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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日本机动部队集结完毕。各舰队司令官分别向机动部队舰员传达了空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11月24日，日本陆海军大批部队从上海搭乘由四、五十艘运兵船组成的船队，离沪南驶，故作赴东南亚军事集结状，以掩人耳目。
11月25日，华盛顿白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西亚或泰国，美国应以什么方式进入战争？
11月26日晨6时30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6艘航空母舰，盛载400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岛号2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11艘驱逐舰、3艘潜艇和8艘油船共33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珍珠港冲去。
同日，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远东形势的报告》，并着重提出了两个观点：
判断日本将南进，特别是将入侵泰国。
为对抗日本的上述活动，美国在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之前，尽可能避免对日作战。
罗斯福总统指令向当地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的陆军部队发布“战争可能随时发生”的警戒命令。
11月27日，美驻沪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300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公共汽车公司特派的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曼马勒号轮驳。按原订计划，当官兵登上轮驳后，要举行告别仪式，但此时整个天空大雨倾盆，仪式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驳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逊总统号轮船。
下午2时，麦迪逊总统号轮船解缆拔锚，离开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11月28日，美驻沪海军联队第一队450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范盤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需抵达秦皇岛运载驻屯平、津美海军陆战队官兵，然后驶往菲岛。
11月29日，美驻华扬子江舰队司令葛拉斯福少将，乘旗舰吕宋号，率扬子江舰队在夜幕中悄然驶往菲律宾群岛。
12月2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消息：“驻屯北京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立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日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形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京、津、沪美侨，速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通告发出，意味着大战真的到来了。北平、天津、上海及其它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此时的华东、华北，寒风呼号，雨雪交加。凄风苦雨中，告别的人群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哭声、骂声、哀叹声，此起彼伏，交织一片。英美之外驻华的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丹麦人，也因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法国人则因为大多不愿归顺维希政府，也暂时寄人篱下，漂泊在外。俄国人则由于西伯利亚大铁道被德国掐断，同样有家难回。于是，无数的撤离者整日哭丧着脸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探听信息，密切关注战争的态势和自己祖国的命运，同时也纷纷谴责法西斯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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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雨欲来（7）
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东部，一片混乱。
在这股混乱与大骚动中，存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美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又将何去何从？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1）
“北京人”何去何从
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北平落入日伪之手，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大多数机关、团体、学校，黯然撤出，迁往西南地区。淞沪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一退再退，地质调查所又相继迁往长沙、昆明，直至退到重庆北碚才算立稳了脚跟。
设立在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及其人员，没有随地质调查所搬迁，因为“协和”暂时还属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人、财、物是不受日本人干涉的。
但此时，已很少有人能够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氛围中安心搞研究了。尽管大多数科学界人士还在上班，但研究的课题却从科学中偏离开来，开始关注战争动态和发展趋势。几乎每一间办公室所谈论的话题，都是战争、战争、战争。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化石的安全。如果一旦日美战争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将难以预料。
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北京人”头盖骨这一人类至宝。时已离开中国地质调查所，晋升为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对“北京人”的命运给予了热切关注。1941年1月10日，翁氏与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共同致信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新生代研究室新接班的主任、美国人魏敦瑞，明确指出：“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 按翁文灏的设想，“北京人”的安全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有如下三条：
在北京找个秘密场所把北京人藏起来，从而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把北京人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把化石全部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
但是，“北京人”化石却迟迟未能转移。因为这三条看似可行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如按第一条实施，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终归在沦陷区内。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美国在华的一切人与物，将会任由日本人宰割，而狡诈的日本人会不惜一切探寻“北京人”的下落，并直至从某个秘密场所将其搜出。
第二种方案的可行之处就在于，若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安全暂时有了保证。但是，在中国东部国土尽丧，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要辗转千里甚至万里予以转移，沿途的安全无法保证，很可能凶多吉少，最后落个鸡飞蛋打，使“北京人”落入日伪或土匪兵痞手中遭到毁坏。
相比之下，第三条方案更具可行性。只要将化石运往秦皇岛码头，在那里装上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就能平安抵达美国。但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1927年2月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因为在此协议收中明确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一切化石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面对三条各有利弊又有缺陷的方案，与其相关的翁文灏、胡顿、魏敦瑞等中美双方人士一直举旗不定。时间一天天过去，“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越发显得突出和刻不容缓。
1941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要离开北平撤往美国，翁文灏得此消息，致电胡顿与魏敦瑞本人，请对方按他此前提出的第三条方案转移“北京人”，并由魏敦瑞携带出境。尽管这个决策违背了协议规定，但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翁文灏的设想遭到了胡顿的反对，他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
极度精明的魏敦瑞对这一决定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以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所以，我认为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还是把化石放在原处，也就是说要牢牢地把它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2）
1934年3月15日，“北京人”研究的第一位科学家步达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周口店出土遗物时不幸去世，这位世界一流的古人类研究者的接班人一时成为难题。经丁文江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目的是选择步达生的接班人。最后国际委员会一致同意由美国科学家魏敦瑞为继承人。于是魏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继续从事周口店出土遗物的研究。
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以及与“北京人”有直接关系的负责人的意见，翁文灏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高层不得不再作慎重考虑。恰在这时，重庆政府和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复电，不同意“北京人”化石运出国外，如果情况没有更大的变化，化石仍存放新生代研究室。
尽管魏氏拒绝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并提出了暂留北平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与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不谋而合，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的紧张状况，使他预感到“北京人”很可能在劫难逃。这一轰动世界的人类宝贵的财富，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遭到丧心病狂者的毁灭。于是，他极富远见地将中国助手胡承志叫来，严肃而略带忧伤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日子，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大量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而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唯一可做弥补的是，现在你立即将北京人头骨化石做成里外都有的脑壳模型，然后寄给我。当然，我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的那一天。为了‘北京人’及我的研究事业，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候你的佳音。”
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作最后告别，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的告别会上，魏氏以极其复杂的情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道：“感谢各位前辈和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我就要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