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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所有的结局
都已经上路，
只是作为当事人
的我还一无所知。
我害怕悲剧重演。
镜中的脸有一点模糊，有一点变形。
我不清楚别人是否习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聚焦自己的脸。当然，我不是那个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西塞斯，自恋这个词与我无关。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孤独。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注视自己。走路时放慢脚步，看自己留在玻璃门上清晰的人形；逛商店时走有镜子的地方，看自己一瞬间晃过的眼神……在熄了灯的晚上，我拉上床帘，打开应急灯，在一点幽光中看镜中的自我。那是我最隐秘的快感。
镜子是在8号楼商店买的，十二元，长方形，镶着黑边。此前我有一面红色的镜子，是我从家里带到学校的。那红是鲜亮鲜亮的，像一团火，燃烧在我整个高中时代。真实的生活中很少存在这么扎眼的色彩，所以，看到那面镜子，我总联想到诸如glorious future之类的字词。
可惜，那镜子碎了——生活一向充满各种意外，我至今都不明白稳稳地待在桌子上的镜子怎么会掉在地上，碎成几个不规则的图形。于是，我在商店里找到了这面价格适中、看着还舒服的镜子。而它的颜色，正是我所需要的肃穆。
不久，我就发现这镜子有个奇怪的特性。把它横过来，镜中的脸庞会格外修长，眼睛显得硕大而幽深。我一直想知道哪个我是真实的。本质上，我喜欢把镜子横过来，可我总无端地认为那样的我不是别人眼中的我，因为所有这种类型的镜子都是用撑架撑在桌子上的，没有人会让它怪异地横倒。
是的，不管我是否愿意，我都在时刻调整自己以求和别人达到一致。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因为孤独的人在追求行动上和别人一致的时候正是她内心分外无助的时候。我害怕别人发现我的孤独，我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掩饰，而掩饰不过是让我更痛恨自己的懦弱，更受困于自我的分裂与争斗。
“微笑，亲切地微笑……”我对镜子里的我说。
时间还早，才凌晨五点半。北京的深秋时节，天空一片混沌，让我宿命地不安，仿佛所有的结局都已经上路，只是作为当事人的我还一无所知。我害怕悲剧重演。
宿舍里其他三人还在睡觉，床帘拉得严严实实。我尽可能轻声地行动，怕吵醒了她们。她们三个都是中文系的。中文系可能是全清华最悠闲的系了。每次开学她们回来都互相抱怨一番： 这学期有多长的书单，老师布置了多重的研究任务……可是，不到考试周的前两个星期，她们决不会去占座上自习。而这两个星期，已经足够她们写完所有的论文，复习（或者说学习）完一学期的课程。
相比之下，我就忙得有点离谱： 每天七点不到去三教占座，除了上课，一天都贡献给自习教室了。很多人将爱情进行到底，我却是将自习进行到底。自己想想都挺感动的！
不过，我没有权利抱怨，因为当初是我自己选择离开中文系的。
一年前，我刚进清华的时候，大师实验班在全校扩招学生。我喜欢中文，但我不喜欢中文系。就像中学时我特别喜欢语文，但对无聊的语文课我只是耐着性子敷衍。大师实验班的课程是中西贯通，通俗点说，就是综合了中文系和英语系的课程。两相比较，我毅然倒戈，并顺利通过了面试，成为大师实验班扩招学生中惟一的一名女生。
转系使我在这个新集体中总难以摆脱寄人篱下的阴影。或许是我不善于交流，或者是我不屑于表达，反正除了和这个班中的个别南方女生相处融洽外，其他人永远都是点头之交。这个二十多人的班级居然有一半都是北京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高中同学。他们的生活圈子对我是陌生的，他们的言行方式对我是突兀的。
我清楚地记得班里的一个北京女生开学没几天就抱住我说： “亲爱的，马上要查视力了，我死定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想来她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再比如，有一天我穿着一条苏格兰式样的格子短裙进教室上课，一个北京男生居然从我进门开始就盯住我看，然后眉飞色舞地对我说： “哎哟——今天你可太交际了！”我到今天都没明白“交际”在他们的字典里是什么意思。
整个大一我都躲在角落里，不担任任何职务，上课从不主动发言，没有参加过班里的外出活动……对班里其他人来说，我就像一个影子，有存在的方式，没有存在的必要。
大二开学后，大一的奖学金评定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直到这时，大家才突然发现这个班还有一个学习优秀的苏州女孩。在中秋联欢会上，她很无谓地当众表演劲歌劲舞，让其他人惊呼“天皇巨星诞生了”。她又突然进了清华大学学生会，当上了生活部副部长……
我可以想象我带给其他人的震动。不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刻意而为的。我不想一开党支部会议就被辅导员教诲： 要多关心班集体、融入班集体，不要独善其身……
于是，在大二期中考试之后，我参加了进清华以来的第一次秋游。
门外，我们班的女生正在忙碌地来回跑动。看来，大家都快好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说： “会习惯的，保持微笑和耐心……”
我披上碎花棉袄，把小巧的羊毛围巾绕着脖子围了两圈，然后背上大大的阿迪达斯背包，轻轻关上了房门。
“陈安舟，等我一下，我就好了。”张悦在去WC的路上，扭头对我说。
“好，你慢慢来。”我站在楼梯口等，有些落寞。
张悦是我进清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军训中她就排在我边上，休息时一问才知道我们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浙江人，不但语言相通，连性格爱好都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当时我还在中文系，她却是一开始就被保送大师实验班的。没想到军训一结束，我就通过面试进了大师实验班。
天经地义的，我们成了朋友。上课我们总坐一块儿，讨论问题或是表演对话我们总是搭档。张悦极其注重私人空间，比我还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我们两个在旁人眼中似乎是班级大集体里的一个自私小团体。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其他人想当然的小团体。我们的友情——那是一个我不敢面对的话题，我就像沙漠中的鸵鸟，以为把头埋在沙砾中别人就看不见自己。也许，我至今仍不能清楚地描述我和张悦之间微妙的关系。
我们一帮女生出了6号楼，三三两两地骑车到团委门前的十字路口。说好六点在那里集合，可清冷的主干道上，除了间或有人骑车而过，根本没有我们班一个男生的影子。
“过分啊，总是我们女生等男生！”朱慧忿忿不平地说，“在清华也只有小小的人文学院盛产这么不知好歹的男生，其他哪个系不把女生当个宝！”
朱慧是我们的前任班长，当年北京学生界响当当的学生干部，免试保送清华的。她今天穿了一件厚厚的黑色球衫，又宽又长，更显得她人高马大。我第一眼见她时就断定她的“官龄”不会少于十五年。后来她证实了这一点，还补充说她在托儿所时就是小组长。算起来她年龄还没有我大，可全班哪个男生都愿意叫她姐。整个大一，她都是我们班说一不二的大姐大。
“喂！叉叉呀，你们男生怎么回事？我们女生都齐了！快点啊！”朱慧拿着手机大声地说，在清晨的主干道听起来格外有分量。
“不知道会有几个男生来。”张悦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搭话，“都大二了，我们还没有自由，真是的……”
他，到底会不会来呢？我的心微微颤抖。
自从班长叉叉宣布期中考试后要去桃源仙谷秋游，我就一直在犹豫去还是不去。那些北京的学生大概没机会出远门，所以春游秋游总是想尽办法去北京近郊过夜。要照我的性子，我是宁可在图书馆泡两天的。不过，“不关心集体”的帽子总不好戴到毕业吧！朱慧在党会上还曾当着辅导员的面提醒我： “陈安舟，你大一的春游秋游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们大家都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克服一下困难呢？住在农家是很苦，可也是充满乐趣的啊！”
然而，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我的处境？对一个连生活费都要自己赚的学生来说，一个周末出去消费掉一二百是多么奢侈！他们不会知道，成绩优秀、能歌善舞的陈安舟是个孤儿，是个被命运女神踢出天堂的可怜虫！
就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摇摆的天平被放上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
那天下课，我照例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出三教，我们班的“大师级人物”崔英杰快步赶上了我，问： “Angel，你后天秋游去吗？”
我很意外地对他笑笑，说： “我还没想好呢，也许去吧。”
我和崔英杰虽然在一个班学习，可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大概只说过三次话，而且每次都是寥寥数语。
第一次是编辑部将样书寄到我手中，几个女生争着要看，他在不远处微笑，隔着人群对我说： “什么时候让我读读你的小说呀！我到现在一篇都没有看过呢。”我有些局促不安，说： “都是写给小孩子看的，校园小说。”
第二次是我在图书馆找比较文学课的参考书，正好遇见坐在地上看书的他。他把手中的一本书递给我，说： “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容易上手，你可以先拿去看。”我盛情难却地接了过来，说： “那我看完后马上还给你。”
第三次就更离谱了。班会结束的时候，会场里开始播放舞曲，有几个同学在狭小的场地中翩翩起舞。他忽然出现在我身边，没头没脑地问： “你会在莫扎特的音乐里蹦迪吗？”“没法蹦吧。”我边笑边纳闷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还有一点好奇之心，那我情愿把我所剩的这点好奇都用来窥探他的世界，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一开始就是。
“去吧！你大一从来没有和全班出去过，你去了我也能有个人说说话什么的……”他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很平静地注视着我，白净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我却感到脸颊微微发烫。看来，我还是没能习惯北方人的说话方式。我不自然地问：“你也去？”
“我也开始犹豫了，也许我那两天可以去荷塘弹弹guitar……”他自顾自地说。
是了，他不去，大家也不会说他脱离班集体。大家早已习惯了他的标新立异。可我还是隐隐地期盼，期盼他会来。
男生们总算陆陆续续赶来了，叉叉还大口大口咬着在十食堂路口买的煎饼，镜片都被煎饼的腾腾热气染成了雾色。叉叉本名陈军，是我们的现任班长。他的诨名“叉叉”是有来历的。军训中的一天，教官在教我们打军体拳时说： “男生伸直了，女生要打开……”叉叉立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因此被罚写了一份三千字的检查。他私下里跟别人说：“其实教官讲的没什么，就是我想得太X了。”遂得名“叉叉”。
“我们都在床上，你来电话的时候。”叉叉对朱慧说，嘴里嚼得正欢，说得含糊不清。
“I hate you！”朱慧含笑地说出她的经典名句。她的“我恨你”包含了一切可以表达的意思： “你真讨厌”、“你真过分”、“你真无聊”、“你真变态”……归根结底一句话：“我恨你”等于“我爱你”。
我的视线忽然停顿了，崔英杰骑着车迎面而来。他裹着一件藏青色的连帽衫，胸口赫然一个白色的“Nike”钩，两只棕色的皮手套膨大而笨重，就像要参加拳击比赛似的。他煞住车，停了好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 “今天真冷。”
“Jackson，你也来了！我真开心！”朱慧笑眯眯地对崔英杰说，然后仍以她一贯的口气说，“我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多人去秋游，我真的好感动，我们大师实验班真是一个团结得让人吃惊的集体！”
我浑身皮肤一紧，把头别向一边，正好撞上了崔英杰的视线。我莫名地胆怯，低下了头。
我们出了南门，向火车站骑去。崔英杰和何维始终在我和张悦附近并行，我们不时说上几句话。
“还有好几个人没有来呢，早知道我也不来了。”张悦轻轻地说。
“哇——出来玩儿你还不乐意，再说这可是集体活动呀！”何维对张悦说。
张悦呵呵笑过，说： “我一定听从党的安排。”
“党”是何维的昵称。
朱慧、何维和我都是党员，不过，不在身上贴标签就能让别人一眼看出来的，只有何维一人。他是把马列经典著作当课外书孜孜不倦攻读的人，也是把“两弹一星”、“三个代表”挂在嘴边的人。崔英杰总有些瞧不起他。
我没有插话，漫无目的地看着路边的房子。五道口也就几个小铺子还有看头，难怪她们都说清华是个乡下地方。每次要买衣服，都得坐375一两小时到西直门，然后倒地铁去西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