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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它与其是市场理性的，毋宁是规划理性的，与其是自由放任的，毋宁是被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优先的是发展重工业，尤其钢铁且包括诸如船只与重机械等产品，标语是“重、厚、长、大”。60年代的新焦点是知识与科技较密集的轻工业，诸如电气产品与照相机，标语变成“轻、薄、短、小”。当然，这不意味着重工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绝非如此，造船业尤其继续增长。结合钢铁与科技的车辆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也加速进行。
以劳工雇用来说，第二产业（大多是制造业但也包括建筑业）从1950年的22％增加至1970年的35％。对比之下，基础产业，尤其农业，从1950年的48％减少至1970年的约18％。显然焦点放在制造业生产增加，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不应忽视。第三产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很重要，而事实上在本时期它雇用的劳工比第二产业多，从1950年的30％增至1970年的48％。
消费类型也有其标志性词语。20世纪50年代有“三宝”——收音机、摩托车及缝纫机。60年代初期，“三宝”变成电冰箱、电视及洗衣机。60年代晚期是“三C”的时代——汽车（car）、彩色电视机（color TV）及冷气机（cooler）。日本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物品，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1973年之间实际工资增加了两倍。
以国民生产总值来度量，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相当平均，每年增长约9％。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略微增加至10％左右，然后在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初增加至超过13％。这就是说，在占领期结束与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之间，日本经济每年平均增长超过10％。至石油危机发生时，日本已经是经济强权。日本是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次于美国与苏联）、第一大船只生产国、第三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成为最大生产国）、第一大收音机与电视机生产国等等。
日本令人注目的战后经济增长，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有些人指称它是“第二次奇迹”，第一次奇迹是明治时代的经济增长）。但它是有原因可辨的——事实上有几十个原因，虽然这些原因都集中在一起可能也是奇迹。这些原因有的已经讨论过，有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有些原因无法在此详细讨论。美国也在好几项原因中占显著地位。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包括（未按任何优先顺序排列）：
⊙美国／占领当局建设性的政策，诸如恢复财阀与放弃赔偿支付（以及将没收来的机械交给中小企业）；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建言，例如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言；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援助（占领期间共提供20亿美元）；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采购；
⊙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护，使日本的军事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比大多数国家低；
⊙美国的善意（至少直至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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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2）
⊙政府与官僚对企业的支持与指导；
⊙政商人士普遍认为，与其纯粹依赖市场力量，毋宁重视规划，与其仅仅考虑公司利益，毋宁重视国家利益；
⊙时常使用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以防止外国企业的竞争；
⊙由于现有的装备与设施在战时被摧毁，大企业有机会大规模使用最新式科技（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装备被没收作为赔偿之用）；
⊙政府与官僚相当稳定；
⊙焦点放在生存与市场占有率的长期定向，而不是以利润为主的短期定向（受到日本股东低要求的帮助）；
⊙在这广泛的长期架构之内，必要时有为短期目的转变焦点与多元化的务实能力；
⊙政府在相对非生产性的“社会经常费用”上的支出低，诸如住宅与福利；
⊙个人储蓄率高，因而能累积巨额资本。储蓄率高是因为个人想补偿政府提供福利的不足，加上政府提供纳税优惠及其他类似诱因；
⊙受到日本银行的政策支持的高债务─剩余财产比率（意味着以小额担保能够获得高贷款）；
⊙公司税优惠与激励措施；
⊙购买专利的政策，而不是根据执照获得专利；
⊙为了实际商业考虑，委托企业进行大部分的研究与发展，不交由中立的学术机构或类似的机构来做；
⊙有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允许日本进口便宜原料并对外国输出成品；
⊙大量劳工从相对没有生产性的基础产业（尤其农业），转移至较有生产性的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服务业）；
⊙奖励消费；
⊙日本劳工勤勉（勤勉作为永久的日本民族性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当然是战后时期的一项特色）；
⊙整体来说，日本人普遍决心重建国家并重新获得强国地位；
⊙借着大企业采用的所谓的“终身雇用制”，有经验且忠诚的人在同一家大企业工作至退休的比率相当高（虽然这被夸大了）；
⊙劳工借着行业行动破坏生产的事件少（虽然这也被夸大，尤其战后至1960年）。
包括一些日本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会把强调出口加到上述这张表中。事实上，日本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比大多数国家低。只是因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至如此巨大，以至于从绝对数字来看其出口似乎支配了全球。人们倾向于仅仅把日本跟美国相比，美国的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很低而且也对日本有巨额贸易逆差，这使得误解加深。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
这一连续性在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中也可看见。在整肃停止后，许多有势力的战前人物（甚至于一些因为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坐牢的人）恢复权力。这些人之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岸信介，是必须为1936年把福特公司逐出日本的法案负责的官员，他后来还参加东条的战时内阁。他因战时参加的活动入狱服刑，1948年获释。他在1953年以自由党党员身份当选众议员，是导致自民党在1955年透过再结盟而成立的主要设计者，并在1957年出任首相直至1960年。
岸信介和其弟佐藤荣作（岸信介出生在佐藤家，但被一位叔叔收养）只是战后出任首相的六位战前官僚的其中两人。佐藤从1964年至1972年担任首相。其他四位是吉田茂（1946～1947，然后1948～1954）、池田勇人（1960～1964）、福田纠夫（1976～1978）以及大平正芳（1978～1980）。这就是说，战后重要的几十年大多由战前官僚统治。
这些战前官僚及其同僚尽力重新执行若干战前的做法，通常微妙且分阶段做，不足以引起华府的强烈反应，但足以让华府感到舒服。他们的主要关切点之一是教育，这是经过尝试的灌输适当思想的好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政府重新主张对教育的中央控制，故意取消占领当局的地方分权教育政策。1956年，地方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选举被废除，由县市长的任命人选取代。董事会受制于文部省（###）。两年后，各级学校必须遵循文部省规定的课程，以此来取代占领当局提倡的选择自由。这将为更加严密的中央控制铺路，导致严格的教科书检查，这种检查一直持续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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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3）
民众对这种连续性的感觉是爱恨交加。一般来说，跟过去的关系令人安心，但同时许多人对正被重新建立的关系的类型感觉担心。吉田茂谈到战争败北但赢得和平，而许多人支持他决心把日本再度建造为强国的意愿并受到他的启发。这次将以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职场很容易看到拼命型的人，献身于重建国家。这跟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导向很类似，但没有军国主义的寓意，虽然有些人将它视为战争侵略性的延续，他们往往抱持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军事失败并不算是真正的失败，因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许多拼命型的人把自己当作现代武士、真正的企业战士并以此自豪。
另一方面，为国家的利益工作是一回事，但人们现在愿意做的个人牺牲是有限度的。他们被暴露于美国式民主与人权之下，虽然他们不一定想要过度的民主，因为他们从1946～1947年共产党的骚乱中获得教训，他们也不想完全拒绝它。他们不再是被当作神明崇拜的天皇的愚蠢臣民，那些人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为天皇牺牲的臣民。
对于许多人，不安的一个特别根源是，他们创造财富但他们分配到的财富不够。在工资的增加开始让普通人感觉他们的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增加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这种不安尤其严重。许多工作场所仍然存在低劣的工作条件与低工资的现象。争端很普遍，时常引发暴力对抗且有时甚至造成人员死亡。
1953年发生在日产公司的罢工，是严重争端的例子。它持续了6个月，但以日本全国汽车工业工会人员的败北收场。该工会分裂为以公司为单位的工会。这是目前仍为日本工会的特色的所谓“企业工会”的开端，跟西方的较普遍的工会形成对比。企业工会基本上由一个企业（公司）上层管理阶层以下的所有劳工组成，不管劳工从事的职业为何。对比之下，真正的工会是在职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包括所有的公司的这类劳工。一些研究日本式管理的观察家认为，企业工会是劳资和谐的一个象征，但我认为它显然是以传统的分化策略削弱工会与劳工权利的一个手段。虽然有较广泛的工会的中央管理机构，但假如问题无法在公司内部解决，劳工实际上通常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支持。
最激烈与历史性的劳工抗争之一，1960年发生于三井公司拥有的九州三池煤矿场。由于劳工要求加薪被拒与公司打算裁员，这儿的劳工骚动已经酝酿一些时候了。其背景是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想要以（进口）石油代替煤矿作为日本的主要能源之来源的政策。他们对此举将对矿工产生的严重后果并未表示多少关切。
三池争端很快上升为劳工运动与政府支持的大企业之间的大对抗。雇主公开雇用破坏罢工的凶手，而一名凶手持刀刺死一名矿工，以显示他们是认真的。政府也出动全国10％的警力，与其说是要对付凶手，毋宁是要对抗矿工。当然，政府似乎很偏袒雇主，未确实表达中立的印象。最后，在9个月后，罢工群众输了，虽然他们获得了一些名义上的让步。
工会很少能再借着罢工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当它们逐渐被转变成无害的“企业工会”后。幸运的是工资与工作条件很快地获得改善，这有助于缓和劳工的骚动情绪。牢骚大多以其他方式得以发泄，而罢工被象征化为在劳资双方同意的每年某个时候的短暂罢工，有时仅1个小时。因此，因罢工浪费掉的生产日数比起其他工业国仅是少量，通常不到1/10。这对于经济表现将是一大助力。
劳工，至少大企业的男性白领员工，受到“终身雇用制”的安全保障的进一步安抚。这一制度在规模及其历史方面受到过度夸大。虽然对明治时代与德川时代的选择性审查能发现一些先例，这一制度主要是战后流行的。此外，它最多仅仅曾被应用于1/4的劳工，但它成为社会的理想。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被顶尖公司雇用，受到终身雇用的保障——且不提大公司员工薪资通常比小公司高1/3，因为工业的双重结构继续至今日。
第三节 日本第一（4）
民众不安的另一根源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虽然宪法对此有限制。一些日本人不反对日本恢复军事活动，
支持日本恢复军事活动的人士包括古怪的文学天才三岛由纪夫在内。三岛有战前风格的军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他甚至献身服务天皇的私人卫队。几年后，在1970年，在非常公开的情形下，他按照武士自杀方式切腹自杀。这似乎是因为他厌恶日本软弱与文化遗产缺乏完整性。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使人们很困窘，且在海外引起关注。
但大多数日本人反对，并且对美军驻日与日本可能被拖进美国与苏联的战争中表示忧虑。1960年当《美日安保条约》要续约时，事态发展至高潮。政府当时在三池争端中显示的权威，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