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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丰采。 曾经在中国人看来已相当西化的莫斯科生活过的外婆，已不像延安时那样对交谊舞嗤之以鼻了。恰恰相反，她经常以娴熟舞姿出现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舞会上，赢得一片喝彩。一度苍白的面庞也透出了红晕，因瘦弱而纤细的腰肢穿上剪裁合体的服装，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这样一位单身女士不可能不引起男同志注意，实际上，已经有人委婉地对她表示了好感。也许，外婆将从此走向新的人生之路？ 心中终于开始有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外婆，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儿娇娇。六年来两人相依为命，自己将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对女儿有好处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做母亲的心呀。于是，母女俩有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外婆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只不过，改变她的以前都是强有力者，而这次则是11岁的女儿。那次，外婆故意轻描淡写地问妈妈：“娇娇，妈妈给你找个爸爸，好不好呀？”妈妈当时不加思考地喊道：“不要！”这一喊，击碎了外婆实际上很脆弱的梦。她绝望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妈妈茫然不知所措了。 多少年后，妈妈在回忆录中追悔莫及。她剖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多年以来，娇娇没有父亲，两个哥哥一个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一个病痛折磨，自顾不暇；母亲就是她的一切，虽然她厉害，但是爱自己的。她不想失去母亲，甚至不让任何人分享母亲！ 而外婆对于外公，更是一日未曾忘怀，也永远不能忘怀的。
第三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二）
姨婆贺怡到来后，建议外婆与妈妈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外公写了一封信。外婆的信内容大概是说：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了。我身体不太好，正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生活艰苦，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外公对自己妹妹和母亲的照顾，将终生铭记在心。 母女的信发出后，外公回了电报，是答复妈妈的。此后，妈妈就在姨妈陪伴下去找自己的父亲去了，留下外婆一个人在家里，苦苦等待。后来，外公派警卫排长（就是那张著名的转战陕北照片里，在骑马的外公夫妇之间扛枪的战士）带妈妈去天津见了外婆一次——她当时在天津，这可能是1979年之前，不能进北京的她离丈夫所住的中南海最近的一个地方吧。女儿实在让她想坏了！警卫排长眼中的外婆，和他所见过其他老红军一样热情、朴实，后来接替他职务的，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卫士长李银桥。 潜藏在外婆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七年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1954年在上海时，外婆偶然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外婆的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在妈妈面前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托女儿带去一封信，劝外婆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和外公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他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丈夫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的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第三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三）
上海湖南路262号，这里是外婆住过近30年的地方。这是一座建于1938年的三层法式别墅，营造者是与外公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但后来分道扬镳，身败名裂的周佛海。建国后，它的主人是上海市长陈毅。他在赴京上任之后，安排老战友贺子珍搬了进来。 此前，她一直借住在舅外公贺敏学家中，只有仅供容身的小小一间卧室。妈妈探亲时，发现这不利于外婆的休养。而外婆始终不开口麻烦组织，她觉得现在比起过去的艰苦岁月，已经很好了。在庐山，外公向江西同志问起外婆的生活。得知她在此享受副省级待遇时，满意地点点头说：“可以了。” 1959年，告别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外公登上江西庐山。江西是外婆的家乡，也是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多年的地方。在这里，他与外婆老友曾志谈话后受到启发，决定和已经分别22年的妻子见上一面。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认识外婆的熟人甚多，为防不必要的麻烦，会面是极其秘密的。因此，现在看来，每个当事人的回忆都弥足珍贵。 现在看来，庐山会面的最大收获，就是外婆当晚敞开心扉，向陪同自己的水静整整一夜的谈话，披露了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真相。这种机会，也许直到20年后《贺子珍的路》作者王行娟采访她时才重现。但那时外婆已经多病缠身，医院为她健康起见严格限制谈话时间，远未达到1959年那样直抒胸臆的程度，这对后人真是永久的遗憾！ 在那次谈话中，水静看到回忆美好往事的外婆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仿佛又回到了那“永新一枝花”、“井冈杜鹃红”的青春年代。外婆还告诉她：在瑞金时，外公受排挤“靠边站”，外婆又闹过一场大病。外公殷勤照料妻子，大事小事什么话都跟她说，两人感情更加深厚。她还得知：如果加上小产，外婆共为外公10年先后生过10个孩子。她事后感慨道：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呀！是的，我想这已能充分证明外婆对外公的无私之爱。 由于这次会面，外婆对庐山格外眷恋。其后1962年、1965年和1975年之夏，她都曾上山休养。另外，她已遵外公嘱托戒掉的烟后来又抽了起来。原来，外公收到一条外国名牌香烟，就打开一包并抽了一半。此时他忽然想起外婆爱抽烟，就把未开封的九包和已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派人送给外婆。这样一来，外婆便重新拾起了烟，其中她长期抽过的一种中档经济烟就名为“庐山”牌。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我在外公手书古诗词中找到的。我想，是否可以用它反映两位老人互相思念的感情生活呢？外公喜欢“三李”，这首《无题》又以晦涩闻名，想穿凿附会总有理由，但没必要。只感觉末句“青鸟殷勤为探看”实在传神。“殷勤”“探看”的“青鸟”，说的不是我那从小就在父母之间当“大使”的妈妈嘛！
第五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四）
外婆后半生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哥哥宁宁的出生。你看她开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实在太罕见了。我的哥哥孔继宁生于1962年，是毛家第三代中惟一见过外公的子孙——那时他还是个婴孩。 这里，还要讲最后一个与头发有关的故事。妈妈尽心尽力担当着替外公照顾外婆的责任，照片上外婆的发型就是妈妈设计的。直到60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并盘在脑后，而这样不便于梳洗。妈妈就把外婆的辫子打开，把头发剪断，从中间对分，人显得精神多了。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这个发型。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可以说继续代妈妈尽孝吧——父母当时都是军人，那些年运动不断，他们格外忙碌。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房间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冷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第五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五）
1978年，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告别外婆，来到父母身边。次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当时正逢建国30周年。从1949年坐火车去北平在山海关遇阻，到现在中央派专机去上海接她来首都，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惟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的外婆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则一严再严。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外公曾在一位他建国后很喜欢的卫士面前袒露心扉，痛苦地回忆起劝阻外婆出走未果的伤心史：“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1978年他受我妈妈委托去上海看外婆。外婆见到外公身边的人总是激动不已，这次她握着人家的手，口形费力地开合着。现在，他跟在外婆轮椅后面，随着满屋的人一同流泪。他理解了外婆。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在她身边是一圈空荡荡的椅子，一把、两把、三把……一共十几把。如果外婆因长征而失去的亲人都坐在这里，该多好啊！爸爸、妈妈、妹妹、妹夫、弟弟、儿子，都不在了，只剩下她一个。 果然，外婆被扶上了车。即将启动时，她向车窗外望了一眼。其实那双早已被泪水模糊的泪眼，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像刚才被匆匆推过遗体身旁时一样。外婆与外公，他们就这样永别了。20年前一小时，现在几分钟，而这次说不出话来的则是丈夫。而自己纵使想说，丈夫也已听不到了。这样子，与垂暮之年的外公何等相似。 5年后，当我们跑着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写到这儿，我现在真想喊一声：外婆，您当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弹片吗？现在，伴随了您近50年的它们，终于在上海被取出来了。
第五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六）
外婆给我们留下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还有一本1951年发给她的革命残疾军人证，按照规定，她每年可以领取330元的残废金，但领取款项签名栏没有留下任何一处她的签名：“贺自珍”。直到逝世时的1984年，如果不计算以后调整、提高的因素，外婆应当可以支取共计11，220元。这些留在外婆体内30年的弹片，正是一个女红军当年枪林弹雨艰险历程的无言证明。那薄薄的、发黄的1951年革命残废军人证书，写的是外婆永存人间的荣誉与清白！ 1984年外婆逝世后，泽覃外公的战友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决定：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我们都要送花圈。外婆从此回到了她的战友中间，她一直就是一名女战士、只不过失散40多年后，现在归队了。这里是外婆最后一个家，永远的家，谁也不能拆开的家。外婆，放心吧……
第六节 我的妈妈李敏（一）
·我家“洋宝贝” 我家有个“洋宝贝”，就是我的妈妈。这个外号是外公起的，现在看来还很准确：她的中国话仍不太灵光，经常会求助俄语思维帮忙。作为主妇，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