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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我举起了手。教授记下了我的名字。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打破游戏规则的意味。既然我本来就要留在学校里很久，既然我需要挣钱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顾虑重重呢？没有谁规定好事都得他们占着。
稍后和我那组学生见了第一次面，五个女生和一对情侣。其实，我们只是名为他们的辅导员，他们在清华有正规的课程和专门的中文老师，我们不过是在他们学习之余陪他们玩玩，给他们答疑。
我们一组人绕着清华园闲逛，他们吃力地用中文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颇让我哑然失笑，比如“香港人是不是和内地人不一样”。
室外的天气很冷，他们这些香港学生嘴上说着“不冷”却已经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们回到近春园宾馆，窝在他们房间里打扑克。我教他们玩“吹牛皮”和“五七官二三”，他们教我玩“盖棉被”和“升级龟”。
我曾经疯狂地痴迷香港的流行音乐和电影，对香港的感觉就像是艾敬唱的“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虽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它在我心里的版图上却仍是有些模糊的。
看着那些香港来的我的同龄人，我不禁有些可怜他们。虽然他们生长在一个富饶的花花世界，可是他们的心灵归属却是虚空的。有点像Miss Wong的小儿子，本是中国人，却不会说中文，张口就是流利的E文，却又带着地方口音。他们在言谈中总是把“香港”和“中国”当作并行的概念，动辄“你们中国学生”如何如何。我都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你就是中国学生”。
星期三下午，我步行去近春园宾馆教香港学生。6号楼和近春园隔着半个清华，可是地上积着雪，雪又碾成了冰，车技欠佳的我只能乖乖地走路。
我教的那组学生已经等在大厅了。我微笑着上前，说： “你们好——今天打算学什么？”
我们组惟一的一名男生高涣强俨然是他们的代表，他用走调的中文对我说：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雪。我们想看雪人……”
我恍然大悟，说： “香港一年四季都很暖和，难怪你们不知道雪是什么了。”
可是我又很为难，因为他们通通没有堆雪人的经验，我也只会想当然，让我一个人动手准失败。看着他们一脸的渴望，我计上心来，说：“这样吧，我去叫两个男生过来，他们肯定会堆雪人。”
我走到宾馆门口打公用电话，接电话的是叉叉。
“叉叉，我是Angel，何维在吗？”
“他去自习了。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吗？”
我心中有些沮丧。我知道何维肯定会二话不说就过来，偏偏他不在。其他男生我又不熟……“叉叉啊，我教的这些香港学生从来没有看过雪，他们特别想亲手堆一个雪人。我好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我真的不会。你帮我问问哪些男生能过来帮我这个忙？”
“这样啊……你等等好吗？”
过了一会儿，叉叉告诉我： “我和崔英杰马上就来。你们在哪里？”
我连忙说我们在近春园宾馆的大厅等他们。香港学生们一听有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生专程赶来和他们一起堆雪人，不禁开心地大叫起来。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比我们内地人要直接、热烈得多。“他们好好哦！”一个小麦色皮肤的骨感女生说。
崔英杰和叉叉不一会儿就骑车赶到了。
我们一起走到近春园的荷塘边。半个世纪前，朱自清在这个荷塘散步，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虽然朱自清先生的白玉雕像立在大礼堂那边的荷塘，我心里却固执地只认同此地的荷塘。
连着下了好几场雪，荷塘上早已覆盖起厚厚的冰雪。几个孩子在上面追闹嬉戏，还有男生穿着轮滑鞋在冰上如一尾优美的鱼。近处雕梁画栋的长廊和高处飞檐翘角的亭台恰到好处地点缀了近春园的画面，使轻盈而单调的白色因富于变化而显得生气勃勃。
“你们敢不敢下去，融雪后这里可是一个池塘。”我故意吓唬那些香港学生。
他们很灵活地沿着石头爬了下去，嘴里说： “不怕不怕，我会游泳。”
我们向荷塘中央走去。崔英杰抓起一捧雪，稍稍在掌心里挤压了一下，突然向高涣强扔去，嘴里笑着说： “下次扔的时候记得把雪捏紧一些，杀伤力比较大！”
那几个香港学生来了兴致，吵吵嚷嚷地互相掷着雪球，脸上身上都是雪。我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加入他们的狂欢，身上多处“中弹”。
忽然，脚下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就像进水后的Titanic船身即将断裂。难道是冰层要裂开？
几个女生尖叫着向岸边跑，我站在原地看她们作鸟兽散。我竟然一点也不惧怕死亡。永远飘荡在冰层底下该是多么优雅的死亡，如同一朵水莲花……心灵永远安宁了。
崔英杰抓起我的手就往岸边跑，一句话也不说。女生们惊魂未定地回头张望，气喘吁吁地说： “还好没事，刚刚我好害怕呀……Angel，你怎么不跑，是不是吓坏了？”
“我猜想没事，所以一点也不怕。”我指了指我们先前站立的那块地方，说，“你们看，一道裂痕都没有。你们还有没有胆量回去堆雪人了？”我故意挑衅地看着他们。
“其实吧，荷塘上地方虽然大，积雪却并不多，而且都结成冰了，我们又没有铲子，估计雪人堆不起来。”叉叉说。
“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个小麦肤色的女生瞪着叉叉，看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他指了指旁边的小山坡，说： “那就转移阵地！那里的雪几乎没被人践踏过，肯定原料丰富！”
果然是人迹罕至的小山坡，连条好好的山路都没有。高涣强一马当先地跑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滑倒在地，他的女朋友刘云姿笑弯了腰，一边拉他起来，一边给他拍去身上的雪，说：“你要减肥了。”
“我只是示范先，有炸弹该怎么办。”他倒回答得很俏皮，要命的国语还不如清华园里的老外。
除了两只手，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因为新奇，香港学生们丝毫不顾忌天气寒冷，都脱下了手套，单用两只手把雪归拢到一处。我犹豫了半天才拿下了皮手套，只为了不扫他们的兴。在苏州的时候，我的手年年都要生冻疮，所以我现在特别注意保护双手。我可生不起冻疮，不然谁帮我洗衣服，谁帮我输入论文？
手指不一会儿就通红了，红得很难看，冻猪肉色。冷到一定的程度居然和热是一种感觉，我想起以前不小心把手伸进滚烫的水中反而有一种冰凉的体验。莫非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除了崔英杰，我们都在到处搬运积雪用以堆砌雪人的身子。崔英杰自告奋勇做雪人的头。他倒是很有本事，没用多少时间就弄出一个很大的头，现在正一门心思地玩雕刻。他手里握着一把钥匙，细心地雕琢着脸部的凹凸——额头、鼻梁、嘴唇一点一点地现出了形状。
香港学生眼尖，飞快地跑过去围住崔英杰，眼睛里全是崇拜的眼神。有的还轻轻问我：“他是不是学雕塑的？”
我笑了，故意说：“这位同学可是一名艺术家。”
崔英杰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截粗粗的树枝，把它插进雪球作鼻子。高涣强拿起两枚松果，问：“这个可以做眼睛吗？”
“那这个雪人会比还珠格格还可怕。牛眼！”叉叉回答。他蹲下来，从地上捡了两枚小石子，递给崔英杰。
崔英杰把雪人头安到身体上，香港学生们又是一阵欢呼。
“好苗条的雪人。”我戏谑地说。雪太少，我们用手运了半天雪也没法堆一个大胖墩儿。不过我看得出，大家都很开心了。
崔英杰对他的作品左看右看，又拿出那把钥匙，在雪人脸上雕刻起来。他似乎总不满意，雕了又看，看了又雕，俨然是罗丹第二，也许都忘记了我们大家的存在。其实，大家的目的是享受堆雪人的过程，并不是需要一个完美的雪人。现在的情形却成了大家站在一边看崔英杰雕刻。
我趁崔英杰停顿的时候说： “你们不是要拍照留念吗？以后可以拿给你们的亲戚朋友看，你们不仅看到了真正的大雪，还打了雪仗、堆了雪人。”
他们嘻嘻哈哈地拿出照相机，光是对着雪人就按了好几张。“等等！”崔英杰忽然对我和另一个女生说，“借一下你们的围巾和帽子。”
崔英杰把帽子戴到雪人头上，把我鲜红的围巾围到了雪人身上。“好漂亮噢！”有几个女生拍手叫道。我仔细打量起雪人，越看越觉得它一脸苦相，很奇怪。“他多像一个悲伤的艺术家。”我对崔英杰说。
叉叉笑着问崔英杰：“不会是你的自画像吧？”
“他懂什么悲伤呀……”崔英杰面无表情。
不过崔英杰还是很迁就那些客人的。他也许根本没有心思玩乐，却没有把它挂在脸上。我们十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晚饭和叉叉、崔英杰去十四食堂吃，吃完饭我就去他们屋坐坐。叉叉似乎抱着“成全天下有情人”的信念，回宿舍没多久就拎着书包出门，说是上自习去了，脸上一副忍俊不禁的表情。我也懒得和他争辩，反正黄河早就成了泥沙河，根本洗不清。
崔英杰抱着吉他随意地拨着琴弦，屋里回荡着一个个颤动的声音。我坐在他身边，翻着他的琴谱。
“Angel，你唱首歌吧，我来伴奏。”他忽然拿过我手中的琴谱，说，“你看看想唱哪首歌，我照着谱弹出来。”
我快速翻着书页，目光忽然落在了《独上西楼》上，我就是听了这首歌才对已经过世的邓丽君刮目相看，从此心甘情愿地做她忠实的歌迷。这首歌取自李后主的词《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我唱得有点动情，仿佛崔英杰马上就要离开似的。在我看来，这首词不应该是一个做了阶下囚的君王内心哀恸的写照，而是一个与爱人分别的寂寞女子的独白。而我此刻比那个女子更“剪不断理还乱”。我害怕做决定。
“真好听。”曲终的时候，崔英杰忍不住说，“你刚才有没有发现你和吉他的声音都很华丽？只不过你的更柔软润滑一些。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我冷笑一声，说： “如果你想听还会听不到？难道……难道你就非要和别人不一样吗？”其实，本来我想说： “难道你就非要我做你女朋友吗？”
有时候，我真想狠狠心告诉他： “我不爱你，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吧！你的前途与我无关，我希望你留下来不是为了我……”可是，看着他的脸，我反复思考的那些话一句也说不出来。我总是想起他写给我的信中说他实在是自私或是无能、说他是一个懦弱的在黑夜里等我电话的人……还有他在那次表演中受伤的表情。我好怕伤害一个男生。
小学五年级时，我的同桌是一个内向的男生，长得虎头虎脑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喜欢我。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喜悦的表示，反而觉得说不出的害怕和厌恶。我清楚地记得班主任是如何用最恶毒的字眼骂我们班一个早恋的女生的。
我不敢告诉老师和父母，但从此再没有和那个男生说过一句话，见了他就躲得远远的。我永远忘不了他欲言又止的表情。小学毕业时大家互相写同学录，平时闹过别扭的同学都一律“好友”、“挚友”相称，惟有他没来找我写。当然，我的同学录里也只缺他一个。多年以后，偶尔在街上遇见他，他都装作没看见我快步走开了。我好想对他说声对不起，可这声“对不起”拖得实在太久了，连开口都没有必要了。
崔英杰送我回去时问我圣诞节有什么安排。我早就没有过圣诞的习惯了，大一的圣诞节我就孤零零地躲在自习教室里看书。
“不知道，没想过。”我回答。
“那我们去教堂吧，看看圣诞夜的受礼。去吗？”他热切地注视着我。
“在哪儿？”我问。
他说：“在我原来的高中附近。”
“我还没去过教堂呢，很想去看看。”我说。
这大概是我和崔英杰惟一的一个圣诞节，一生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圣诞节本不该是一个悲哀的日子。
我好想让自己迷乱的心找到一个宁静的归宿！我很难过，也很疲倦，成长的代价也许真的就是苦痛。
12月25日，圣诞夜，没有下雪。
小时候第一次听说圣诞节是源于一张图画，穿着红棉袍、蓄着白胡子的圣诞老人，在漫天雪花里驾驶着雪橇，背上驮着一个装满了神秘礼物的大包袱。在我的心中，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奇迹的包袱。
从此，每年圣诞节出黑板报，我都会画上这么一幅图画。那些线条的走势、色彩的搭配，至今我都铭记于心。
初二那年的圣诞节，爸爸买回来一棵圣诞树。我和妈妈在树上挂起叮当作响的小银铃、奇形怪状的小礼盒，还有彩球啦、五星啦、卡通小人物啦……最后我们给圣诞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