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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睦止勰勘晔�21％，本财政年度至2004年3月31日止）。2004年失业率仍高达5％以上。
景气衰退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失。日本警视厅2003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的自杀事件连续五年超过3万起——经济原因引起的案件所占比例高达25％——这个记录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自杀的主要原因仍与身体健康相关）。与此经济因素相吻合的是，中年男性人群当中的自杀事件增长最快，中年男性一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支柱。
2003年末发布的法务省白皮书显示，犯罪率不断攀升。除了交通肇事案件，报案数在前20年中几乎翻番，从1983年的154万起上升至2002年的285万起。在这些增长的案件中，一部分属于青少年犯罪，在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盗窃案件大幅增加，根据法务省所述，这也是对经济形势的一种反映。
景气衰退带来的另一项影响是，被夸大的终身雇用制（依赖持续的高度增长）实际上崩溃了。在1992～1993年的仅仅两年间，总共6万名经理（应该是最稳当的职位）被解雇。在其后几年，十个经理之中有一个以上不是被解雇就是被降级。忧心忡忡的经理们成群加入现在迅速增长但从前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独立工会。例如，在不到两年内，原本鲜为人知的东京企业经理工会会员人数增加20倍。不少被解雇或降级的人提出法律诉讼。1996年，为了起死回生，一家日本大企业必须请一名西方人接管出任总公司总经理——苏格兰人亨利·华利士（以前由福特公司雇用）出任马自达公司总经理。其他公司也陆续仿效，如1999年尼桑公司聘请了法国的卡洛斯·戈恩。
终身雇用一直是有关日本人“特有”的日本家族关系、集团忠诚及和谐等日本人论思维方式的堡垒。终身雇用的崩溃对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大地造成伤害。很多大公司终止了这项制度，如1999年丰田公司就正式终止了终身雇用制。从管理上来说，终身雇用制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人们的共识是尽管它不再是个绝对目标，但仍然是个有用的目标。如戈恩在2003年末指出的：“我认识到了终身雇用的价值，尼桑并不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终身雇用制度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一条需要不惜代价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终身雇用地位的改变已经显示出“日本模式”并不总是正确的，这让日本管理阶层更加现实了，也让世界了解到了这一点。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2）
这一变化必然带来雇员预期的变化。例如，根据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劳动状况的政府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在年轻的成年人口中出现了“自由打工族”（freeters）。freeter这个词是由英文词free（自由）和德语词arbeiter（劳工）组合而成，指即使有可能也不会终身为某个公司工作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打工族”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目前大约200万日本年轻人属于这个人群。
从国际上看，泡沫的破裂迅速减轻了日本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泡沫不可避免地会破裂，虽然泡沫比预期的要持久并已经开始使人对他们的预测产生怀疑。泡沫的破裂使世人安心，经济法则毕竟行得通，不能被一个真正的日本“经济奇迹”所愚弄。它也意味着不必再担心日本会把全世界都买下来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从较广泛意义来说，它使自负的日本人泄气。太平洋战争从军事角度打击日本人的优越感，而泡沫及随之而来的景气衰退现在从经济角度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它对日本未必是败北，因为日本仍旧是很强大的经济强权，但它确实显示了日本不是无敌的。
日本民众较不安心。事实上，他们非常震惊。他们对于日本的财富未被用于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很气愤了。经济的崩溃现在意味着真正的改善将再度延期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国家所付出的辛劳与牺牲有白白浪费之虞。
同时，涉及政治人物的更多弊案被曝光。1992年，另一件大弊案曝光——佐川急便案。再度有大批政治人物与官员涉嫌收受大笔金钱，贿赂者这次是佐川急便公司（包裹递送服务）。再度有重要人物涉案，如竹下登与中曾根康弘。黑社会涉案也很明显。
民众对经济崩溃、生活质量仍旧差劲及政府仍旧腐败是如此气愤，以至于这一年的10月一名自卫队少校柳井晋作公开讨论军事政变的理念。他声称，当全国人民受苦时，政治人物中饱私囊，而腐败必须加以阻止。他的说法获得许多人的同情，但人们比较不认同他主张的由军方接管的理念。大多数日本人很想避免这样的事，因为日本以前曾走过这条路并为此付出代价。柳井被免职。
柳井不是惟一被免职的人，自民党也在翌年7月失去政权。1993年6月，国会通过对1991年11月以来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的不信任投票。1989年，宫泽担任大藏大臣（财长）时曾因瑞克鲁特案辞职。在他返回政界时，他承诺要把日本建造成“生活方式的超强”，试图以此安抚民众。这承诺显然未实现。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后，翌月仓促举行大选。自民党在该大选中未能在极重要的众议院获得过半数席次，在511席中只获得223席（众议院议员人数有增加，战争刚结束时，众议员人数是466人）。
民众受够了，而38年未间断的自民党政权就此结束。更换天皇没有带来任何大的改变，或许换政府会带来大改变。
但更换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保守派人士仍然在统治。接替宫泽出任首相的细川护熙，以前曾经是自民党党员，他是战前首相近卫亲王的孙子。细川领导大约七个政党的联盟，这些政党有许多是在选前仓促组成的。他设法创制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法案，
众议院原本有511席，由129个选区的每个选区各产生1个以上的议员（最多高达6人）所构成。改组后的众议院剩下500席，由300个选区的每1个选区各产生1名议员加上基于比率代表制分配的200席所组成。单席选区制度旨在减少腐败机会，理由是选民较容易基于候选人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决定投票给谁，而如果是每个选区产生1个以上的议员的话，候选人对选区承诺的物质利益较可能成为选民选择的因素。按照这一制度的选举在1996年10月举行。实际上似乎没多少改变。
但他不久也因涉及弊案不得不辞职。
其后几年，政党组成、解散，政治人物转变效忠的政党对象，阴谋四起，令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的政局。从1987年底至1996年初的九年间，先后担任首相的总共有九人。至2001年春，又有另外三人担任首相，从那时起，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首相更替趋于稳定。一个不变的因素是保守派继续控制政局。甚至在1994年6月与1996年1月之间担任首相、领导一个新的政党联盟的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很显然地受到保守派的控制。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3）
假如社会党主席村山富市答应社会党跟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结成一度不可能的联盟，自民党主席河野洋平答应让村山出任首相。村山在整个任期中常发表评语，暗示他的任期仅仅是借来的，而他的良心在挣扎。自民党在人数上控制这个联盟。
在1991年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放弃其大部分政策，和宿敌自民党结盟，失去其大半的可信度，在此期间失去的地盘比它在80年代末获得的还要大。事实上，它将在每次选举中失去席次，而在另一次改名（去掉日本二字）后，至90年代末它几乎消失了。它在2000年6月的选举中获得19个众议院席位，在2003年11月的选举中，仅获得6个众议院席位，甚至比共产党赢得的席位还少。共产党在2000年和2003年获得的席位分别为20个和9个。到了1996年底，自民党再度正式掌权，甚至不需要联盟伙伴。
中曾根康弘在1991年曾说，民众只有自民党可以投靠。他的评语在90年代末似乎更合适。自民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重新掌权，尽管首相森喜郎并不受欢迎，他以国内国际场合的失态表现而闻名（2000年4月，森喜郎在小渊惠三死后担任首相，小渊惠三从1998年7月开始主持内阁）。自民党在众议院480个席位（原来是500个席位）当中赢得了233个席位，那时自民党需要新公明党（31个席位）的支持，于是二者与新成立的小党派新保守党（7个席位）组成联盟。通过吸收其他议员，在2003年11月小泉领导下的众议院选举之前（这是小泉第二次出任自民党主席以及首相），其席位增加至247个，在选举当天3名独立议员和4名新保守党议员加入自民党，于是最终赢得244个席位。其联盟伙伴新公明党获得34个席位。
最大的对手是由另一个著名人物菅直人领导的日本民主党（不要与日本社会民主党相混淆）。民主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赢得了127个席位，在2003年11月选举之前，民主党吸收了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最终赢得了177个席位。参议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2003年末参议院的247个席位（计划缩减为242个席位）当中，自民党拥有116个席位，新公明党拥有23个席位，日本民主党拥有69个席位。
令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民众陷入一种政治自满的状态。他们曾在1989年参议院选举与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表达他们的愤怒。在1995年的地方选举中，他们也选两位喜剧演员（这两人分别是青岛幸男与横山勇）分别出任东京都与大阪府知事（县市长），这似乎是一种政治声明。1995年1月造成5000多人丧生的神户大地震，也是民众就建筑陋规（三菱液化瓦斯公司在神户市建造的143座瓦斯槽之中，有114座被发现质量低于官方标准）与对灾难没有迅速且有效的反应等事，向政府与商界进一步发泄怒气的机会。但自从那时以来，冷淡态度已占优势。使自民党重新掌权的1996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也是投票率创下破纪录低点（59％）的选举。2000年选举的投票率略有升高，为62％。但2003年又降至59％。尽管声明更加明晰，但日本民主党势力渐强，有望取代自民党。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前两周的琦玉参议院补缺选举，投票率仅为27％。
宛如幻灭的民众接受（宿命论在日本史上并不陌生）了不会改变的现实，至少没有重大外来刺激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尽管景气衰退，生活质量仍有公认的改善，如居住空间的稳步增加，如今东京的住宅已经可以和欧洲各国相提并论了，其价格也迅速跌至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许实际上是景气衰退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严重弊案继续频繁发生，几乎每个月都有。例如， 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后，两名议员各自由于贿选被捕。事实上，弊案变糟了，因为腐败一度被认为仅在政府与商界中才被发现，在官僚中不被发现，这种想法现在被认为太天真。此外，最近的弊案不仅涉及当权者中饱私囊，也有民众受害。人们现在知道，日本艾滋病受害者之中有1/3的人是因为有关当局故意允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血液而感染这疾病的。人们现在知道，小投资者被迫蒙受较大的损失，以便将重要投资人及客户的损失减至最低。而且性别也不是什么障碍了，因为女性也成为一系列弊案的主犯。例如，2003年11月琦玉县知事之女市川桃子因使用政治资金不当被判有罪，之前市川桃子为其父运营政治资金。2003年“透明国际”对133个国家就其公共部门清廉情况的国际形象所进行的调查中，日本排在第21位，而通常日本在收入、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世界性调查中的排名都位居前5位或前10位。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4）
关于清廉情况的调查，日本的得分为7分（总分10分）。居于首位的芬兰得分为分，最后一位是孟加拉，只得了分。在其他方面，可以参见200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对185个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教育程度和实际收入进行了评估。日本在评估中位居第九，这个位置与近几年日本的情况相符，但在过去日本曾位居前三甲。
这并非灾难，但是对于日本民族的声誉并不是什么好事。
隐藏在政治冷漠的背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日本民众焦急不安，这不安似乎取代了90年代初的愤怒。有因为景气衰退引起的普遍焦虑，景气衰退超出人们的预期，继续在90年代末期产生诸如大金融机构破产等新的震撼。例如，2003年末，足利银行被政府以暂时国有化的方式接管。焦虑的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