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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外公与江青（一）
江青是1937年底从上海到延安的，当时我外婆贺子珍已出国赴苏，江青从来没有见过她。后来，江青与我外公毛泽东相识。1938年，她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师，该年秋天两人结婚。 毛江婚姻初期，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婚后，江青调任中央军委档案秘书，主要工作是照顾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生活。 外公在我姨妈李讷1940年出生前，有十余年左右动荡的战斗生活，其中只有极短暂的时间享受过难得的天伦之乐（与我外婆贺子珍及岸红舅舅）。事实证明，我的外公是个很爱孩子的父亲，姨妈的出生与相对稳定的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妻女的宽慰使外公得以休息，从而集中精力处理为中国求解放、求新生的大事。 解放战争初期，江青与外公转战陕北。据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回忆：在颇为艰苦的行军期间，履行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应尽责任。当时外公卫士李银桥记得：江青与李讷母女合演京剧《打渔杀家》，让大家忘却了行军苦累。江青还给他们出过一个谜语：“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外公惟一提及“妻儿”的诗作： 五律·喜闻捷报 一九四七年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1961年，江青拍摄的照片“庐山仙人洞”因为获得外公的题诗而大获成功。到了第二年，外公又亲自请来名师为她辅导摄影。从此，摄影支出成为毛家一大开销，江青为此不得不压缩为自己添置新衣的费用。这些情况，在近年公开的外公家庭账目中都一一载明。 此外，江青的知名摄影作品还有题为“孜孜不倦”的人物照，“模特儿”则是外公的“接班人”林彪。此照背后的故事，仍是“文革”一大谜案。如果说：太多政治因素使今人看那段历史时，仍经常如“锁在云雾中”，那么有一点则是不会“看不见”的——江青虽然喜欢摄影，摄影也给她成就，但她决不满足于此。江青是演员，演员需要舞台，可本该迈向艺术舞台的脚步却走向了政治舞台。她上错了台，而百姓则看错了戏，而一错就是“十年干戈天地老”——这，就是我眼中的“文革”与江青的关系。 1976年9月9日，外公与世长辞。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噩号传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以不同的形式悼念这位伟人。外公的逝世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一大损失。 1991年江青去逝。姨妈夫妇被获准向她的遗体告别。江青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思。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节 我的姨妈李讷
我的姨妈李讷是外公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这个自己十个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昵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1946年，外公给岸青舅舅写信，特地为小女捎了几笔说：“妹妹问候你，她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撤离延安时，外公起初是带着妻女一道行军，有时亲自还背着幼小的姨妈。后来，他见形势实在严峻，便让女儿随另一支队伍渡黄河到了山西。1947年，外公在给岸英舅舅的信中还特别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外公对子女亲属历来是爱之深，责之严。姨妈从小被外公要求去大食堂吃饭。上学后更是不准有丝毫的特殊。这些故事太多太多……困难时期卫士长给姨妈送了一包饼干，受到外公严厉批评。有一次姨妈周末回家稍晚，当时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还很偏僻，公交车已经没有了。姨妈请卫士派车来接自己一下，外公得知后大发脾气。 有次外公问她：“今天怎么来的呀？”姨妈说：“我坐三轮车来的。”外公又问：“哦，那拉三轮的师傅都和你聊了些什么呀？”姨妈答：“没说什么。他拉他的，我坐我的。”外公摇了摇头说：“要是我呀，一定和师傅好好聊聊……”姨妈后来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已足以证明其伟大，而伟人自己也一直向往常人的生活啊！ 今天我们已非常难以理解外公这样对待子女。现在的家长只要稍有条件，恨不得用蜜糖把孩子包起来。看看千里迢迢送子女上大学，辛辛苦苦在宿舍里为他们铺床的父母们，再想想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公如此要求自己舐犊情深的女儿——这就是成就伟业的毛泽东，一般人确实是难以达到他的高度的。现在，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也许能对世人有所启示。记得外公建国后曾有为青年人写书的愿望，可惜未能如愿。作为当代青年人，我这也算是替他还愿吧。 外公对女儿的爱，真正表现在他对女儿的精神、品德教育上。姨妈自小体弱多病，外公常鼓励她在病中要有坚强的意志。1958年姨妈得盲肠炎，外公在信中写道：“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1963年，姨妈给父亲的信中，痛陈自身存在的缺点，汇报思想收获，说自己读了《庄子·秋水》的感受是：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外公为女儿的进步高兴。他回信道：“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 姨妈回信后，外公再回一信：“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而今读来，也深感外公的拳拳之心。 我的妈妈和姨妈在整个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关系一直融洽。而妈妈结婚后，特别是搬出中南海后，来往就比较少了。但在那动荡的十年，妈妈记得姨妈曾两次受外公委托，到红墙之外看望自己。 她带来的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切，还有妹妹对姐姐的祝福。也许只有亲历困苦的人，才能体会此时的深意吧！ 就这样，她们各自度过了多事的中年时期。如今，进入老年，历经人生悲欢的两姐妹常有机会见面，也联袂出席活动。妈妈和姨妈回忆着和我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有说不完的话题。 姨妈1965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以她特殊的角度见证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纷云复杂的历史。然而，好学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妈与波谲云诡、百口莫辩的政治显得那样不协调。后来，她也和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公逝世之后，姨妈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光。由于江青在京北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但是，人们并没有忘了她。在外公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大力帮助下，姨妈1984年和我现在的姨夫——王景清结婚，长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种简朴而局促的房子里，过着老百姓平静而自由的生活。 姨妈有一独子，现名王效芝。我的效芝表弟继承了毛家和姨妈自尊、自强的个性，不喜欢抛头露面。同时，作为当代青年，他选择了一条与父母一辈人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道路，在此，我祝福表弟，希望他事业有成！ 2003年春，姨妈李讷和我妈妈李敏一起被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大会堂一望无际的席位中，姨妈又展现出从儿时至今依旧灿烂的笑容。
第三节 这张合影让我想到……
2003年3月，我的妈妈第一次“上任”了：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出于身体原因，那天她被我扶着走进了大会堂。姨妈李讷则已轻车熟路，她是1999年被特别增补的委员。后来，我又看到这张三位长辈在会场的合影——五十年后：中南海小伙伴，大会堂女委员，心里顿生许多感慨。 我想：一是她们变了，二是北京变了。 50年，她们变了：从天真烂漫的少女成了慈祥睿智的老妇。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不过，妈妈没有变，姨妈没有变，从小有着喜人笑容的秉德阿姨也没有变，两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切。 50年，北京变了：连小伙伴当年欢快游戏的中南海都已人物皆非，经历了沧桑大变，何况红墙外的老城呢？外公青年时所喜欢的北平古树，现已日见稀少。但顽强活下来的，每年仍在绽放新芽；岸英舅舅着迷、异国它乡绝对没有的牌楼、石桥，则以更快的速度消失，在它们的遗迹上，建起了一座座互相比着高大的楼房，里面有着无数的商家，其中也包括我这间小小的公司。 至于外公子女的三个家：舅舅家、妈妈家和姨妈家，也已不是昔日面貌。我家从老北京城的景山旁搬出，向北移了十几公里，在城市纵轴的北方；姨妈家也已搬出了城里的蜗居，住到了长安街延长线上，在城市横轴的西方；从她们家再一直向西，则是住在西山幽静小院的舅舅家。再望过去就是香山，舅舅、妈妈和姨妈曾与外公在那里度过难忘的幸福时光。 人会变老，城会变大，而家呢？ 每年初秋的9月9日，还有隆冬的12月26日，是我们三家聚会的日子。作为永远的家长，外公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家”里召唤着我们。当然，我不会忘记京西八宝山那个院落，外婆和老战友“济济一堂”，那是她最后一个“家”。 明年就是外婆去世20周年，泽民外公牺牲至今60周年，舅舅今年80岁，外公则已110岁……时间在这里起着最终的裁判作用，谁也概莫能外。可以肯定的是：外公身后的毛家人，在这个融化着他的气质的城市里，过着和你、我、他一样的生活，各自继续着自己照片背后的故事。
卷尾语：
天安门前，外公像下5月的北京，春光明媚。然而长安街上、天安门前却是人迹罕见，行色匆匆。非典疫情使这里仿佛退到了20多年前我和外婆刚从上海过来时的样子。那时，路上的车也是那么少。 为了本书能有最新的图片，我约了朋友，到这个十足广阔而特殊，又与外公无法分开的地方拍几张照。 我来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外公像前，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留下了这张照片。外公曾说自己长着一张“大中华”面孔。他确实是和中国，和中国人民分不开的。而你、我、他，只要是中华儿女，都无法与“大中华“绝缘。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后记
我家老影集，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家庭近百年来的影像史。可能，世上没有哪一家的影集，能收录这么多位名家大师的作品：斯诺夫妇、吴印咸、侯波、徐肖冰、###……，还有不计其数的，知名或无名的摄影师。多亏他们，让我不仅见到外公、外婆的身影，还能走进他们的心灵。借此机会，我要对那些忠实记录历史的前辈表示自己的敬意。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大量党史文献资料和回忆文章，得到了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社、《解放军画报》、湖南韶山管理局、毛泽东纪念馆在内的多方面大力支持。在此，我向上述单位，向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心血的人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