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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人们说，年纪大的人爱忆旧。我现在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这种情感，犹如香山的红叶，秋愈重而色愈炽。我于2001年5月退居二线，有时对在职的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历史。虽不尽然，但却是事实。《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所集纳的是笔者40多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宣传报道的真实记录。所谓重大宣传包括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等，是新闻报道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我1940年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迁。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一个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时代，经历、目睹了几十年的巨大变革；我从学生时代就喜好新闻，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从1964年开始，40多年一直在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如愿以偿。概括地说，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64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近30年，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改革开放初期，搞对内广播新闻宣传工作；二是1993年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后8年多，做对外宣传工作；三是2001年5月退居二线后，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在中国大变动、大发展的年代，我在新闻宣传报道这样一个时代前沿的岗位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变革，报道着人民共和国几十年诸多重大事件。
本序言只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与本书有关新闻事件和文章的历史背景。
一
我与新闻工作结缘纯属偶然。小时候农村没有文化活动，我爱听大人讲故事，爱听艺人说书，上了学爱好语文和文学，做过当“作家”的梦。后来在肥城县第一中学读初中、高中，看到了肥城县办的一份报纸，引发了我想当县报“记者”的激情。县报记者可以满县到处跑，接触好多新鲜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多么惬意！1960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这不是因为我喜爱广播，只是因为好考。我那时对广播一无所知，除了农村安装在树上的大喇叭（农民称为“戏匣子”）以外，竟不知道收音机是个啥样子。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只想报考新闻，在仅有的设新闻专业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之间挑来挑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之所以成为我的首选目标，因为学院初创，广播是冷门（不像现在如此红火），招生人数又最多，自然考取的概率就高。没有想到，我竟由此与广播结缘，竟由此奠定了我未来的人生工作道路。
1964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一待近30年。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人民共和国新闻舆论重要而敏感的部位，起着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提供信息和文化娱乐的作用。中央电台这一新闻舆论工具的地位、性质和特点； 决定着它对全国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直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尤其是在历史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关头。从1964年到1993年，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惊天动地的30年，我在中央电台这样一个政治敏感的岗位上，与人民共和国一起经历暴风骤雨，经受风与火的考验。
二
1964年我进中央电台不久，首先遇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等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它来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震撼着全世界。那是一个混乱的疯狂的年代，谁都在劫难逃。长达10年的内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创伤，也给广播宣传造成严重危害，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传媒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文革”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对于“文革”，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序（2）
我在中央电台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人都记忆犹新，那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必然是特殊的宣传时期，必然是一个混乱的疯狂的宣传状态，复杂、艰难，时局瞬息万变、不可捉摸，时刻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中。那时，中国的媒体，尤其是电视还不发达，广播又有着传播快、影响面广、直接进入千家万户、最能够动员和形成广泛社会舆论的特点，在各种媒体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因此也就特别耀眼，受到特别的重视，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影响也最大。
“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电台首当其冲，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主要是夺宣传大权，原来的领导机构和宣传机构被彻底打碎，由造反派群众组织掌权，成立宣传小组管理全台宣传。1968年初实行军管，这年的12月28日我阴差阳错地进了中央电台宣传小组任组长，在“军管小组”领导下主持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将近4年。1972年7月我去了“五七”干校。1973年7月至1974年9月我担任中央电台新闻部国际组组长，参与了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编辑与审稿工作。1974年10月被调任为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进了中央电台的领导班子，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台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依然是分管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这一简历说明，“文革”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处在中央电台广播宣传的第一线和领导岗位上，天天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诚惶诚恐。毋庸讳言，我在广播宣传中执行了那时错误的方针政策。在这样的大的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岗位上，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高低诚然可以减轻或加重由宣传舆论造成的损失，但无法根本避免。
“文革”期间，中国也曾经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发生过一些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和未来的前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到宣传小组不久，便面对重大新闻宣传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25日在极其紧张中保证了准确、及时地向全国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27日报道了北京市民观看卫星途经北京上空的动人情景。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几十年中遇到的最紧张、最忙乱的一次播出。
——1971年9月13日，当时被呼得山响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突然叛逃，这一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和前后强烈反差引起的震惊难以言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宣传报道上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保证了全国局势的稳定。
——不久，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的喜悦溢于言表，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席联大，指示全文刊播57国代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致辞，完全按照发言次序，完全不加选择、不加删节、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中央电台创下了一次新闻节目播出6万多字、长达5个多小时的历史记录（记录新闻播出35个半小时），开创了新闻广播一次节目时间的最长记录。
——正在“文革”“打倒美帝”的高潮中，在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五二○声明》，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浪中，毛主席高瞻远瞩，做出惊人之举，1971年4月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随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面对隔绝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巨大转折，周恩来总理以高超的智慧缜密部署宣传报道上的应对措施，坚持了原则，赢得了赞誉，保证了顺利转折过渡。
最难忘的是1976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把它概括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宣传报道的紧张、复杂、艰难和巨大的政治压力，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境难平。
自序（3）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而“四人帮”却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更激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新闻界在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的压力，尽力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悼念活动，但难有作为。4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6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中国军民又在极其悲痛中送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在强烈的地震和余震中，中央电台同时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许多人不避风险，坚守工作岗位，誓与广播大楼共存亡，记者请缨冒险去唐山采访；二是维护广播大楼安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在酷热中迅速建立并坚守在地震备播点；三是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撤离到楼外的帐篷内办公，同时又必须保证家属的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艰难无法记述，宣传的艰难无先例可循，中央电台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战备演习”。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事前有预感，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晴天霹雳，悲痛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袭来。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长达25天的治丧宣传，全国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气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主席治丧活动宣传刚刚结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和全国政局的稳定。不久，中央电台报道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胜利，转播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实况。随后中央宣布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