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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群架，多数时候乃是打个热闹，要诀之一就是冲锋的时候必须高声喊杀。迎面赶来的敌兵稍一犹豫，已给我们跑到近前，我让过最前面的海洋和蒋峰，猛地蹦起来，狠狠把手里的砖头砸向领头的两个追兵。两个小子一看不妙，赶紧转身护住脑袋，把屁股和背脊留给我。这时候，拿小树苗的兄弟已经冲上来了，对准追兵的下盘就是一记横扫。后边的人，各持砖石，也已冲到前线，和迎面来敌混作一团。
一般来说，每次深入敌后搭讪别人地盘上的姑娘，游击队员们都要提前做好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虽然不惧怕大仗，恶仗，但是行动前的兵力对比总要做做，不能犯左倾冒进主义错误。
而在这次行动之前，李海洋其实就已经打好小算盘了，本来算计的是卫校女多男少，唯一成建制的力量便是医士班，江湖上籍籍无名的三流武工队，动员估计都成问题。所以柿子拣软的捏，真打起来我军也吃不了亏，谁也没想到敌人居然反应不慢，没找着女孩儿却碰上了硬茬，给追着屁股打出来了，双方打在一起，开始还是平手，可毕竟是在人家地头，后勤和支援都不占优势，几分钟里，对方的援军就陆陆续续来了十来个，而且手里多半拎着小刀和桌子板凳的零件，我们这边只有蒋峰裤兜里揣着一把小折刀，激战中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瞅个空当把刀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给人一棍劈在手腕上。
蒋疯子兵器失手，出师未捷身先死，头上紧跟着就挨了一棍，剩下的人也都差不多，只能且战且退，等撤到卫校大门口的时候，两个穿大衣的保安还揣着手看哈哈笑。我给人捣了几棍子，李海洋的眼睛里都给打出了血点，眼看兵败如山倒，我们这边就要斗志散尽作鸟兽散的当口，红了眼睛的李海洋猛然蹦出两步，指着马路对面大叫了一声：“飞哥，老秋！”
我护住脑袋回头一看，眼前的情景好像慢镜头一般放过——马路对面，黑压压来了二十多人。大点的孩子讲风度，一个个身形瘦削精悍，天再冷也只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外套大都是深色，每个人的衣服都是敞开襟，风一吹就能看见衣角飘扬，远远看去，十分整齐，恍若一支支挺拔的标枪伫立在北风中，长矛如林，红缨飞飘。什么叫“虎贲”，什么叫“沙场秋点兵”，后来看金庸说“奔腾如虎烽烟举”，我一下就想到了当时的这个场面。
飞哥是个打架的老油条，拎着两截砖头跑在最前面，当年会打架的小混混拿砖头从不出手，都是掂在手里当锤用棱角砸，谁的脑袋和后背挨上一下就得趴下，半天缓不过劲来。飞哥和老秋这几个都是高手，挥起砖来就是李元霸和裴元庆。
渡江侦察记（4）
生力军加入战团，体力和战斗力都占了绝对优势，简直就是虎入羊群，直接决定了战局的成败。眼看我们这边兵合一处越战越勇，对方败像已显的关键时刻，从街边的小巷里窜出十几个联防队员再次改变了战斗的格局。
90年代街头打架的年轻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联防队，武汉市的群众组织有着良好的基础，联防队更是装备精良，个个年轻力壮，专业就是打架，手里捏着国营大厂生产的专业暴力器械。那年头电棍是稀罕物，除了少数真带电的，剩下的不少都是橡胶和木头疙瘩，但使用者都在上面缠铜丝钉图钉，混充带电的大杀器，糊弄战斗中不明真相的对手。
当时的电警棍威力比后来的强上百倍，都是带直流电的。江湖上总有一些匿名的血泪传说，某些被这玩意使用过的好汉描述，就像给两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肉里，易筋洗髓，终生难忘。大家一看这群家伙来了，想起传说中电棍的威力，头皮都是发麻的。手脚顿时也都变得十分麻利，武斗立即停止，凶器转眼扔了一地，卫校的男孩儿们掉头跑进学校，我们朝着联防杀来的相反方向飞快逃窜。
00被联防队抓住的倒霉蛋不光要给电棍捅，还得拎进派出所蹲一天墙根，然后等家里来领人。家教严的兄弟往往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大概是顾忌这个，兄弟们逃跑都很拼命。绕出一个大圈，把联防甩得没影了，才拥着伤员，浩浩荡荡地折回同济医院。
那天我们这边一共有四五个人见了血。李海洋算严重的，除了头上给人砸破以外，胳膊还给人划了一刀，屁股上也挨了一下——后来他告诉我，是一个小王八蛋用磨成了锥子的螺丝刀扎了他屁股。飞哥他们那边有个小伙子的肚子被人划了一刀，好在冬天穿得厚，就破了点皮。剩下的几个简单洗洗伤口，就站在门口等李海洋在急诊室里缝针，一边等一边翻荷包，每个人掏出几张毛票，开始凑医药费。
蒋峰手背上包了个纱布，嘴角上一块青，他划了划毛票，大概是还缺钱，老秋首先把衣服兜翻过来，示意没了，大家也都跟着翻口袋。
我们翻口袋的工夫，楼梯间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卫校受伤的几个学生也来了，他们来的人明显比我们少，轻伤员大概都在自己学校消化了，剩下两个严重点的，是给人架上来的——可能是部队的战损率太高伤了筋骨，他们送伤员的人里不少都是女生！
我和自己的伙伴们靠拢在一起，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那边的男生也瞪着我们，擦根火柴就能再次打起来。
但这根火柴却一直没擦着。没一会儿，对方的伤员送进急诊室开始清创，急诊室有四张床，李海洋正在其中一张床上处理伤口，刚才一直在哎哟哎哟叫个不停，扭头一看刚才打架的仇人来了，也顾不上呼叫战友厮杀，第一个反应就是咬牙忍住疼，和拿药瓶的小护士谈笑风生做刮骨疗毒潇洒状。
走廊上的两伙人不时地斜眼瞅瞅对方，目光里充满敌意，但却都没有再动手的意思了。我们很快发现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实在凑不出钱来了，蒋峰就和飞哥他们商量着去附近学校找同学拿点，于是开始讨论哪个学校比较近，比较容易拿到钱。
拿破仑说过，打仗三要素，一是要钱，二是要钱，三还是要钱。当着对方女生拿不出来钱，实在有些尴尬，大家傻愣愣地站着，面子上都有点挂不住，每个人都忍不住上前去就此话题发表两句看法，讨论谁比较仗义疏财，连续说了几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我平时呆在高中里，认识人少，插不上什么话，只好坐在边上听他们讨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渡江侦察记（5）
正在发愁，穿白大褂的护士长走过来了，一边看着满走廊的小青年摇头一边来抓我——她是我妈一起下乡的同学，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低着头没认出，来不及躲被揪了个正着。
“建明哦！”护士长阿姨痛心疾首地把我拽到一边，周围的穷兄弟识趣地散开一个圈，幸灾乐祸地围观我被护士长训，“这大个人了，还在外面撩事打架，今天又逃学出来的吧？看我回头告你妈……”
训着训着这个大嘴巴的阿姨又开始指着我身边的家伙训，说不准再闹事了，特别是这么多人都挤在医院里，打群架似的实在不像话。大家低着头，笑眯眯地摇头交换眼神，那显然不是认错而是无奈。正在这时，走廊上又来了一个人，顾不上和她的伙伴们说话，就被护士长阿姨痛心疾首地发现了：“安安！你怎么也来了咧？”
这下大家都傻眼了，只有护士长阿姨蒙在鼓里，只当我们是一伙的，把我拉到这个叫“安安”的蓝大衣女孩跟前一起训。叫“安安”的女孩管护士长叫“娘娘”，也不知是不是亲戚，反正这个“娘娘”训她和训我的台词差不多，没想到你也学坏啦，和这群“坏儿子伢”一起玩，回头要“告诉你妈”！
说了一会儿，护士长阿姨自己也累了，看一大群人在走廊上围观实在不好看，就叫没受伤看热闹的家伙出去等。这时我鼓起勇气说朋友治伤钱不够，找她借，她摸了摸大褂子口袋说没带在身上，刚抬腿要回办公室拿，站在我旁边的蓝大衣女孩说话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挂历纸叠成的钱包——“我这里有！”
眼见此景，护士长阿姨顿时又有了话说，指着我冷嘲热讽：“看你多有出息啊，借姑娘伢的钱，我看你好意思哦……”
蓝大衣女孩借了我9块钱，一张炼钢工人的五块，两张蓝色的小票子，第三版人民币的两块钱，票面上“贰”字把两横印到了弋字上面，是错版。我接过钱，看了她一眼，觉得挺漂亮，一时又不知道说啥。
“好啦好啦，散一下，没病的去外面等，别在走廊上挤成一坨。”护士长阿姨一边招呼一边往外哄，人正乱的时候，蒋峰和另外两个小子跑过来了，看着我和蓝大衣诡异地笑，还和蓝大衣边上的女孩说话，对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还算友好。我心里有了点底，问了蓝大衣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冬日上午，我们和卫校的女孩儿道别后，走出同济医院，其时正在中午，太阳高挂在顶，照得路边萧条的建筑也有了几分亮色。江北的空气质量一向差点意思，南方的积雪又浅薄，太阳一照就成黑水，气温更低了。我和伙计们踢踏着积雪，商量着分头回家养伤，此时已是午饭时间，街面上的行人不多不少，大家的游兴被打架败坏，一伙人黑着眼圈包着纱布在街上走也实在不好看，笑闹一通，又把兜里的毛票笼了笼，看看连吃饭都不够了，于是分了车费，三五成群各自散了。回去的路上，李海洋撅屁股歪坐着，忍不住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刚才缝针的时候，认识了给他处理伤口的小护士。蒋峰很羡慕地看看他，掉头又拿借钱的事儿笑话我，我嘿嘿一笑，嘴上说滚蛋，心中却把“张建安”这个女孩儿的名字默念了多遍。
1993年年末，我在航空路天桥下的一次打架后，初步认识了卫校女孩儿张建安。那天航空路上薄薄的积雪，被几十双温州鞋踩得稀烂，白的，黑的，间杂着几滴鲜血的颜色。身上被小刀划开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但是人生和社会意义上，更深的无奈和伤口却刚刚开始绽开。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工厂的机器虽在继续轰鸣，但效益却开始普遍滑坡，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从技校里走出却不能顺利就业的“待业青年”，许多年轻工厂子弟们在技校、职高里打发着时间，大把的岁月被用于在街头闲逛，在当时，他们被称为“晃晃”。多年以后，这个名词甚至成为一种麻将的玩法，不过，当初的年轻人并没有足够的远见可以看清几年后的窘迫形势。
那年我16岁，在省一中上高一。我的朋友李海洋蒋峰在车床厂子弟技校学习模具制造，老秋在武汉职院学无线电，飞哥在家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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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信（1）
2002年的夏天，我出差到天津。从机场赶到市区，正是黄昏，在笑话里这个城市是被拉登炸过N回了，空气里飘着浓重的煤烟味儿，尽管如此，举目看去，黄昏中的北方重镇，气象还是不同。道路宽阔，夕晖之下，路旁两侧灰色的楼房仿佛在诉说一个逝去时代的寂寞，出租车在路上飞快地掠过，竟让我生出错觉，好像突然回到十年前的武汉，我和兄弟们坐在空旷的公共汽车上由汉口返回武昌一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她挑地儿请我吃了餐饭，客气得如同路人。回来后，我在商场专柜想给她挑个东西做回礼，面对花花绿绿的人造水晶，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专柜小姐问我送给谁，我说女朋友，她大概以为是lover，给推荐了几个带心形的，我摇摇头，告诉她是女同学，她笑笑，收回去几个，又拿出几个小动物的和一朵巨大的玫瑰花，这回大概是当二奶了。她一边推荐一边强调，玫瑰花形的好看，女孩子一定会很喜欢，我摇摇头，最后挑了个郁金香形的，看她很遗憾地把那朵硕大的铅玻璃玫瑰收起来。我估计她一辈子也想不到，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给张建安送花，送的乃是一朵象征哀悼的白色*。
那是在1993年冬天，我明显地感到身体里躁动的野心开始膨胀，从祖国的花朵到社会的栋梁，眼看着世界归根结底就要是我们的了。未来的接班人雄心勃勃，可还未来得及抢班夺权，劈头而来的却是社会剧变。邓公南巡那年，班主任老师督促我们中考大业，经常挂在嘴边的最高指示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两年内玄机暗藏，不要说学生，好多大人的脑子都没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转过弯来。义务劳动渐渐取消了，课外活动小组开始交费了，学校边上的小摊小贩，如一夜春笋般冒了出来——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大人卖录像机，娃娃们钻录像厅，而我们的老师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