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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重版前言（1）
文/＇美国＇巴拉克·奥巴马
离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将近十年了。我在初版的介绍中提到过，写作这本书的机缘来自我还就读于法学院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成功地当选了《哈佛法律评论》的首位非裔美国人社长。经过几次务实的公开洽谈后，我收到了一位出版商的预付款，于是开始写作，相信自己的家族故事以及我为理解这些家族故事而作出的努力，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无法抹灭的种族隔阂问题，以及地位身份变动的状态（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飞跃，一种文化冲突的状态），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烙印。
与大多数第一次写作的作者一样，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寄予了厚望，同时又感到遗憾。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超越我那年轻的梦想而大获成功，而遗憾的则是我并没有写下什么值得讲述的事情。事实刚好是处于两者之间。这本书得到了还算不错的评论，事实上评论的人只是在出版商安排的刊物上发表意见。书的销量平平。于是，几个月后，我仍继续我原来的生活，并且确信，我的职业写作生涯是短暂的，但还是很高兴自己能没有损失一丝一毫尊严地走过这段路程。
在出版后的十年里，我少有时间来反思这本书。在1992年的大选中，我负责一个选举人的登记方案，开始为全民权利服务，并且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我和妻子买了一处房子，幸运地拥有了两个漂亮、健康、淘气的女儿，为还清账单上的债务而努力着。1996年，当州参议院举行新议员选举的时候，在一些朋友的说服下，我参加了竞选，并且成功地当选了州参议员。在就职之前，就有人告诫过我，从事州的政治事务没有国会那样吸引人；大部分的议题是跟劳工群体有关的，这个群体大多数人的身份低微，而那些走在街上的普通人则完全被忽略掉了（比如说，对房车的规定，或者农业设备贬值所引发的税收后果）。即便如此，我对这个工作还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对州政治事务的衡量能顾及到具体的结果，比如说，增加贫困儿童健康保险金，改良对无辜的人宣判死刑的法规，这在一定时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还有就是，身处于一个工业化大州的议会大厦里，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家里形形色色的面孔，来自市区的母亲、农民、移民劳工以及郊区的投资银行家，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讲述他们的情况。
几个月前，我赢得了民主党内的提名，成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这是一场艰难的竞赛。在众多经费充足、经验丰富并且优秀的候选人当中，一个有着可笑名字的黑人，没有组织背景，没有个人财产，因此，人们认为我胜出的机会渺茫。可是我不仅得到了黑人的拥护，也获得了白人的支持，同时获得郊区居民及芝加哥市民的支持。当我赢得民主党基层绝大多数的选票时，人们对选举结果的反应就反映在了《法律评论》的报道上了。主流评论家们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也诚挚地希望我的成功是种族政治得到更广义改变的一个信号。黑人社区普遍对我的成就感到骄傲，一种夹杂着挫败的骄傲，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发生的五十年后，在《投票权法案》公布实行的四十年后，我们还在为仅为一种可能性（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接下来我将面对一场艰难的选举竞赛）而庆祝，即我可能会成为唯一在国会里服务的非裔美国人，是民主重建以来的第三位作为参议员的非裔美国人。我的家庭、朋友和我本人都因为受到关注，而感到一些的困扰，并不断意识到媒体的耀眼光芒与混乱的世俗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 txt小说上传分享
2004年重版前言（2）
就像十年前大量的公开宣传引起出版商的兴趣一样，这新的一轮好消息也推动了这本书的再次发行。许多年来，我第一次抽出这本书，阅读了几个章节，看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想法改变了多少。坦白地说，我时常为了一个错误的措词，一个混乱的句子，或者夸张的情绪描写而感到懊悔。就像一位激进的追求简洁的评论家一样，我急切地想把这本书删减五十页左右。然而，我得坦率地说，这本书中的想法确实是我的，也许在今天，我会用与十年前大为不同的口吻来讲述这个故事，即使有大量的专家评论和反对党的调查，从政治意义出发，某些段落在现在看来不便讲述。
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戏剧性改变，是现在人们可能会阅读这本书的背景。我以硅谷的崛起和繁荣的股市，柏林墙的倒塌，曼德拉用缓慢但坚定的步伐走出监狱直至开始领导一个国家，在奥斯陆签署的和平协议开始作为写作背景。国内方面，我们围绕着枪支、堕胎以及说唱音乐而展开的文化争议，看起来这种激烈的争议源于比尔·克林顿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收缩规模的福利国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也没有很明确的界定，似乎描述了对生计问题广泛而潜在的认同，即使是乔·W。布什在首次竞选中提出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纲领也不得不对此表示赞同。国际方面，作家们宣告一段历史的结束，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优势，国与国之间以往的敌意与战争被事实上的政治共同体和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所取代。
后来，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世界崩溃了。
作为一名作家，我无法描述出那一天以及随后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飞机，就像怪物一般，撞进了钢筋和玻璃筑成的高楼里；双塔缓慢倒塌成为了废墟；街边躺满无人认领满是灰尘的尸体；痛苦和深深的恐惧蔓延开来。我也不想假装了解这种十足的虚无主义，这种主义驱使了那天的恐怖分子并且还在驱使着他们的同胞。我的洞察力以及我触及他人内心的能力，根本无法洞悉那些的空洞眼神，他们仅仅怀着虚幻、抽象的满足就能去杀害无辜的人。
而我知道的是，历史，在那天，怀着一颗复仇的心，回来了。事实上，就像福克纳告诫过我们的一样，历史绝不会流逝或被掩盖，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这段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直接触动了我的心。不仅仅是因为基地组织的爆炸活动奇怪地发生在内罗毕、巴厘岛以及曼哈顿等在我生命中的某些处所，还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不仅仅是因为，由于9·11事件的缘故，我的名字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热心过度的共和党人建立嘲讽民主党网站的关键词，而且也因为这些潜在的争斗——富有世界与贫困世界之间；现代与旧时代之间；那些允许冲突，包容让人生厌的各种差异，却同时坚持一套把我们绑在一起的价值观的人，以及不管是在何种旗帜、口号或者宗教内容的引导下，寻找一种同化（这种同化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来说是种残酷）的那些人之间——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缩影。
我知道，我曾经目睹过社会底层人们的绝望和混乱。那种绝望和混乱扭曲了那些流落在雅加达和内罗毕的街道上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生活，也同样扭曲了芝加哥南部地区的孩子们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蒙耻和爆发无可抑制的愤怒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多么容易陷进暴力和绝望中。我知道当局者对这种无序状态的反应——要么是简单的安心满足，要么在无序状态超越了所允许的界限时，盲目地使用武力，延长刑事案件的判决，用更加成熟的军事设备来进行镇压。可是这些都远非解决问题之道。我知道界限的硬度、宗教极端主义和部落的携手，宣判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然而，为了了解这些争斗并且在这些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自己更内在的、私密的努力已经集中体现在一场涉及面更广泛的公共辩论中，一场我全身心地投入并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后代的未来的辩论。
所有这些政策的含义是另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我想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来作为结尾。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人物仍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的职责、孩子、地理区域以及命运的轮回，对我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除了我的母亲。在这本书出版的几个月后，我的母亲，由于罹患癌症，猝然离世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从事她所热爱的事清。她环游世界，在亚非的偏远村庄工作，帮助妇女购买缝纫机和奶牛，或者帮助她们接受教育，让她们在世界经济中取得立足之地。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不管地位高低。她去远足，赏月。为了一些让她高兴或者欣赏的小东西，比如说围巾或者石雕，她可以寻遍德里或者马拉喀什的当地市场。她撰写报道、阅读小说、心系子孙。
我们经常见面，联系从不间断。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她会阅读草稿，修正一些我理解有误的故事，对我草稿中关于她本人的塑造小心地不加评论，但是在我父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不完善的方面，她会立即进行解释或者辩护。她对自己的病情抱持着一种冷静乐观的态度，她帮助我的妹妹和我在生活上不断向前，不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恐惧、拒绝或者突然畏缩。
有时，我想，如果我能够早些知道她将不可能战胜病魔，我也许就会写另一本不同的书——少一点对已逝父亲的猜想，多一些对一直陪伴在我生命中的母亲的感恩。每天，我都能从我的女儿身上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欢笑，感受到她非凡的魅力。她的离开使我深深地感到悲痛，而这种悲痛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亲切也最慷慨的人，而这也是她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一章（1）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