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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一）
·我那成为记忆的舅、姨 “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种说法大家想必都熟悉。 但又究竟有多少人清楚：外公及他的两位夫人还因此失去过六个儿女呢？ 其中，除了岸龙舅舅是开慧外婆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我外婆的骨肉。 我到现在还仍然认为：不了解这些，就不能叫真正了解我的外公和外婆。 舅舅、阿姨，我想说：虽然你们已经成为记忆，但永远是我们家的成员。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二）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一如妈妈的“娇娇”，这又是个“金贵”的名字。红军队伍又要开拔，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20岁初做母亲的外婆一阵心酸，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更不会料到：自己一共生下六个孩子，有四个都像他们的大姐这样一别不返，惟一幸免的就是我的妈妈。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从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 想看书来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三）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自己第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与前边三个哥哥的排行相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只是不知外公是否还给他按远字辈起了谱名。不过，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养育小毛毛，是外婆戎马生涯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失去小毛毛，是她自问前半辈子里仅次于出国的伤痛。当然，一家三口的日子也必然夹杂着婆婆妈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凡琐碎，这些别说让身为统帅的外公头疼，与“武将军”外婆跃马持枪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他们的邻居——外公战友古柏及其妻子曾碧漪也遇到同样的家庭烦恼。而每当两家爸爸们指着妈妈们，批评她们天天把时间用去带娃娃，不积极上进时，妻子就会齐刷刷把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让他们自己带带试试。毛泽东和古柏只好双双“缴械投降”，夫妻们这才言归于好。 可是，失散长女的阴影也在暗中笼罩着小毛毛。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属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当时情景是这样的：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 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不久就去世了。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着： 英（狗）、青（猪） 龙（兔）、红（猴）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四）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四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锥心之痛，也许只有同样失去过儿子的父亲才能理解于万一吧。 直到20多年后，外公在老战友曾志面前谈起岸红，还这样说道：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此时，记忆中永远可爱的儿子让父亲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说得有同样失子经历的曾志奶奶百感交集，只有陪着落泪。 写到这段，我心情格外沉重。据自己猜想，外公之所以如此动情，固然是人到老年，格外珍视早已失落的儿子当年给自己带来的无限喜悦。但就小毛毛而言，离开父母时两岁的他已远远不止代表自己，而与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他付出的生命代价永远连在了一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姨婆为了自己的姐姐，更为了姐夫，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死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 近20多年来，倒是没听说再寻访出的“小毛毛”。我却在报纸上发现了这样一件事，那便是斯诺在延安拍摄照片中著名的小红军主人公“山西娃娃”的回忆，当时十四岁的他在内务警卫连工作。文章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他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这里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从没一起与岸英舅舅合过影（虽然我希望他们合过！），那么这三个人里必有两个是错的（我想外公他是认识的，不会错）。会不会是他把毛岸红记成了毛岸英呢？或者，就是把杨开慧当成了贺子珍？但是无论那种结果，这张照片对我们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和岸红舅舅一样失落了，一起汇入万千人海，成为无形的历史，从而载入记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五）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1929年，外公在打下福建长汀后吐血不止，也是他救活的。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六）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惟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七）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 想看书来
第三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一）
1947年，外婆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她以很大热情投入工作中，并没有过多考虑与丈夫毛泽东复合这一复杂问题，这几年可称为她后半生的黄金时期。当时她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异乡受到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本不健康的身体，但她还是努力克服着病痛。至少从这张照片上看去，颇有当年女红军的丰采。 曾经在中国人看来已相当西化的莫斯科生活过的外婆，已不像延安时那样对交谊舞嗤之以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