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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尤色福所说是真实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为寻找和牵挂“北京人”而死不瞑目者，又何只是夏皮罗一人？
1982年9月18日，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裴文中进入了生命弥留之际。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那瘦弱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的不情愿。他在留恋什么呢？
两年前的秋天，刚从内蒙古考察回京不久的裴文中又东渡日本讲学。在东京大学校园内，他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讲演，并指出，日本旧石器文化的渊源在中国，从而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讲学期间，裴文中没有忘记对朝思梦想的“北京人”的寻访，经过多方探听，终于得到了一点新线索。归国后，他立即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讲学期间，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有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资助的复信。裴文中看罢，异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他已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疾病缠身，若单独出门很令人担心，于是都不同意他单独行动，裴文中失去了最后一次亲自赴美查寻的机会。自此，裴文中情绪低落，身体迅速衰弱下去。
1981年2月21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裴文中坐在桌前观看《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略稿，看着看着，他的嘴突然向右发生了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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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6）
他患了脑血栓，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救治。半年之后，勉强出院，但从此再也不能出门了。
1982年8月16日，病中的裴文中勉强提起笔来，给外甥女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信中说道，他要静心把病养好，9月份好去柳州，在那儿钓鱼……钓鱼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业余爱好，通过钓鱼调剂疲惫的精神，明年好去满洲里和贵州考察，有机会再好好探寻一下“北京人”的下落……
1982年8月26日，裴文中突然发起了高烧。在家人的再三劝导下，他不得不再次住进了海军医院。在那间不大的病房里，他以孤独悲凉的心境不断地喃喃自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前往探病的亲朋好友一时弄不明白，并不是文学家的老人，为何临终前总念叨这两句诗词？
1982年9月18日12时15分，裴文中突然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他握住儿子的手，颤抖着再也不能挪动的身体，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他79岁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死……不瞑目啊……”
裴文中的亲人以及生前的好友们，多少年来都一直在默默地思索大师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根据裴文中的临终遗愿，大师的骨灰被葬在了周口店的龙骨山下，并将他的祭日改为12月2日——这是大师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日子。他的坟墓旁边，是杨钟健先生的墓地。而另一侧，则是为贾兰坡预备好的一块空地。
当每年的12月2日来临之际，裴文中的亲人和学生们便来到周口店，双膝跪在大师的墓前，尔后点上几炷香火，以慰藉大师的在天之灵。同时，也借以召唤那游荡于天地宇宙间不朽的“北京人”！
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
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裴文中，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与他曾多次叩访过的祖先永久为伴。而活着的人类仍未停止对祖先的敬仰与寻找的脚步，“北京人”的搜寻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将要离开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作了安排。最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侍立床前。
当晚，日本老兵与久三枝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一间密室保存，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面对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他于焦急、恐惧与无可奈何中，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密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借助夜幕的掩护，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当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当这一切了结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l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它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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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7）
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偷匿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当心中的秘密说出并留下遗嘱后，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731部队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转述，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挂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二十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区。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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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8）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还是认为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不应错过，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莫大的告慰。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米到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