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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绪下，所有中国面临的险峻问题都被淹没了。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更多的中国人，人们放弃了怀疑态度，而对于新获得的地位感到沾沾自喜，并对于未来确信不疑——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界。
但是，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一种情绪是多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挑战冲散，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直到1973年的石油禁运风潮前的几个月，亨利·基辛格还这样对助手说。当时令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真正兴奋的是密室内的外交游戏，是政治策略上的联盟，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石油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深信“儒家价值观”是东亚繁荣的基础，似乎完全忘记了一个世纪前，人们觉得中国得不到发展，完全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束缚，而在1997年之后，这种价值观再次沦为被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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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为了解答李约瑟难题（2）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未经历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如今世界对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情绪是建立在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它是一种习惯性的乐观，认定所有的挫折都是临时性的，我们必将度过。
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下，事情的真实进展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妙，我们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也从来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性遗忘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面临100年前人们认为的科学精神不足的问题，面临着停滞的政治改革、衰败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深入而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提供明确解决答案，但它可能为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心理上的准备，就像人们对于民主的期待，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运转方式，但它却可能释放社会的紧张与焦虑，防止极端化行为的发生。
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分析李约瑟难题，或许和维持经济上的高增长同样重要。毕竟，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他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因为他们了解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为生活赋予意义。而还有什么比了解自身（既有自己，也包括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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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自我原谅（1）
几乎每一次访问，最终都变成了一场集体拍照。不管它是巴斯科地区的能源公司、巴塞罗纳的银行，或是马德里的战略研究机构，参观者们似乎对于展开的主题缺乏兴趣，不管它是“风能所代表的可持续发展”、“今日世界的西班牙语”……人们手里总是拿着数码相机，而不是笔记本，当主讲者仍在继续谈话时，一些人会突然站起，旁若无人地走动、拍照片，仿佛他是雇来的摄影师，而不是听众中的一员。在参观博物馆时，讲解员必须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他的听众从四下游荡里集中起来，他们对戈雅或是毕加索没有太多兴趣，下意识地抱怨为什么不能使用照相机；在游览巴塞罗纳的港口时，没人关心它的过去与未来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而是完全沉湎于在游艇摆出各种姿势，一个人或几个人互相拍照。
有时候，我会突然疑惑这是一群成年人吗？这是个十几人的代表团，我们总是被介绍“这是中国的青年领导人”，是大学副校长、律师、杂志主编、画廊主办者、银行家、企业家……或许这群人算不上中国社会的未来领导人，却肯定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至少代表了一个更为富裕、接受良好教育、眼界开阔的中国。他们会下意识地谈论上次在纽约地铁里的经历，认识导演阿尔莫多瓦的弟弟，和对弗兰克·盖瑞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的设计风格的看法……但是，这种谈论与其说一种好奇心的体现，不如说是明显的自我炫耀。我们的行为举止，更像是一群既容易欣喜、又容易抱怨的游客。
我们被邀请到西班牙，是仍在不断上升的中国热的表征之一。在巴塞罗纳的港口，哥伦布的塑像高高地挺立在那里，他的右手臂指着大海。500年前，他一心想去发现东方，那里蕴含着无数的财富，结果却发现了美洲。这个故事在今天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演绎成了新版本，世界变平了，因为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东方将再次重塑世界。
不断感受到西班牙商人与政府对于中国的热切程度——他们期待能在中国庞大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也希望能在日渐升温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尽管这有点一厢情愿）——后者是西班牙帝国的产物，昔日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对于彼此的理解都显得相当肤浅。“去年，我们创造了4％的经济增长，是欧洲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巴塞罗纳一位银行家这样说，但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这不能与你们相比”。我遇到的西班牙人对于中国的压倒性印象是，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你无法忽略它，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晚餐总是过长、总是喝了过多的酒，他们多少有点迷失在对中国的幻想之中。而我们对于西班牙的印象，除去了早已符号化的弗拉门哥的曲调、塔帕斯的小吃、哥伦布与堂吉诃德之外，当然最近还有一段17世纪后的西班牙的帝国历史，它的边界曾从墨西哥一直拓展到菲律宾，这激起了正沉浸于“大国崛起”的中国人的类似情绪。此外，似乎也没有更多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的首要概念是美国，其次英国、法国与德国，西班牙似乎是处于西方的边缘。
与中国人在美国与东南亚的漫长历史相比，在近代世界，西班牙与中国的联系并非密切。不过发生在17世纪初的马尼拉的一场西班牙统治者针对华人的屠杀，的确导致了明代中国的白银量锐减，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这是摧毁明朝政权的因素之一。而在过去几年中，则是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一场针对中国人的鞋城的焚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廉价的温州鞋是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中重要一部分。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现代西班牙对于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1975年11月才离世的佛朗哥是统治了西班牙将近40年的独裁者，在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处于自我封闭之中，社会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政治与知识空气。但之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它却完成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历史转变，它不仅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以巴塞罗纳、比尔堡为代表的城市则成为21世纪新型的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一个由建筑、设计、理念、创意、环境为推动力的新型社会，比尔堡的古根海姆博物院、Zara连锁店与阿尔莫多瓦的电影，代表了我们时代最Cool的精神……
停止自我原谅（2）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行程中，我没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代表们对此表现出任何智力上的好奇心，而他们经常被视作一个必将推动中国变革的新阶层。我知道这样说充满了“政治上的不正确”，就像我总被人批评成“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总是“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放大，而忽略了整体情况”。但事实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到“那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总不愿承认这一小部分其实是一大部分，而且我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看法：“我们必将成熟与强大，而过程中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
这些说法中都充满了过多的自我原谅，人们担心承认这些现实，并总将所犯的错误归咎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并希望它自然地溶解。一些对中国最为尖锐批评家总是在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终究要付出它的代价。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一个社会的美好与否并非是它的整体规模有多么庞大，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拥有独立的头脑、丰富的内心和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已经过份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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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后（1）
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两旁，长颈鹿、狮子、河马依旧憨厚地站在巨型的画板上。我隐隐担心，从非洲草原到来的它们，能够抵御北京冬日的严寒和空气里高密度的粉尘吗？它们随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人而来，却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去。
在2006年11月5日前后的一周里，北京的空气到处都是非洲的气息，电视画面上，报纸的版面，马路的广告牌，甚至我们家楼下的一家洗浴中心的门前都立着“热烈欢迎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灯箱。这气氛让我想起了冷战年代，那个时刻，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即使我的父母一代中的很多人仍饿着肚子，粮食还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非洲与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则仍带感激地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除去为了重温与非洲的友谊，确保在能源与国际事务上的合作，3个月前的那次峰会也被视作2008年的奥运会的一次预演。对于一个像北京这样的一场暴雨都会陷入瘫痪的脆弱城市，它能够承担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吗？
在过去的3年中和正在展开的一年中，“2008年奥运会”成了北京的情结，一切似乎都与它有关，它催生了所有的欲望与想像力。人们拼命买房子，因为2008年之前，房价不会跌；人们对于股市充满热忱，至少在2008年前，它是不会崩盘的；台湾问题也不要在2008年之前忧虑，北京会对台北的举动保持尽量的克制；买一种品牌的牛奶是为了强壮中国人与奥运精神，出租车司机学英语是为了奥运会做贡献，电视广告里闪现着不同肤色的男人与女人，他们都在说“北京，真好”；一场场关于不插队、不吐痰这样最基本的礼仪规范的活动开始展开，那种宣讲的口气仿佛听众是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知道肯定无数不知道的摊贩肯定会在即将拆迁的店铺前贴上这样的广告：迎接奥运，清仓大甩卖……
“俄罗斯人不喜欢吃海参，法国人不喜欢吃内脏，而美国人性格比较豪爽，吃饭没有太多的禁忌，他们大都比较喜欢吃中国的宫爆鸡丁。西方人不喜欢13这个数字，因此吃饭时不要安排13个人一桌，活动日期尽量不要安排在13日和星期五重叠的日子。还有日本人不喜欢绿色、荷花、狐狸等，韩国人不喜欢白色……”这是在北京一所高校一场普通的讲座的部分内容，它也是为迎接奥运会而设立，大学生们热烈的掌声，说明在接受了超过十年的教育之后，他们对于世界其实还是一无所知，并且仍旧热衷于这种肤浅与简单。
北京四处弥漫着奥运气息，从政治人物、运动员、演艺明星到环卫工人，都向奥运会展示着热情与决心，它寄托了今日中国人对自我形象的新期待——在自觉落后于西方多年后，我们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赢得举世的尊敬。为了这个目的，一切都理应被动员起来，一切不安的因素都应被及时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都应该被屏蔽，人人理应喜气洋洋、干劲冲天……
这些场景总是唤醒我的中学与小学的记忆。印象中，几乎每过一段时间，班主任就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讲道，明天会有人来学校参观，这些人可能是教育考察团，也可能兄弟学校的老师，他们的观察要么将决定我们是否会评选上模范学校，要么会对学校的形象有影响。而对我和同学们来说，它总是意味着一场烦人的大扫除。将平日谁都不会注意的“卫生死角”清除后的第二天，我们等待着别人的考察与观赏。这一天，我们会表现得格外安静，课上更专心地听讲，回答起问题来都更一板一眼，因为不知道是否有人会从教室后门偷偷看过来。有时候，为了迎接一场盛大的检查，我们会忙上一个礼拜，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被一种集体荣誉的情绪感染着，我们要比三条街以外的那个小学更优秀。在那些时刻，做了错事所得到的批评也更严厉，教导主任经常会在大会上以这种方式开头“在文明学校评比前夕，XX同学还出现旷课”。但是，每当这场检阅结束后，我们就被一种无所事事的失落感包围着，教室恢复了杂乱，卫生死角仍旧是死角，上课说话的同学继续交头接耳，那种短暂集体的荣誉感，就像一阵轻微的感冒，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2008年之后（2）
我的成长是由一次次这样的记忆构成的，以至于在长大之后，对这些形式主义充满了本能性的反感。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我渴望国家与民族给我带来认同感，沉浸在集体情绪的人们往往是最幸福的，否则你就无法理解群众运动的魅力。每个人也都是一个更广阔群体的一部分，承担其责任、分享其荣耀，一个19世纪末的英国人无比幸福，因为他可能仅仅凭借一张伦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