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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1）
武汉，黄鹤楼。
这座长江岸边的古楼，被称作中国四大名楼之一，曾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发无尽之感慨，抒千古之遐思。
1927年春天，大革命面临失败。毛泽东独步徘徊于黄鹤楼前，吟出了一阕《菩萨蛮》：“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苍凉”。他意识到只有拿起刀枪，建立军队，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选择。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此一去，天高地远，道路崎岖；此一去，他离开城市22年；此一去，他在农村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缔造了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独特的战略战术。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破晓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随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
翻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遥看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先占城市、再占农村的确是基本原理，是前人的成功经验。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弱小革命武装攻打国民党强大武装占据的中心城市，直接的结果，是三大起义和其他许多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胜利的曙光又在何方？
当一些人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埋头忙于制定新的城市暴动计划时，毛泽东已经率先迈出了第一步，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位先行者。
湖南，文家市。
1927年9月中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都遭受失败，部队由最初的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19日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里，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以后的行动方向。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坚持直取浏阳，进攻长沙，这也是中央的指示。而毛泽东则认为，依靠现有力量进攻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长沙是自寻死路，坚决主张向南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保持革命力量，徐图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通过。
把武装斗争的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由进攻城市转向进军农村，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为弱小的红色武装找到了一条生存与发展道路，从而确立了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被毛泽东带上了井冈山，带上了新的希望之路！他们似星星火种，开始探索红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始摸索中国红色力量生存发展的方式，开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正确阐明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如何能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此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三大基本内容：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武装斗争。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方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土地革命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根据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保障。
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汇成了燎原之势。
井冈山的艰难探索，也使毛泽东胸中的中国革命战争路线图更加清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总战略也逐步成型。这就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党的领导层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点名批评，称毛泽东“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必须要根本解决”，并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
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2）
毛泽东没有退缩，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中国革命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在浏阳永和这座小城，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兵力达到4万余人。红军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的游击武装，而是有着几万人的正规军队，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红色区域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令蒋介石坐立不安。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苏区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怎样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如何在反“围剿”作战中完成红军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说：“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他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制定的战略方针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
在这一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潇洒自如地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尽管国民党军的“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却败得一次比一次惨。中央苏区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巩固。
在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多就打运动战，人少就打游击战。他创造了一整套红军作战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三项原则；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三种作战要求。三项原则，三种要求灵活运用，即使在他被迫离开红军的统帅岗位时，仍然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的怒潮席卷全国。国共两党也由内战中刀兵相见，变成了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人民军队再次面临转折。在全国抗战中，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采取何种作战样式，才既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又能在战火中生存发展？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面对的重大问题。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次会议争论很大。一些同志认为：红军应该集中力量，配合国民党军多打大仗，扩大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必须保持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基本任务。
洛川小河口的一栋旧房子内，似乎还回荡着毛泽东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毛泽东为八路军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生蛋。既能消灭敌人，又能立足自己，吃饱了再说。”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就为全党、全军指明了航向，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战的胜利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实现了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历史性军事战略转变，就是由正规军的运动战转向游击军的游击战。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高瞻远瞩，无比英明。
抗日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不再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直接指挥红军鏖兵沙场，而是成为全军统帅，坐镇中枢，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决战千里。
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3）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掀起了人民战争的狂涛巨浪，造成了日本侵略者葬身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成为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军队在战火中壮大成长。当抗战胜利的锣鼓响起，它再也不是在黄土高原求生存、求发展的弱旅，而是拥有132万部队和260多万民兵的雄师。
毛泽东的领袖与统帅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他全局在胸，细部在目，从容不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夺取中国革命战争最终胜利的目标迈进。
1947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制定了指导我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无比深奥的战争哲理被他言简意赅地用区区几百字就无比清晰地表达出来：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并力求全歼敌人；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这些军事指导原则，寓深奥于浅显，他的各级指挥员都能灵活掌握，得心应手地将之运用于各个战场，将敌军打得魂飞胆寒。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又包容了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休整补充等内容。十大军事原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作战指导原则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更为奇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十大军事原则视为兵法秘籍深藏不露，而是将它公之于众，昭示天下，公开告诉自己的对手。他非常明白，“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驾驭的艺术，他的战争指导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气象。他曾经精辟地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全部奥秘，也使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准确把握战争的脉搏，驾驭战争，指导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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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1）
1954年，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否过时，一度在军队中曾有不同认识。毛泽东得知此事明确表态：军队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不能丢，军政双首长制不能变！
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被称作“生命线”的政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