作，诸如与谁会见、出席什么会议、写了什么文章、有谁来访，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我的日记是“大事记”式的。
长年累月记日记，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大方便。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旦写进日记，可以准确查明什么作品写于什么时候，可以了解自己一年内的写作进程。尤其是在写回忆往事的文章时，翻阅日记，可以使所涉及的日期、史实准确。
我在写作二百万字的自传体“人生三部曲”——第一部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二部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三部五十万字《用事实说话》（上、下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便得益于我的一本本日记。最近，我又完成一百五十万字的自传体“风波三部曲”——第一部五十万字《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部五十万字《现在可以说了》（已完成，将在香港出版）、第三部五十万字《树欲静而风不止》（已完成，将在香港出版），同样也得益于我的一本本日记。
我还养成了遇上重要事件随手而记的习惯。这些随手而记的文章，比日记要详细得多，在当时不见得可以发表。但是过了几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几年，当我要写及这些重要事件时，这些文章就显得格外珍贵，因为这些文章往往充满细节，富有现场感，远比日后凭借回忆所写的文章要准确得多。
我除了有一部“主日记”之外，还有几本“副日记”。“副日记”不是逐日都记，而是有感才记，而用笔调各不相同。
其一是《影视笔记》。每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分析它的影视技巧。我曾出版了《电影知识》、《电影的秘密》、《电影》等书，书中所举的影视例子，很多来自我的《影视笔记》。我写《影视笔记》不是面面俱到分析一部电影或电视片，而是记下感受最深的几点。我在电影制片厂当过十八年编导，所以很注意从影视技巧角度分析影视，如某句对话特别好，某个横格、推拉镜头用得好，某处音响效果好。当天看影视，当天写笔记。日积月累，成为很重要的电影业务参考资料。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2）
其二是《随想札记》。在生活中，有所观察，有所思索，有所得，随手记下。这种《随想札记》，成为我从事创作的素材仓库。例如，一位大学教师来我家，谈及目前该校评教授职称，有三种人：一种是“真教授”——有真才实学；一种是“争教授”——“争”而及之；一种是“赠教授”——即将退休的讲师，“赠”个副教授头街。我即记于《随想札记》，并写下我的感想。这样的所见、所闻、所思，稍纵即逝，一定要随手记下，半点也不可怠惰疏懒。
其三是旅途散文。我经常天南地北，四处奔波。每到一地，我总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感想，回家后整理成一篇篇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旅途旅履散文，也就是文学性的日记。改用电脑写作之后，我把旅途见闻不断“敲”进手提电脑。我一连出版了十几本“行走文学”的书，从历史、从文化的角度记述我的旅行见闻，内中有《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俄罗斯自由行》、《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中国自由行·东部卷》、《中国自由行·中西部卷》、《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多娇海南》、《我的台湾之旅》、《台湾新观察》等。
其四是《作品目录》。迄今，我在报纸、杂志上已发表五千多篇文章。每发表一篇，在《作品目录》上写明发表的年、月、日、刊名、篇名。这也是一种“日记”。虽然是“流水帐”式的，却必须随手记下。不然，日积月累，等到发表了数百、上千篇文章，再去整理目录，就很吃力，而且难免会有遗漏。我从十一岁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就开始建立作品目录，登记在案。
我还把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同样，关于我的报道、评论也多达千篇，也“记录在案”，并把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我出版的书的目录，起初记在一个本子上，逐本登记。后来，在电脑中建立了“叶永烈著作目录”，按照时间顺序登录了我的所有著作的目录。
我的被翻译成外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著作，我的获奖记录，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电视的作品，都逐个记下。
还是在1987年，上海师大中文系柳尚彭教授系统研究我的作品，他着手整理我的作品目录。我的《作品目录》是每天收到发表的文章时，有的文章发表在前但是收到在后，有的文章发表在后收到在前，因此在《作品目录》不完全严格地按照作品的发表日期顺序登记。所谓整理，就是严格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柳尚彭教授光是整理一下我的《作品目录》，就花费了一个暑假。
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系郭久麟教授要研究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我送给他一张自制的光盘，内中收入关于我的评论及报道便近百万字。
我的日记，确实与众不同。我的“主日记”与“副日记”已形成了“日记群”。
我的创作任务甚重，每天只是在子夜时分，抽出几分钟，随手记下几笔。多少年来，我已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因为日记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绝版”的手稿库（1）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刚从我家取走一批手稿，上海作家协会的朋友接踵而来，又是前来“瞄准”我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具有收藏与研究的双重价值。当今，鲁迅的一页手稿或者郭沫若一封书信的价格都不是万元所能打发的。收藏家正在市场上以高价收购作家手稿，就连一位名作家向居委会打的一张收据也成的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研究作家的手稿，可以悟明作家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把手稿与出版的作品相对照，可以查明多少地方作了修改、怎样修改。
如今手稿愈发被看重，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正在走向“消亡”。自从采用电脑写作以来，虽然软盘、光盘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电子化的“手稿”，然而这样的“手稿”无人问津。研究者、收藏者所看重的，是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文“稿”。
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我想，把“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三性”搬来形容正在走向消亡的作家的手稿，倒是最恰当不过了！
为了捐赠手稿，我打开书房里的两个大柜，里面堆满了我当年“爬格子”留下的产物——手稿。倘若从地面往上摞，足足可以堆到天花板。我能够保存这么多手稿，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在出书之后退还的原稿之外，还在于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第一本书，就养成了留存“拷贝”的习惯——写稿时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寄书稿时万一丢失，不至于“全军覆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书稿在邮寄时丢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在出书的过程中，编辑总要作些删改，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手稿。当年，我买方格稿纸、复写纸以及圆珠笔，都是整箱、整盒、整打地买。我每写完一部新书，妻就用鞋匠绱鞋的锥子把手稿装订起来，再把过期的挂历反过来糊作封面，整整齐齐加以保存。这样，年复一年，柜子里就堆满了手稿。
自从1992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之后，我就结束了“爬格子”的岁月，跟方格稿纸“拜拜”。从此，我再也没有手稿，只有软盘——先是用那大饼大小的五寸盘，后来用烧饼大小的三寸盘。我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如今我的电脑安装了刻录机，书稿刻在薄薄的、银光锃亮的光盘上。我向出版社交稿，把书稿放在“伊妹儿”里发过去就行。我兼作家与排字工人于一身。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再也不必排字，而只须排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绝版”的手稿库（2）
在电脑面前，我变得“谦虚”多了，因为我半个多世纪所创作的作品，只消一张DVD光盘就全部装了进去，还绰绰有余！倘若“化”为手稿，堆起来像座小山。采用电脑写作，不仅节省了诸多“住房面积”，而且采用“搜索”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可以从电脑中调出任何一篇文稿……
我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一，是“残缺”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的手稿。全书共十二章，而手稿只有第一章至第三章。后九章之所以没有手稿，是因为用电脑写作的。
当我写完这部长篇的前三章时，正好刚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从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前三章，成为我最后的一部手稿。此后，我的上千万字的新著，全部用电脑写作，再也没有手稿。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尽管是一部“残缺”的手稿，却格外珍贵，见证着我与手写如何“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页空白的方格稿纸！
细细检阅自己那些久违了的手稿，内中有两部手稿，我实在舍不得捐赠：
一部是我1959年暑假写出的平生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原稿，不是写在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横条练习本上。
另一部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写于1961年。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北京不仅吃的是发黄的窝窝头，连从市场上买到的方格稿纸也是发黄、发黑的。我写在这些粗劣稿纸上的小说，却洋溢着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憧憬。
面对一大堆“过去式”的手稿，那一个又一个从我的笔下写出的方块字，仿佛凝固着我的生命。然而，我除了历史的沧桑感之外，毫无留恋感。用电脑代替手写，是一大进步，正如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一样。
在我看来，作家与画家不同，作家的作品最终是以书本上的印刷体汉字与读者见面，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写作无关，而画家则必定是把“挥毫”的结果直接印在书刊上。我庆幸赶上了作家“大换笔”的岁月，电脑大大降低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写作速度，使我如虎添翼。我属于“转型期”的作家：前半生用笔写作，后半生用电脑写作。如今，大批的年轻作家恐怕再也没有经历我这样的“转型”，再也没有手写与电脑写作的比较感，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