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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虽然是皇权的附庸，但是秉笔直书的传统从来没有断绝过。这种传统现在在凌志军身上再次看到。对于个人隐私我提不起多大兴致，但政治事件属于公共领域，关系甚大，不可不知，而三十年前的事情显然又没有十三年前的重要。王小波没有说的是：时间的长短，与言说的风险成反比。《变化》显然并没有完全揭开真相，不过作者已经做到了“尽可能说真话”，在此我不能苛求。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二十四史被鲁迅先生斥之为“二十四姓家谱”），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胡适先生说得好：“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变化》不仅写了那些“大”人物、“大”事件，也写了“小”人物、“小”事情：卡拉OK的流行、新人类、新生活、迟到十七年的判决书、被超市搜身的女大学生……如作者所说：“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本书没有陷入宏大叙事而难以自拔，这是我最为看重的。
有人说：“有意思的是，本书在三联韬奋书店的排行榜上正好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放在一起。”阅读《变化》，有快感，更有痛苦，可谓痛快淋漓！想来黄仁宇是乐观的，只是世事变幻无常，希望何在？也许希望就在年前向我借《通往奴役之路》的小女孩和住在我隔壁热衷于玩游戏的小男孩身上。图：
凌志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记录中国从1990年开始的变化
个体·生存·发展
一六五九年，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倒霉蛋鲁宾逊被丹尼尔·笛福扔在了荒岛之上，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漂流历险。我们不能确定笛福最初的创作动机和大致规划，但我们看到在荒岛历险的初级阶段，团结在鲁宾逊周围的只有山羊、海龟和鹦鹉，在这个阶段，鲁宾逊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最基本的生存。然而随着剧情的进一步铺展，笛福积六十年人生经验的想像力都无以为继：他看不出这个可怜的家伙除了成为一架日复一日重复劳作的农具之外还有什么前途，而从头到尾白描农具这样简单的操作显然不是一名作家喜欢干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其后荒岛场景中逐渐出现了食人生番、黑奴星期五、遇险的白人海员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人，以及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鲁宾逊重获动力产生了更高的追求，并凭借着人群的努力重返文明社会，笛福也终于自圆其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体人无法孤立于社会单独生存，即使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也不能。
另一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是：立足于社会的个人想谋求发展必须顺应于时代的潮流，就像滚滚洪流中的一枚树叶，逆流而上只可能被打翻并挟卷而下。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经经历的时代，还有，谁勇立潮头，谁随波逐流。
改革·发展·转轨
毫无疑问，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是发展的中国，并且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中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出的结论。更深层的事实是，改革是发展的推动力，并且是有效的技术手段。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比喻成蜿蜒的群山，“发展”就是由最坚硬的山脊连绵而成的山脉，而“改革”则是地底涌动的岩浆。
自改革开放拉开中国现代化进程序幕之日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缓慢但坚定有力地从意识形态落实成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切实感受到了日益实现的“国富民强”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切身利益并为之欢欣鼓舞。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化如影随形。
８０年代，被推到了改革潮头的广大农民，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得以解放生产力，成为其时中国最大的受益群体。这一时期的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培育的色彩。步入９０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行政色彩开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相对淡化，日渐成型的市场经济促使人们自觉选择并付诸行动，新型企业家以及活跃于大城市的精英人才逐渐成长为社会中重要的新兴力量。在此时期，我们看到改革已由政府的单一牵引转变为其与市场的互相推动。伴随着市场力量的成长，政府力量也同样在增强，并且其改革的决心受到了进一步刺激。于是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列车明确准备提速，明确准备驶过一个叫做“转轨”的站台，有些人将不得不被搁置在站台上。
梳理·探索·前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大与正在召开的两会将在共和国历史上书写重要篇章，同时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意义重大。依照《变化：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的解读，党的领导人平稳地、制度化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与前任一脉相承”。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我们在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方针指引下，满怀憧憬、干劲十足，努力把改变现状的欲望转变为现实。新一届政府仍然坚持“继往开来”，仍然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并且要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潮流，它与我们每一个人休戚相关——不管２００３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社会改革标志性的一年，在这个阶段对时代对自己做出明确的判断意义重大并且极具挑战性。此时梳理过往中国的发展脉络无疑会很有启发，《变化：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中国实录》一书的作者凌志军在做这样的努力。
凌志军，现为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主任记者、法学硕士，１９９８年他与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被看做是其时热烈地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在他的眼中，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没有大起大落，在政治上没有左右摇摆，党和政府正在成熟起来，执政水平得以提高，我们开始懂得尊重市场，学会按照市场规律来解决问题。过去十三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这种变化：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凌志军试图以记者的独特视角，解读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期间的历史性变化，梳理“十三年大脉络”，但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庞大而且复杂的社会形态，一己之力显然势单力薄，于是他又选择以“实录”来“描述”过去十三年里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小人物和小细节，内容浩繁，巨细混杂。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损坏了《变化》一书的可读性，因为在快节奏的现时代，对效率的追求无疑有碍阅读耐心。但正是由于详尽的描述和全景的展示，使得每一名翻阅此书的读者都能发现一种线索，《变化》不期然提供了一个庞杂的数据库并形成一个思辩交锋的平台，人们在它的辅助之下从原本模糊不自觉的摸索状态豁然开朗或是陷入沉思。这大概就是《变化：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中国实录》从默默无闻的出版，到突然流行并引发普遍思考与广泛议论的原因。
图书有义务参与到社会进程并深入到生活内容之中，这一点，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韩晓东）
《中国书报刊博览》2003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