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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情变糟而已。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当权派是西方人、亚洲人及本国民众之中许多人愤慨的对象，尤其当民众得知政治人物涉及贪污案中饱私囊的时候。1989年，新天皇继位并没带来改变，仅加深了人们的挫折感。
本章综述（2）
当经济从1990年左右起崩溃时（这或许是幸运的事），形势到达危机点。日本人论傲慢的许多支柱也随之倒塌。例如，经理被免职显示了日本人具有固有的和谐与忠诚的说法是如何被夸大的。日本景气衰退使日本与西方的紧急关系缓和下来，但使得日本民众更加不安，因为现在似乎基础设施改革又必须延期了。他们努力工作且付出牺牲，为的是让日本成为经济超强，但现在这牺牲似乎有白白浪费之虞。
民众不满加上政府内部继续发生贪污案，终于导致自民党在1993年历史性地失去政权。但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加上诸如1995年神户大地震与同一年的奥姆真理教毒气攻击等事件，以及高龄化社会等较广泛的社会问题，民众的怒气似乎被焦虑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民众几乎注定变得政治冷漠。自民党再度获得政权，而弊案继续发生。当权者似乎没人有真正的梦想、方向感或目的感。
当日本面临新世纪之际，日本必须恢复目的感，并且利用其人民成功的决心与愿意学习的传统长处。接受挑战把日本建造成为与当今时代一致的“生活方式超级强权”，这似乎将是达到这一点与继续获得世人尊敬的一个途径。但这尤其需要日本勇敢地面对过去的行为，与亚洲国家作适当的和解。
本时期的主要发展摘要列表于表6…1。
表6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1世纪初期的重要发展
发展 时期
占领当局的目标是把日本建造成为解除军备、民主化的乌托邦 1945~1947年
占领政策因冷战而改变，新方向是强化日本经济，使之成为自由世界的堡垒
1947/1948~1952年
占领时期结束后接管的保守派把占领当局的改革变得较日本化，但依据其经济政策作为基础
1952年起
政府指导下的快速经济增长，国内骚动因物质生活改善而得到缓和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
尽管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日本因为经济成就被外国赞赏而使国人感到自豪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经济增长缓和下来但增长仍持续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民族自豪变成民族主义的傲慢，西方国家的尊敬变成愤怒，民众也因糟糕的生活方式与政府腐败而愤怒 20世纪80年代
日本以泡沫经济支配世界，国内外形势迫近危机点 20世纪80年代
经济崩溃，日本人的骄傲/傲慢泄了气，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20世纪90年代初
景气衰退与政府腐败持续，民众的怒气发泄在政治上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
景气衰退与政府腐败持续，日本的方向不确定，民众的愤怒为焦虑与政治冷漠所取代，在过去历史方面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晚期
不确定性，腐败，冷漠和焦虑感持续，但是出现了景气衰退有所缓解的征兆，一系列改革被实施，而且出现了向积极的全球化发展的征兆。 21世纪初期
下表是本时期的主要价值与做法。它们仍然大多是过去的价值的延续。
表6…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成功的决心
⊙持续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主义精神
⊙愿意向较强大的国家学习
⊙迅速恢复的能力
⊙一心一意追求目的
⊙对无限制的民主表示怀疑与不安
⊙服从权威（虽然往往是被迫的）
⊙知道经济的重要性
⊙知道教育对塑造世界观的重要性
⊙融合旧与新、本国与外国文化的务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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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综述（3）
⊙权力被高等权威合法化的重要性
⊙日本种族优越感的局部复活
⊙缺乏对社会主义的热忱
⊙偏爱保守主义
⊙倾向于感情用事
⊙视野与焦点变得太狭窄的倾向
⊙宿命论的局部复活
⊙道德标准相当宽容（尽管偶尔由于过度宽容而被触怒）
⊙在目标和框架没有明确界定时，缺乏方向感，并且感到焦虑
⊙更多地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如人权
借着好运、好策略与传统长处等因素的结合，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权之一。日本现在的挑战是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被承认为符合今日国际化、后现代化价值的强权。日本必须加入世界，而不是寻求去支配世界。
结论：给胸怀大志之强权的教训（1）
西方人不只一次应用“奇迹”这个词来描写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成就。它被用来描写明治时代的成就，当日本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僻、孤立的稻田之地发展成列强。仅仅几十年后，它再度被用来描写日本从战败的灰烬中，甚至于更迅速地崛起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依某种度量方法）与一个巨大的经济强权（依任何度量方法）。
但真正的奇迹没有逻辑的解释，日本的成就有逻辑的解释。纯粹的机遇当然扮演了其角色，但日本的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帮助自己制造运气，利用好运，摆脱逆境。一般来说，日本对形势反应的模式基于其历史上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与做法。
矛盾的是，虽然依靠传统价值的倾向似乎可能束缚了日本的反应的多样化，其主要的传统价值之一是务实。日本基于弹性原则，对每种形势做出反应，而不受某些抽象的预先决定行动路线的原则所束缚。日本有某些束缚性的原则，诸如那受到过度夸大与理想化的武士道，但一般而言，日本人（实际包括许多武士）偏好务实胜过严厉的理想主义。在个人层次，这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而在全国层次上，将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并让全国展现相当统一的战线。从最早的大和时代，日本就几乎没有宗教冲突，而在道德非难上也很少冲突。在使西方人彼此对立的事务上，日本人反而有较多的妥协空间，这样的互相容忍尤其使得日本人之间较容易合作。
偶尔也有与务实对立的力量，诸如不宽容、绝对及理想，但这并没有支配日本历史。例如，德川政权对那些蔑视其正统政策的人很不宽容，但这通常限于外在形式。假如外在行为符合可接受的标准，在较非正式的层次应允许有相当的自由。实际上是在某些情况下准备妥协的一种不宽容。绝对应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诸如明治时代与战前的日本对天皇的尊敬。一般而言，事情被看做是相对的，幽暗的灰色通常胜过单纯的黑与白。例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上帝的绝对性质，是这宗教何以未在日本生根的理由，虽然它受到容忍。基督徒为其信仰奋斗，追求其理想化的目标，而日本人跟所有人一样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是务实者。但就日本来说，在达成那些目标的过程中，日本人几乎总是有广大的妥协与弹性空间。
尤其日本人总是准备尝试不同的事，融合旧与新、本国的与外国的，直到达成最佳的融合。此外，日本人似乎有一种伟大的能力，将新的与外来的东西予以日本化，让外来的东西较容易与传统相融合，使其比较可以被接受。明治的建国者是一个例证，他们把诸如民主与西方科技等外来成分与德川的权威甚至于大和奈良时代的建国方法相融合。德川幕府本身利用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的政策，而丰臣与织田也采用足利义满的某些理念。
向他人学习是日本的伟大优点之一。在全国层次上，当别的民族似乎比日本有较强大或较好的东西时，尤其如此。日本采纳、适应和学习潜在的竞争者或敌人的长处。这不只是“认识敌人”的实例：它是知道敌人的威胁在哪儿，然后利用敌人的长处对付敌人的实例。一千多年前，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到日本不再是附庸国而是视自己为优秀的国家的地步。日本在16世纪多少重复了这一过程，向西方学习火器的使用。在明治时代，日本热诚地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学习，直到日本本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美国学习很多东西（显然没什么选择余地），但日本超越强制性的课程，由此逆转角色而到被承认为大师的地步。
热心向他人学习是尊重学问与教育之力量的一环。情况总是如此，但自从德川时代以来尤其明显。假如你受教育，要比你未受教育更能完成事业。这对个人与国家都有裨益。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确实你也将变得可能较难控制与协调，但这能够以控制知识本身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你所学的是“安全的”知识。明治与昭和初期的政府清楚地显示，他们了解控制教育的重要性，而昭和晚期以来的政府也有类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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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给胸怀大志之强权的教训（2）
教育作为获致成功的一项手段是成功愿望的反映。这尤其始于明治时代，那时结合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成功主义受到极大鼓励。但成就导向也在稍早时期，诸如德川商人的动力、德川农民的物质驱策中，或甚至于更早的各式各样中世军阀无情的野心中展现。在日本的领导人之中，它最早在大和时期就展现出来。
日本是幸运的，其统治者不觉得融合个人与国家利益太困难，因为国家目标总是一个强大的目标。自从日本建国以来，一直有一个清楚的愿望，要建造强大、受人尊敬的国家——至少受到中国的尊敬，因为直到16世纪中期欧洲人到达前，日本对广大世界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岛国的孤立性与强烈的自己人／外人心态，使得欧洲人的到达进一步刺激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日本人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产生非常强烈与普遍的民族主义，民众决心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教化有所帮助，但民族主义已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萌芽并因危机感而开花。国家危机感很快转变成民族尊严感。民族尊严在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而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的事实，不仅是民族精神深度而且是日本复原力的见证。
日本的统治者也因民众愿意为大我牺牲小我而获利。日本的集团主义受到过度夸大，但日本人团队力量的意识确实比许多国家要强烈。假如一支由强壮的马组成的队伍不同心协力，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如同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这是没有用处的。此外，每个团队需要一个领导人、一个协调者，而这也是日本人所认识到的。日本曾出现极为强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但一般而言，他们偏爱的领导人是能够把团队团结起来，能够妥协、平衡各方利益、经常保持低姿态，把事情做好而有技巧的务实主义者。日本人偏好区别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也对这点有所帮助。往往是幕后的匿名人物做决策，因为他们比那些有正式权威的人拥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因为这种种理由，西式民主与个人权利的概念在日本仅有有限的吸引力。当然，日本人如同世界每个人一样，宁愿自由不要压迫，但他们显示比大多数西方人更愿意接受限制。团体的生存意味着至少多数团体成员的生存。保存团体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这是何以和谐变成如此的理想的一个主因。但假如任何一个个人被允许太多自由，团体会被摧毁。这必定将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并摧毁使团体团结起来的平衡。西方世界理论上有同样的理念，例如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可以看出，但实际上西方世界往往以少数的利益作为优先（宛如要去说服自己民主与平等多么了不起），尤其是假如他们被视为弱势团体的话。日本从未如此，日本曾经真正尊重的惟一“少数派”是人数少的执政精英。
这不都意味着日本从未有过赤裸裸自利的时候，中世武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不意味着日本发现无言的自利较好，或指导下的自利更好。中古时代的自利受到德川政权的无情的压制，至少从赤裸裸表现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对于变成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真正集体责任理念（尽管在几个世纪以前这已成为合法的规范）的日本人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