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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不算成功的尝试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镇静的叙事。它最终没变成我写作的新探索，它们仍然是单调的、令我厌烦的2000字的随笔。
想起随笔这个词，我经常心生不安。依稀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创造，而随笔则属于老年。似乎从21岁开始写作，我就一直处于老年状态。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诗，或创造了一幕戏剧，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来之时。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但不管怎样，这些不长的随笔仍算得上是努力尝试的结果，在我参差不齐的写作序列里，它们更加安静、节制与从容；也更依赖我的个人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
吾国吾民（1）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像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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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吾民（2）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其他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10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经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理论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在谈起自己的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7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读者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吗？
小城故事（1）
傍晚到来时，汾阳似乎仅仅稍微安静了一点。汾州大酒店的广场，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档一样，空气被熟食的味道与流行歌曲占据着。歌曲的年代是不连续的，音质是粗糙的，音量是挑战耳膜的，我刚分辨出这是苏芮的《酒干倘卖无》，的《superstar》就紧接着涌来。离酒店广场300米远是汾阳县城的中心地带，主干道鼓楼南街是商业区，一座四层高的商场和一家接一家的小店铺，电器、食品、服饰、盗版书籍应有尽有。小店无一不拥有夸张的广告牌，它可能是鲜艳的黄色、红色、蓝色，上面用粗重的字体写上了“广州皮鞋，全场19元”，在19元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星号，以表明减价幅度的惨烈，它对面的广告牌上站立着香港明星刘青云。每间小店都在播放音乐，店主的品位各不相同，但对流行因素与高音量的偏爱却是一致的，沿街走上几分钟，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迪斯科到2006年的李宇春，你都可以听到。在刀郎最热的时刻，满街都是此起彼伏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这座小城市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着，除去喇叭里的音乐声，还有卡车、小轿车、摩托车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它们入侵你的耳朵、头脑，让你无处可躲。与噪音相伴随的是永远无法消退的尘土。从太原坐了3个小时长途车，一下高速公路，迎接我的就是漫天的尘土。我已经习惯了华北地区的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即使在春天的树叶上也看不到那种嫩绿，北京每年的沙尘暴也提高了我对空气污染的抵抗力。但是汾阳的空气中的粉尘仍令人吃不消，在关上了车窗的汽车里，闭了门的酒店房间里，废旧的电影院里，都躲避不了。人们在尘土里、噪音里呼吸、行走、交谈、相爱、迷惘……
我坐在汾州大酒店的广场上，等待安群雁的到来。他今年36岁，是一个14年婚龄的丈夫，13岁孩子的父亲，建设银行当地宏大储蓄所的所长，住一套105平米的房间，对于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还算满意。他对明天（也就是7月1日）的工作有点焦虑：那是电子国债的第一个发放日。他的浅蓝色衬衫没有规矩地放进皮带里，一角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两点污迹，衬衫里面是一件白色T恤衫。握手有力，笑容灿烂，那种亲切感像是邻家那位失散多年的憨厚大哥。
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短暂的明星。在年轻、才华横溢的中国导演贾樟柯1997年的电影《小武》中，他饰演一位药铺老板。那部在所有人眼中“完全不像电影的电影”，成为过去20年中国最令人难忘的影像记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记录之一。
在《小武》及接下来的《站台》、《任逍遥》中，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他度过青春岁月的汾阳县城及距它不远的大同市。这是一个与人们热烈谈论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同的世界。小城的青年似乎被甩出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社会变化的速度将他们的内心转变远远抛离在身后，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内心慌乱不堪。中国压缩式的现代化在他们身上表露无疑。似乎昨天他们仍浸泡在毛泽东思想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迷恋《林海雪原》与《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准备成为一个国营工厂工人；今天就要会在卡拉OK厅里唱张学友，义无反顾地在商业化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在安群雁的记忆里，此刻，汾阳的国营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9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