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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府不容易把软弱且不效忠的人民组织成强国，而政府又很想领导强国。人民必须被鼓励去变得强大且能够达到目标，但必须在限度内——这是德川式的做法。他们刚得到解放的精力必须加以统制。
民族主义是一个理念上的肇因，它巧妙地与国家认同感的复苏以及因外国威胁的重返而触发的危机相结合，而立基于德川时代的国学之上。靠着诸如标语等方法，它容易在民众之间传播。强大起来，建立强国！使你自己的成功成为国家的成功！强大起来且向西方人显示日本是不可以玩弄的国家！口号不仅是“赶上，超越”，而且是“富国强兵” 。当时流行的是“刻苦奋斗”。
民族主义不仅需要口号，也需要象征。对于其权力由天皇予以合法化的那些人，这也十分方便，因为天皇本人能够成为主要象征。对天皇的支持意味着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他的拥护者。
在一个这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竞争的时代，管制人民的思想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论动机有多么好，少数几个坚决的诽谤者就可能制造问题。一个主要工具是教化，但有些讽刺的是，这被当时日本少数几个真正的长处之一（高识字率与教育）所妨碍。牺牲这一长处是很可惜的。事实上，这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基础。
答案是明确的。教育本身必须加以控制，人民的阅读物必须加以管制，更好的是，在写作时就加以监控。控制下的教育将意味着，随着时间人们的整个世界观（人们如何领悟人生）随时可以被控制。
1872年，政府宣布全民教育是追求的一个目标。至1879年，全国将近2/3的男童与1/4的女童正接受至少小学水平的教育。起初，许多学校教材是西方学校教材的译本，因而学生因此有机会接触诸如平等主义与个人权利等理念。
指出这种教育不合需要的正是天皇。1878年他巡视本州时，得到的结论是西化已走过头且牺牲了诸如孝顺等价值观。此后，在御师儒者元田永孚（1818～1891）的指导下，教育将加强重视适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儒学与民族主义／神道价值。国家在教材的选择上逐渐发挥影响力，到明治结束时，国家在这方面获得了全面的控制。在今日日本，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学校教科书仍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教材里的西方英雄被儒家道德人物所取代，诸如勤勉的二宫尊德（1757～1856，又名金次郎）。日本国旗开始出现在每一种教材的每一章前面。学校###开始唱宣扬道德的歌曲。
在某些方面，日本也与英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课堂里宣扬民族主义。但日本在教育上更进一步，严厉控制学生的世界观。重要的一项举动是1890年10月发布《教育敕语》，它实际上主要由元田永孚与山县有朋草拟（8年前的1882年，山县曾负责起草《军人敕谕》，这敕谕后来成为1890年《教育敕语》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强调效忠天皇的重要性）。《教育敕语》是给整个社会的一项讯息，其对象不限于学校里的学生：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之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此。
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斯之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之俱所遵守，通古今不谬之，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庶几一咸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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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2）
所有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而在重要场合，《教育敕语》被大声宣读。并非所有民众都欣然接受，尤其是教师们；而它所代表的国家团结之路也不完全平稳。但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逐渐较稳固地被确立。
当代年轻人因此被教导要勤勉，要有礼貌，要献身公益，要服务国家与天皇。《教育敕语》的神道价值将天皇与国家合而为一，把这一结合当成跟生命本身的起源完全一样。其儒家价值把天皇当作仁慈的父辈人物，并且也协助提倡日本以前未常常出现的对家庭的尊敬。和谐始于家中。
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而《教育敕语》强调神道，似乎违反了这一规定（儒学不是问题，因为儒学没有神祇，它与其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政府对此进行辨护，宣布神道是爱国表现，不是宗教，这就是“国家神道”。
《教育敕语》对于外国威胁并未使用危言耸听的措辞。它倒是给予人民民族主义的目的感，因为甚至于那些在商业上或在任何特定领域未能获得耀眼之成功的人，也能感觉他们因为忠实地服务天皇及其家国而有所成就。《教育敕语》没说这是日本人自从创世以来所做的吗？这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吗？侍奉天皇是真正的日本人。那是没被扩展给外国国民的特权，这暗示他们是次等人种。
在许多方面，这是天皇合法性的加强，令人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教育敕语》与其他类似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日本的“现代神话”。它也使用古文，这绝非巧合，而我们又看见与大和奈良时代相似的一个例子。
明治政府从日本古代领导人那里重新学习教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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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1）
不管自助运动如何为国家利益的目的被利用，它对于新政府仍是潜在问题。它鼓励人权与民主的思想，这些是日本史上未曾听说过的思想。如此的思想可能在政府统合全国事务上造成妨碍。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显然似乎珍惜这些理念。政治上，日本至少跟着做，这将对日本有帮助。西方国家较倾向于认真看待一个信奉他们自己的政治原理的国家。这有助于加速修订不平等条约，这一个目标已成为日本现代化成功与被世界列强所接受的一个象征。显然，如同其伙伴自助运动一样，民主应该提倡，但必须受到控制且在限度内。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同样是个潜在麻烦。明治政府知道，西方人认为基督教与民主是密切关联的，而他们甚至倾向于从一个国家对基督教所持的态度来评估其文明程度。在某一个阶段，这看起来好像要成为一大问题。约6万名“隐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在维新前几年已出现，而有些武士甚至改宗信耶稣了。新政府在1868年有点儿恐慌地重申基督教禁令，但西方列强提出抗议，禁令在1873年被解除。津田真道等社会评论家甚至建议官方采纳基督教将可能对日本有帮助，因为它是西方列强的宗教。
但对新政权幸运的是，威胁没出现。基督教没风行起来，从未有超过全国人口1％的日本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即使当它对有潜在影响力的日本人有吸引力时，也往往被大和化了，即被改变成较有弹性且强调诸如责任与努力工作等价值观。
内村鉴三（1861～1930）是一个主要例子。他轻视宗派的理念，而他也是一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必须建立不受西方影响玷污的日本基督教。今日日本人流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婚礼，占将近全国半数，但这只是特殊化的社会风尚，不可与真正的基督教相混淆。
很快日本能够向西方宣布，日本很高兴欢迎基督教，因为日本知道基督教不会真正成为问题。
较有问题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从事“自由民权运动”的非基督徒。自由主义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留学法国，深受卢梭与英法自由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其诸多著作倡导民权。至1880年，日本已有大约150个民权组织。翌年，自由党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主要政党。而仅仅一年后，第二个主要政党立宪改进党成立，呼吁制定英国式宪法与议会。从这时起直到今日，日本政党将频繁地成立、解散、重新组党以及改名，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
民权运动人士也没忘记政府在1868年答应尽早建立国会的承诺。19世纪70年代结束时，“国会期成同盟”声称代表全国约13万会员。不仅从政治主题的小说的风行，也从无数国内产生的要求制定适当的新宪法的建议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对政治感兴趣。
小说主人公大多是世界史上成功的政治人物，而其主题大多是他们如何获致成功的政治过程。关于“国产”宪法，许多乡村议会提出他们拟定的宪法草案。
民主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它无疑包含着真正希望建立较民主形态政府的成分。这一成分之中有些是受到崇高理想与梦想的驱策，同时也包含对政府领导人士不满的成分，因为他们以天皇的名义垄断权力，是一个寡头政权。对比之下，后者之中有些是受到自利与务实主义的驱策。两个主要政党的创立人——板垣退助与大隈重信，曾经是政府成员，但两人都不是来自萨摩藩或长州藩，且两人的动机之中都包含有个人野心与不满。板垣是因为“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政府官员之一。大隈是伊藤博文的有名的对手，但他的名声被伊藤掩盖。
寡头执政者对这种种讯息不是没听见，就是完全不表同情。他们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民主是一种必要的表象。这样做有其政治价值，因为西方列强将因此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反政府情绪。但它必须在控制的步伐下且在某种限度内付诸施行——理想的情况是，外表有这么一回事，但不一定有多少实质，这是自古以来日本人的做法。它必须是符合寡头执政者的条件的民主，一种“威权的民主”。
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2）
处理自我矛盾不是容易的工作，而它不是始终顺利地进行的。但在日本人融合冲突成分的能力以及德川时代“限度内的自由”的协助下，某一种平衡最终被达成，这种平衡往往有着压抑与自由主义共存的形态。
1875年，政府提出抑制言论自由的严苛法律。但同一年天皇再度承诺将成立国会，而政府同意成立参议院讨论立法，成立最高法院的前身，并举行地方长官会议。地方长官会议结束几年后，地方议会（町村会、府县会）选举规则得以颁布。地方议会选举权受到限制，地方议会权力也受到限制。但在1879年3月首次开会的这些地方议会，是在西方世界以外成功运作的最早的“民选”政治机构。
1880年，另一项严苛、不民主的法律（《###结社条例》）被通过。该法律限制公共###，并明令诸如警察、教员、学生及军人等职业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参与政治。但就在该法律发布不久后，政府允许两个主要政党成立。而1881年伊藤再度承诺将成立国会并制定新宪法，这次他特别指出期限——10年内。
尽管民众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提议，但宪法不会由民众制定，这是威权民主的标准表现。伊藤获得天皇授权，由他本人草拟宪法。
假如必须有宪法，伊藤想要德意志／普鲁士式的宪法，不是大隈想要的英国式宪法。普鲁士式的宪法将使天皇（或他的策士）保有大权，并限制政党参加内阁。德国影响力已经在山县有朋控制的军方占优势，也将在法制上占优势。
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从1878年起被日本采纳。在指挥事务上，参谋长仅对最高统帅的天皇负责，不对政府或陆军部长负责。法制起先倾向于采用法国模式，但后来逐渐由德国模式取代。1896年公布的法典以德国模式占优势。
政府领导人士普遍是亲德国，而不是一般认为的亲英国。
为了这一目的，伊藤翌年赴欧洲考察各式各样的宪法，证实他对普鲁士模式的偏爱，而在他返回日本后，他跟若干专属的德国顾问草拟宪法。草拟宪法工作相当缓慢，照伊藤选择的步调进行。这样使他有时间设下安全措施，以平衡危险的民主实验。1884年大幅度修正的华族令采取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世袭制度，而贵族院议员由华族中选任。伊藤本人最后获得最高阶的公爵。1885年，废止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度，内阁部长大多是那些寡头执政者。伊藤本人出任首相，是日本史上出任这种西式职位的第一人。然后，当宪法草案在1888年4月完成时，伊藤迅速成立超内阁的枢密院，以审议宪法并代表天皇批准宪法。他辞去首相职务，以便他本人能主持枢密院并确保他的宪法草案被批准。
宪法在1889年2月11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