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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商界曾对战争作贡献的所有人将被整肃免职。鼓励成立工会，而工会会员的权利会受到保护。
麦帅大致类似的理念以较夸张的方式表达。他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职位比喻为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及拿破仑：
我必须身兼经济学家、政治学者、工程师、工厂总经理、教员，甚至神学家。我必须重建一个几乎被战火完全摧毁的国家……日本已成为一项实验的全球最大实验室，将一个民族从极权军事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从内部进行政府自由化。显然这实验必须超过盟军的最初目的——摧毁日本再度发动战争的能力与惩罚战犯。
……我感觉我构想中的改革能够使日本跟上现代进步思想与行动的改革。首先摧毁军事力量、惩罚战犯、建立代议政府的结构、制定现代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允许妇女有选举权、释放###、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止警察的压迫、发展一个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从事教育自由化改革、打破政治权力的中央集权、政教分离……
为了恢复日本人的尊严与士气，他鼓励他们不要凡是日本的东西就放弃，而是“寻求把他们的最好与我们最好的融合起来”。
麦帅大多只是遵循华盛顿的命令，但并不能否定他的格外强大的作用。JCS1380/15本身虽然给他广泛的命令，有点儿矛盾地也证实其个人权力。这一指令对他作了清楚的陈述：“除了拥有对敌国进行军事占领者的传统权力外，你有权采取你认为适当的任何措施以实行《波茨坦宣言》。”有时他会运用这一个人权力。
解除军备是麦帅与华盛顿建立新日本之雄心勃勃的共同计划的第一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与海军在几个月内被遣散（当时的日本军队编制只有陆海军，但海军里有空军部队）日本被剥夺了以军事手段夺得的领土，这使得日本恢复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形势。当局采取措施开始遣返分散在亚洲各地的300万日军与相当数目的日本平民。占领当局下令日本支付赔偿给受害国。若干日本舰艇交给盟国，而其他战争装备与武器被摧毁，包括日本的核子加速器，这是优先工作但违反麦帅的愿望。在1946年与1948年之间，约70万人被审查，而被认为是“好战民族主义与侵略的积极拥护者”的约20万人被整肃免职。至少从规模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与麦帅自己的个人意见相左。
或许所有解除军备措施之中意义最深远的是，将日本著名的“放弃战争”条款加进盟军总部人员于1946年初草拟的新宪法之中。这条款由麦帅亲自插进新宪法之中，但不一定是由他撰写的，因为其确切来源仍不清楚。
许多西方评论家毫无保留地认定这一条款是麦帅写的，而今日日本许多人宁愿相信这是日本人写的。事实上，这是一个“推诿责任”的经典个案。麦帅写下这一条款并把它交给草拟新宪法的小组，这是无可争议的。小组的一名成员李察·普尔（Richard Poole）证实这一点，他认为这条款是麦帅本人写的。但在麦帅的回忆录中，麦帅否认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且硬说这是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提议的。接替币原出任首相的吉田茂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指出，麦帅向币原提议这一条款，不是麦帅所声称的币原向麦帅提议这一条款。西奥多·麦尼利（Theodore McNelly）提出下列可能性：这一条款可能来自币原，但那是对查尔斯·凯兹（Charles Kades）的提议的反应。凯兹是新宪法草拟小组的领导人，他对1928年反战的《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印象深刻。劳勃·华德使人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的一项有关战后日本的计划。这计划是休·波顿在1945年5月9日草拟的，它提到“现在存在的一项广泛共识：战后的日本不应被允许保留陆军、海军或空军”。虽然华盛顿的这项特别计划提到“战后”时期且不是一个永久的安排，并且可能没有特别传送给麦帅，1945年8月的一份早期文件SWNCC150/2倒是清楚地提到“完全且永久地解除日本的武装”。波顿本人认为“放弃战争的原则”是麦帅的主意，而后来他认为解除军备是他的国务院同事乔治·布雷克斯里（George Blakeslee）的主意。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我们也不应忘记，半个世纪前日本自己把朝鲜军队予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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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3）
这一条款（第九条）全文如下：
日本人民诚挚渴望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战争作为国家的一种主权并放弃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
为了完成前述这一段的目标，日本将永不维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潜能。国家交战权将不被认可。
惩罚战犯也是解除军备过程的一部分。在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举行而由新近成立的远东军事法庭（由所有11个战胜国派人员参与）主持的东京大审判中，25人因为诸如策划并引发战争等重罪（A级）受审。所有人都被判定犯下不同程度的罪，这有时被形容为“胜利者的司法”。包括东条英机将军与前首相广田弘毅（惟一非军人）在内的7人被判死刑并在后来被以绞刑处死。若干其他审判在其他地方举行，诸如新加坡、菲律宾及香港。在这些地方举行的审判之中，5000多名日本人被判定犯下诸如残酷对待战俘等较特定的罪（B级与C级），而约900人被处死。
从一开始在日本与海外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受审的人多少是替罪羊。许多可能被视为有过失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因为美国的伦理与法律禁止美国人从事生化战实验。
最引人争议的免予起诉案件是裕仁。这甚至使大多数日本人为难，不管他们因裕仁免于被起诉而多么如释重负。当然在美国、澳大利亚与其他盟国，有许多人认为裕仁应该受审，期待他被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
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
美国政府对裕仁的立场基本上是谨慎处理。美国并不真正想废除天皇制，因为天皇制在维持全国团结、维持全国士气以及使占领政策合法化方面都扮演着有用的角色。国务院的日本事务专家不是不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高等权威予以合法化才可以被接受。没有这样的合法化，混乱可能随之而来，让共产主义有机可乘。此外，有天皇在的话，国家行政机关较容易维持运作。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跟占领熟悉的宿敌德国不同（占领德国的工作远非建设性的，而且是更为破坏性的），在日本的占领军之中很少人有知识或信心去建立适合这些外国人的另一套行政机制。像休·波顿这样的日本事务专家在日本很少。
但关于裕仁本人，在政府圈内同情较少。许多人乐于看见裕仁被除去，以审判处死或逊位由新天皇继任。那可能甚至会使新的开端较容易些。毕竟，新时代传统上都有新天皇。许多日本人甚至认为裕仁至少应该逊位。
认为裕仁应该立即或在占领的早期阶段逊位的同时代人物包括，战前的最后一任首相近卫文麿亲王、战后首任首相东久迩稔彦亲王。赞成如此观点的后来的人物包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与小说家兼政治人物的石原慎太郎——两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麦帅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感觉裕仁不必亲自为任何过失负责。这可能是对事件的宽大解释，或许是故意这样做。
人们对于裕仁的战争责任有极大争议。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这是一个不应过度简化的问题。相关作品从批判性的至支持性的均有。现在许多论者抱持类似 Steven Large的观点，基本上是平衡但谨慎地同情的立场，认为裕仁是一个软弱的人，陷于他无法处理的太过强大的形势之中。他未能阻止他人犯罪，犯了不作为罪，不是作为罪。另一方面，Herbert Bix 的著作尤其提示一个较不同情的观点可能较适当。他特别列举裕仁积极参与事务的例子，诸如战略军事规划、促使在瓜达卡纳尔战役中部署空中军事力量。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4）
但在1946年1月致联席参谋长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帅强烈呼吁保留无辜的裕仁，他警告说，假如不如此，对于占领计划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他的意见被接受了。裕仁幸存了。他不仅免于受审及可能的处死，由于麦帅的努力，他甚至设法免于必须逊位。
这可能是麦帅想要的，但许多人因为这个令人不快的遗留问题而感到怀疑。这种不信任持续至今，尤其在曾于日本统治下受苦的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有进步意识的日本人之间。
裕仁可能保住其生命了，但他无法避免角色与形象的改变。他必须变成人民的象征，以情感的形式获得人民的接受与尊敬，而非对一位活神的愚蠢敬畏。根据华盛顿政策与麦帅本身对天皇是神的危险性认知，裕仁将被视为仅仅是凡人（这一政策似乎是早在1944年5月由休·波顿提出的，认为不应支持裕仁的神格）。这将大大减少在《教育敕语》与《国体之本义》之中所见的天皇制教化复活的危险性。就此意义来说，他的地位的改变是对抗任何军国主义复活可能性的进一步措施。依据相关措施，国家神道将被废除。当局将宣布神道是宗教，而宗教将与国家分开。日本国民将不再有将天皇视为神而加以崇拜的责任。
废除国家神道的神道指令，由盟军总部于1945年12月发布。同一个月，盟军总部也拟定《凡人宣言》，并由裕仁于1946年1月1日广播。根据官方说法，这是裕仁本人的意思，但这是可疑的。事实上，当裕仁看见草稿时，他对于必须放弃他的神明家系感到不安，他设法将这层意思改成放弃其作为活神的地位，这种改变很微妙但意味深长。了解到现在日本被迫接受民主，他确保《凡人宣言》以1868年的五条誓文起头，因而强调明治维新以来君主制与民主之间的连续性。无论如何，1946年元旦广播的《凡人宣言》的最后版本包括重要语句，诸如“天皇是神，而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且注定统治世界，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麦帅与华盛顿都很满意。
裕仁的凡人化与他作为人民的象征的角色，也将在几个月后发布的新宪法中被正式加强。新宪法将他的角色从绝对君主转变为“国家与人民团结的象征，其地位源自人民的意志，而主权在民”。
此后，尽管裕仁明显感觉不舒服，这里是人民天皇的他必须到全国各地旅行和民众见面。为了协助他在日本国内与海外被接受，盟军总部将他的个人形象设计为穿着宽松衣服、伯父形象的“无害老人”。通俗书刊与文章很快出现，强调其私生活与凡人性质以及他作为博物学者的学术成就。它们显示他是一个总是和人民在一起、爱好和平、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个被军方与其他邪恶人物误传的凡人天皇。重点被放在他挺身发言结束战争的勇气上。他没有逊位被当成关乎荣誉的问题，因为他正亲自带领人民渡过他本人决定接受的《波茨坦宣言》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后果。换言之，他受到公关专家的操纵甚至于超过他的祖父明治。
新宪法可能是占领时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为它将裕仁予以凡人化。尽管许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条款，新宪法维持至今仍未改变，已成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征。它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盟军总部人员组成的小组、加上几位非军人所草拟的。他们依据来自华盛顿编号SWNCC228的控制文件工作。在不愿看见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适当宪法草案的麦帅的压力下，他们以不到一周的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他们在建国方面的年轻与缺乏经验，使他们很像明治的寡头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