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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相信些什么（2）
新茉莉花啤酒城，是江阴城中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这里有着各式欧陆风情和美国风格的餐厅与住宅，人们会在电话里相约在“枫丹白露”吃饭，在桌上摆满了清蒸鱼、大闸蟹与清炒豆苗之后，还会上来一道牛排，人们想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但是这座啤酒城不同，它的地板、桌子还有啤酒，甚至大厅里的空气，没有一点赝品的气息。它显示了它的建造者的确既了解江苏的茉莉花，也热衷于慕尼黑的啤酒。
“你一定要去喝啤酒”，在前往江阴之前，曹克波叮嘱我。他是人群中的少见因子，他能轻易地赢得别人的信任，用热情感染周围。他37岁了，看上去却像一个突然长大的儿童，笑起来手舞足蹈，他似乎对谁都心无介蒂，但是谁也无法忽略他谈话中的洞见和广博的见闻。
他是这个啤酒城的修建者，正式的身份是江阴市模塑集团的副董事长。这家公司是他的父亲曹明芳在1984年创办的，它当时名叫“江南模具塑化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乡镇企业，它最初的产品包括彩色工艺蜡烛、塑料花等。1988年，因为开始为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生产保险杠，这家苏南的小企业抓住了过去20年中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的潮流：外包改变了全球产业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崛起（汽车制造业是其中主要的推动力之一）。
如今，那家最初以32万美元开始创业的小工厂，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商之一，合作伙伴是全球最富盛名的汽车公司——通用、宝马、雪铁龙、大众……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多做一点点”，曹克波谈到了他的父亲给这家公司奠定的商业哲学。像过去30年中兴起的很多中国企业一样，是多年的饥饿感催促了曹明芳的商业冒险，这种饥饿感既包括物质上，也包括自我才能的实现。伴随着企业的成长，那种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商业精神也复苏了。对于苏南这种具有漫长的经商传统的地区来说，勤奋、节俭、遵守信誉、灵活性从来就是商业精神中的一部分。尽管人们会习惯性地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但到了明清两代时，商业已从长期的不信任中慢慢摆脱出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江南既是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儒生与商人之间的角色经常是相互置换的。这种变化在20世纪加速了，距离江阴不远的南通，它在20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张蹇，似乎毫不费力地从一位前清状元变成了一位伟大的民国实业家。
对于曹明芳的一代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不如说他们把中断的传统重新嫁接起来。而对于曹克波一代来说，如何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则更充满了诱惑。
“我们不仅要全球化，还有全球化＋”，他谈起了最近参加的约翰·桑顿在清华大学的“全球领导力”的班级。他相信现在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全球化第一次使中国企业有机会整合全球资源。“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多做一点点”的曹明芳式表达，变成了曹克波口中的“勤奋、包容、持续改进”。1989年，20岁的曹克波前往德国半工半读，他既是车间里的一名工人，也是马堡大学的一名工商管理硕士。这是曹明芳的方式，作为这家企业注定的继承人，曹克波在中学暑假时，就在父亲的工厂里实习，体验其中的辛苦与快乐。从德国归来的曹克波确信，他可能将德国人的严谨、理性与技术创新，与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展现的惊人的灵活性与整体感结合到一起，而这种结合将可能使中国企业成为世界商业的领导者。
为家族企业的延续，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是曹克波一刻不停地工作的驱动力之一，同时，他也期待商业活动能为更广阔的社会变革提供某种帮助。比起那座平移自慕尼黑的啤酒城，真正令他骄傲的是两年前他和朋友们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兴建的“中国中心”，他试图将中国的文化、艺术、食品、音乐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3）
曹克波对于父辈价值观的继承，与他的雄心勃勃、开放性，对于每一项日常工作的执著，像是为中国正处于断层期的中国商业伦理提供某种启发。人们会习惯性地说，是清教伦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精神动力，但事实上，如果你耐心观察中国近代的商业史，你会发现类似的价值观也同样存在。在马克斯·韦伯的框架中，勤奋与节俭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项品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商业中太多的投机主义、太多的自满，缺少根本性的驱动力，因为商业环境缺乏可期待性。有时候，与权力的关系、或是一次恰好的投机，可以将一个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这种成功，不是源自于艰苦的努力，不是源自对于商业活动的真正的热爱与尊敬。同时，这些暂时的成就又是多么脆弱，它可能再度被权力剥夺，或是因为一次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治的改变，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商人们，总是被各种政治、社会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他们缺乏继续拓展的激励，值得理解。商业伦理的建立，必须借助与政治、法治与文化对应的改善。
曹克波的价值观的建立，得益于苏南的商业传统，江阴市的亲商业姿态，父子传统所带来的稳定性（在中国，家族传统一直是对抗社会动荡的最有效的方式，至今似乎仍是），还有他对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它们都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期待的商业伦理。真正的商人，不仅仅是将商业活动视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些行为应该来自于你内心的召唤，你在每一项决策中、每一台机器的改进中、每一次对员工的培训中，都得到了某种深深的满足感，都是拓展你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中国的方式（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舞台上那些战士的面孔，一排排电脑桌，贵阳市警察们的1200辆摩托车，广东一家工厂的职工的宿舍楼阳台，一家胡椒厂的黑色的原料缸，一家购物中心的扶手电梯……这些人与物，数量庞大，整齐划一，每个个体模糊不清。将这组照片命名为“中国模式”，在这个标题下是一句简单的说明：“A unique look more than a billion overlapping lives”。
这组照片给我的感觉既清晰又复杂。我们早已熟悉了西方媒体热衷的象征手法，在网络热席卷中国时，杂志的封面上一个绿色军帽，原来的红色五角星，被置换成@；在ＳＡＲＳ流行时，则是戴上了口罩的毛泽东画像；在形容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情绪时，是一条红色的大龙和一条绿色小龙的纠缠……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形象的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我记得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关于世界地图的有趣发现：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只雄鸡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对于外来者对中国做出的过份概念化的描述，不再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也在粗暴地理解对方，谁能说我们对于美国、对于日本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看法不充满着深深的偏见。
人们总是容易把握住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尽管很有可能，这种元素在生活其中的人们眼中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进行某种自我欺骗式的视而不见。我可以想像，中国人在第一次看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时的震惊和愤怒——我们将你视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你呈现出的却不是那个火红的革命热忱，而是在一个包裹在蓝色服装下刻板的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获得对自身的新见解。
我知道这组照片在表面的戏剧性背后的真实性，在告别了那个全民一致性年代至少３０年后，集体主义、趋同的、单调的思维模式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在欢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出现，却发现这种表面的多元化，在本质上存在着多么强的一致性。我们的社会的确像是一个个雷同的复制品的集合：几乎每个城市都修建了空旷却无人使用的人民广场；几乎每家电视台都在进行某种选秀活动；在江浙一带的富裕起来的乡村里，每一户的小楼上都有同样的圆形的加顶；我家楼下的一家餐厅的员工每天早晨要集合、喊口令，与学生时代的军训一模一样；一家公司在进行一场商业活动时，采取的方式像是电影中的解放战争，销售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当我们的国家认定需要创新时，所有的人就开始谈论创意，以至于“创意”这个词变得泛滥和陈旧……
你可以说我的观点和上那一组照片同样充满了偏见，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看法，自19世纪以来，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流看法。我记得1938年美国的一幅漫画，它的主题是“从前，中国有五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我也记得狂妄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也说“他们处在整齐划一观念的同样永恒的环圈中，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良”。
是的，这些观察被证明是过份表面化，并充满了“政治不正确”，但偏见并非总是全然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在我们日渐相信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时，中国给予世界的首要影响是来自于数量上的，而非其他什么原因。“印度＋中国”的狂热在全球的媒体与学术讨论会上的蔓延着，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一想起印度仍是她的呼叫中心的印度英语，而中国则是沃尔玛超市里的海量廉价商品，它们可能让人惊诧，却不会引人尊敬。
当然，历史的进程经常出人意料。17世纪的法国人相信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他们不会相信那个由斤斤计较的小店主构成的英国日后会领导世界；19世纪的英国人也不会相信，那个粗俗不堪的美国，日后会成为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即使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品还是廉价与质量差的代名词，人们不会想到它将创造新的消费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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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方式（2）
中国必然在这一序列中吗？她的发展将为世界历史带来某种全新的启示吗？一部叫《大国崛起》的专题片正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想知道中国有何种经验可以借鉴。因为很有可能，中国正处于某种历史的十字路口，她像一个蒙着眼的巨人一样，匆匆地赶了几十年的路，它取得的成就可能既伟大，也充满了致命缺陷，一些时候，她比人们想像的更智慧，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可能迷茫得连自己也不相信。
古装武侠连续剧（1）
由于霜，由于火焰，它比过去更倨傲，
更自大，更可憎，更空虚——看上去倒更年轻。
——曼德尔施塔姆
我知道这想法实在有点荒唐，但是成排的宫女们在屏幕里站起来穿衣服时，我的确想起了中国沿海那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宿舍。后者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代表的形象，一如张艺谋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代言人。2006年12月20日下午，像很多观众一样，我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重的偏见去看张艺谋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真是奇特的一幕，自从5年前的《英雄》放映以来，中国脾气暴躁的观众似乎与最具声名的导演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人们一边在媒体上、网络上毫无节制地谩骂，一边又蜂拥至电影院里，为它增加新的票房价值。陈凯歌的《无极》是这场闹剧的高峰，在北京最贵的电影院里，你甚至很难买到当天的票，大多数人不是想去欣赏一部电影，而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糟糕，好为明天的办公室增加新的谈资。这种情绪甚至催生出一位辉煌的15分钟名人——一位叫胡戈的年轻人，依据这部电影的素材重新剪辑出的无厘头短片，旋即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人物。对于胡戈的热烈反应，是公众的不满情绪的反映——你拥有了最著名的导演，亚洲最闪亮的明星，最好的技术手段，垄断了几个星期内的放映时间，但最终所进行的却是毫无意义的言说。对于失败，你还表现得如此不诚实，坚持称这是一部“杰出的电影”。
我知道，一旦电影创造变成了电影工业，昂贵的愚蠢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角斗士》之后，那种以古希腊或是古罗马为背景的无聊打斗片，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屏幕好几年。在香港，黄飞鸿的故事、黑社会的兄弟情，被翻来覆去地诠释。
已经持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