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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珍珠港事件”的著作非常丰富，而对事件的解释也各式各样。大抵修正论的观点倾向于“阴谋论”或“隐瞒论”，且倾向在战后几年达到顶点，他们包括约翰·福林（John Flynn）、乔治·摩根斯坦（George Morgenster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劳勃·席欧巴德（Robert Theobald）、哈斯本·金莫（Husband Kimmel）。有关后来的修正论例子，见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1992年4月5日“观察时代”（Timewatch）节目录像“珍珠港的牺牲”。反对修正论者的人包括撒母耳·摩里森（Samuel Morison）、劳勃塔·沃尔史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哥登·普朗治（Gordon Prange）、亨利·克洛森与布鲁斯·李（Henry Clausen and Bruc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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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2）
当然，关于这次偷袭事先无疑有许多警告征候，包括密码拦截、雷达信号、目击以及不仅美国情报员获得的情报，也有诸如荷兰等其他国家给美国的情报。主要问题是，这些警告当时是否被认真看待。当时，可能被预期多少能认识日本及其军事能力的驻东京美国大使馆的一名海军武官，正谈论“在24小时内打垮日本”。海军里有许多人正谈论要在参加大西洋战役前“打倒这个黄皮肤的小弟”。这样的态度不足以认真看待日本的军事威胁以至密切注意所有的征兆。无疑，美国人的确骄矜自满。
另一方面，有另一件可确定的事：确实渴望一战的人（包括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因“珍珠港事件”而得以让他们的愿望获得实现。日本可能给予美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重的一击，但至少战斗已开始了。不管背景如何，事实仍然是“珍珠港事件”有效地克服了不干预主义，并把美国拖进对德战争中，因而帮助了英国，这正是丘吉尔非常想要的。罗斯福本人后来告诉丘吉尔与斯大林，倘若不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他将很难把美国人带入战争中。但这是对目标完成的满意表达还是仅仅是事实陈述？这是有关“珍珠港事件”的无止境的、错综复杂的争论的暧昧性质的典型范例。虽然这一争论对于那些对日本有兴趣的人是迷人的、有意义的，而对于专攻美国政策的史家仍然是一个主要关切点。
从日本观点来看，事实是他们现在正与美国交战。尽管在日本有人批评仅出动两波攻击是不够的，人们仍热烈庆祝，包括皇宫里的人。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早期阶段获得一连串胜利，欢乐气氛也随之而来。
“珍珠港事件”发生仅几小时后，美国在菲律宾的空军受到日军攻击而严重受损。在一星期内，泰国在外交上屈服而被日军占领。马来亚外海的英国小舰队受到重创而瘫痪，使日军能在这一地区推进。关岛在12月11日沦陷，若干其他太平洋岛屿在其后两个月沦陷。香港在12月25日被占领。婆罗洲在翌年1月19日投降。2月15日，日军出人意料地从陆地攻击新加坡后，新加坡无条件投降，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糟且士气最低落的时刻之一。新加坡被大多数英国人视为难以攻陷并且拥有约7万战斗人员，是攻击新加坡的日军人数的两倍以上。到2月底，苏门答腊、帝汶与峇里也陷落了。巴塔维亚（雅加达）在3月6日投降。3月8日，仰光陷落。3月9日，爪哇陷落。在菲律宾，马尼拉于1942年1月2日陷落，但巴坦岛支撑至4月初，而哥瑞吉多岛（Corregidor Island）支撑至5月7日。3月，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奉华盛顿方面命令，离开在菲律宾的基地前往澳大利亚。他的名言“我会回来”（I shall return）成为太平洋地区盟军的激励口号。
日军的初期成功，部分是因为盟国在欧洲被占领，但一大部分也因为日军攻击的强度。这是出乎盟军意料之外的。丘吉尔评论新加坡的沦陷说：“日军的猛烈、技巧与力量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的。”很多人同意他的看法。西方人严重低估日本，这包括日本的西方盟国。希特勒尤其因为劣等人种（德文，Untermenschen）日本人部队在新加坡轻易打败白人部队而感到不安。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日本人的强度是强在他们的精神。他们感觉他们的力量比受到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削弱的西方人还要大。这精神力量包括战斗至死的决心。例如，在1943年5月盟军反攻阿留申群岛成功的战役中，日军有2351人丧生，仅有28人投降。这84∶1的死亡对投降的比率，对于日军来说很常见。它甚至于被某些个案所超越，例如北缅甸战役的死亡对投降比率是120∶1，并且被俘虏的日军不是受伤就是昏迷或失去战斗能力。这跟盟军一死四投降的比率形成强烈对比——几百倍的差别，盟军的这一比例被集体投降的事例大幅拉高，诸如在新加坡的英军。
但是如后来的口述故事所显示，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准备战斗至死。有些人确实投降了，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阶段，虽然到那时许多人感觉难以这样做，因为任何一方都仅捕获很少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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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3）
日军“有计划且纪律良好”的投降的一个例子是，42名日军（是俘虏他们的澳大利亚部队人数的两倍以上）1945年5月3日在新几内亚沃姆格勒投降。据作为审问员兼译员的Thompson指出，这批人的投降是例外情况。
但整体来说，大多数日军宁愿战死不愿投降。当然，许多人被教导去相信为国牺牲个人生命是对天皇─神的终极服务，个人存在的目的与终极净化。口述故事再度显示这种死亡愿望的程度，而死亡愿望有时使那些企图为此牺牲但未能如愿的人感到极度痛苦。
例如由横田宽口述的题为“志愿者”的故事。横田是自杀飞行员，但因诸如机械故障等问题而壮志未酬。他说：“俗话说：‘武士道是找地方死。’那是我们的热望，我们怀抱多年的梦想。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我很高兴生为男人，一个日本男人。”他是众多高估死亡在传统武士道之中的角色的人之一。他也提到羡慕那些被挑选从事自杀飞行使命的人，提到那些像他这样
中途返航而受到鞭笞的人，即使中途返航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他的痛苦持续至战争结束很多年后。
一直到最后，盟军从未确定日本民族不会“一亿玉碎”（有如宝石的一亿人自我毁灭）毁灭自己而不愿投降。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战斗至死符合光荣的武士传统，但很少人了解那传统的观点是如何被理想化了。
从一个较不光彩的角度，许多日本人也十分相信，假如被俘，他们将被敌人残酷地折磨，而死亡将比较不痛苦。甚至于那些没受到教化或折磨威胁所左右的人，仍宁愿死亡，因为他们认为投降将为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家属带来羞耻与烦恼。那些在战争结束时仍活着但被俘的人，宁愿家人以为他们阵亡了，这跟盟军战俘形成强烈对比，后者必定要求通知他们的家属他们仍活着的事实。
真正且完美的战士战斗至死的信念被理想化，使日军残酷对待那些未能如此的盟军战俘。日军虐待盟军战俘是出名的。日本战俘营的盟军战俘死亡率是30％左右，而德国与意大利战俘营的战俘死亡率不到5％。但假如日本人被认为玷污名誉或不纯净，日本人也用几乎同样的残酷对待他们自己人。
不名誉的理念也跟不完美与不纯净有关。对纯净的关切有时也使日本人残酷无情地对待他们认为不纯净的任何人，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这可能是一个罪犯，或一个生病或受伤的士兵。
那些被分配至战俘营工作的人，通常属于这一类，因为真正的战士跟诸如俘虏等“不适合的人”不相往来。他们苦恼、厌恶自己被分派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他们对待战俘偏激的一个原因。
对盟军战俘的残酷因过去几十年日本人对西方的愤怒与不信任而恶化。对于视自己为优秀、不承认与日本人对等、但现在在战斗中显得较软弱的西方人，日本人也愈来愈蔑视他们。日本人为事物分等级的习性也应用于种族，而许多人不需要《国体之本义》等的教化来说服他们自己日本人是优秀的民族。作为种族，他们是纯净的，他们是完美的。次级与不纯粹的人不值得尊敬——即使他们不是俘虏，正如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之中许多国家所发现的。
当然，也总是有虐待狂，他们积极地沉溺于屠杀、折磨的战争机会，并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所有的交战国都有虐待狂，日本当然不例外。有时日本似乎甚至鼓励如此行为，作为磨炼部队的一种手段。例如由宇野信太郎口述的题为“间谍与土匪”的故事。自认是砍头艺术行家的宇野，以屠杀与折磨的能力自豪。他和他的一些上司视这为教育其部队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有点儿讽刺的是，日军战斗强度与初期胜利的轻易获得反而对他们不利。轻易获胜给他们一种虚假的无敌感，并因此打消先前计划的快速打击然后和谈的构想。他们的残酷激起盟军的战斗精神，也使盟军不太可能以有利于日本的条件接受停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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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4）
早在1942年4月18日杜利特空袭（Doolittle Raid）时，日本的不败战绩已受到打击。这是从远离日本海岸的航空母舰起飞并由詹姆士·杜利特（James Doolittle）上校指挥的16架美国B25轰炸机的空袭东京行动。这次日本冷不防被袭。日本还没有人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B25轰炸机就开始进行轰炸了，而令日本人关切与困窘的是，这些轰炸机没有一架被防空炮火击中。所有飞机都飞至中国降落，在中国降落时有8名飞行员被日军逮捕。其中3人被视为恐怖分子处死，导致德国向盟国日本抗议处死这些人而立下令人不快的先例。其他人在日本的生化战实验中作为实验人体被活体解剖。
生化实验大多在满洲平房地方进行，由石井四郎少校（后来晋升将军，1892～1959）领导的七三一部队主其事。早自1932年起，战俘与包括妇孺在内的敌国平民被使用为活的实验对象，叫做“丸太”（原木）。有时整个村落被感染瘟疫细菌或类似的东西。从事实验的人包括日本平民，他们似乎已习惯于这工作。
尽管有各种计划与尝试，生化武器似乎都没有实际被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来对付盟军，但日军广泛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中国人。日本正规军本身似乎对这些战术或实验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而至少有1万日军成为自己国家的细菌战的意外受害者。
不到一个月后的1942年5月7～8日的珊瑚海战役，是对日军士气的一次较严重的打击。这一行动粉碎了日军入侵新几内亚莫瑞斯比港的计划。日军也失去了一艘航空母舰，还有一艘航空母舰严重受损。美方实际上受到较大的损害，但这次战役是日军攻势在太平洋首次受阻。
6月4～6日的中途岛海战，对日军是一大打击——事实上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日本一直计划要占领夏威夷西方约1500公里的中途岛，作为战略基地。但其计划被盟军情报当局发现。跟珍珠港的情况不同，这次情报被有效使用。再度由南云指挥的日本舰队损失4艘航空母舰。日军同时还损失2000多名船员与1艘重型巡洋舰。
此后，尽管在亚洲大陆有若干次胜仗与进攻，从太平洋开始，日军的运气每况愈下。占领新卡勒多尼亚、裴济与萨摩亚的计划被放弃，占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构想也被放弃。至1943年初，日军被逐出新几内亚与瓜达卡纳尔（Guadalcanal）。日军在瓜达卡纳尔之役损失25000人，美军只损失1500人。
在1943这一年，日本为缺乏资源所苦，而对若干亚洲国家，日本必须以较间接的控制取代直接控制。日本给其占领下的缅甸与菲律宾等国名义上的独立。日本强调其自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的解放者的角色，企图维持占领国之间的团结并以日本作为领袖。结果是“满洲国”、中国、泰国、缅甸、菲律宾及“自由印度”的傀儡统治者于1943年11月6日在东京发表《大东亚宣言》。这个宣言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并重申亚洲合作。这些国家的人民之中有许多人可能起先把日军当作解放者而表示欢迎。但事实上，至此阶段他们已因日军的残暴而感到极端幻灭。日军占领往往使当地居民的食物与其他资源被剥夺，而人员被强迫征召服劳役，有时甚至被船运至日本本土。
日本人本身也受制于资源限制与严厉的劳工动员法律。从1943年9月起，所有25岁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