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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严格选取后播出的，而且尽可能包容各种品种和形式，体现“百花齐放”，在全国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导向作用。文艺广播的门类有小说、歌曲、音乐、戏剧、曲艺、电影等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文艺等，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在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宣传、推广和普及阵地，是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许多人随身带着收音机收听，称收音机和大喇叭为“戏匣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2）
当时，“文艺战线”一直是一条政治思想上非常敏感的“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是拿文艺开刀，从文艺的“路线斗争”选择突破口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是文艺集中的阵地，文艺宣传问题又十分敏感，自然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文革”一开始，文艺就遭到了浩劫，狂风骤雨般地横扫“四旧”，批判、清除“一切封、资、修的文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乐、戏剧、曲艺、小说、诗歌等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统统被列入“封、资、修大毒草”的范畴，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到“九大”之前仅剩下革命历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颂文艺”，配合现实###、歌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文艺”，还有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陆续形成出台的“革命样板戏”。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万马齐喑，百花凋敝”。不论哪种文艺节目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严厉批判“文艺三性”（欣赏性、娱乐性、趣味性）。某些政治权力人物凭着自己的需要和好恶而任意砍杀，文艺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如上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因北京电视台组织演出的庆“九大”文艺节目中的问题，惹下了塌天大祸。当时，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重要会议召开或“两报一刊”等重要社论的发表，作为政治任务，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就立即组织一批文艺创作和演出人员（主要是部队文艺工作者）通宵创作、录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一些庆祝活动的演出，特别突出工农兵，不仅内容以反映工农兵为主体，而且由工农兵演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了电视台这场演出，大加###。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为光火，说“跳的是摇摆舞，唱歌有情郎妹子的东西”，污蔑了“九大”。她说：“下流轻佻，跳着摇摆舞，干脆裸体算了！”“小调不能搞，那是黄色的东西！”“电视台再管不好，我就造你们的反，就关你们的门！”康生轻蔑地说：“也用数来宝宣传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说：“播公报就播公报，还配音乐！”陈伯达说：“宁可没有，也要好的！”
雪上加霜的文艺广播
这一连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文艺战线”极为恐慌，更加招架不住了。有些文艺单位纷纷给中央电台打来电话，要撤出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歌曲、节目，并声明“今后再也不给中央电台录制节目了”；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把过去已经录好的节目胶带全部要回去，声明某些节目电台不能再播出，否则他们概不负责；电台、电视台更是惊恐不定，除了学习、检讨，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准备播出的所有节目，重新审听、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把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统统禁播；白天黑夜清查大量库存节目和胶带，凡被怀疑为“小调的、不健康的、疯狂的、黄色的、有问题的”统统销毁，避免以后误播出去，人们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重犯错误”。但是，文艺节目的把关非常困难，对文艺的标准认识不一，见解不一；20多年的积累，库存量很大，一时很难清理；有些绝版录音更舍不得销毁，只好将其封存。为保险起见，播出节目一概以服从中央、服从政治、服从纪律为标准，凡未被中央文革正式批准的绝对禁播。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贫乏的文艺节目，更加凄惨、荒凉了，只能将经中央文革明确肯定的“优秀的、健康的”几出革命样板戏和几首革命歌曲反复播出，空出的大量文艺播出时间只能用文字广播来填充。
陈伯达鼓吹的“宁可没有，也要好的”是荒谬的，没有量哪来的质！可在当时竟成了审查和砍杀文艺节目的一个硬指标。就连《人民日报》经过反复精选刊登的歌颂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北京的五首歌曲（《人民日报》是很少登载歌曲的），也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说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而当时中央电台误认为是已经被中央文革认可了的，立即组织录音，在报纸刊登当天的《全国联播》节目后播出，也受到了株连。。 最好的txt下载网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3）
自“九大”江青等人批判文艺后，“文革”以来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这段时间也是最紧张、最困难、最贫乏的时期。播出什么，无人敢提，无人敢定，无人敢播，一派萧杀。面对这种局面，“九大”后不久，4月28日，周总理在审定“五一”播出的歌曲时，批准8首歌曲可以广播：《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
8月16日，江青等人又发难，提出纪录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中的配乐有《列宁山》的曲调。经姚文元组织人调查后，在向江青的汇报中认定：“影片中确实有《列宁山》上的一句曲调，并出现过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修正主义的靡靡之音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姚文元建议，影片停止上演，开展大批判，查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人搞破坏。江青立即批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并指出：“我记得，在我们审查该片时，即提出音乐不好，停止使用，当时不知道是苏修的，只是听起来不好听。新影该制片人竟抗拒中央的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她指示：“传达到全国电台，因为广播电台问题不比新影小。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要发动广播电台的群众肃清流毒。”
“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显然不只是针对电台、电视台的。但这种“新旧账一齐算”的威胁，使电台、电视台的许多人胆战心惊，再出问题就是屡教不改了！从江青的这次批示以后，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的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群众性彻底清查和肃清“封、资、修文艺流毒”的批判运动。这不难看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压力下，广播、电视还如何开办文艺广播？！如何创作和繁荣文艺？！
电台内外，文艺肃杀。电台文艺是广播的一大亮点，是区别于报刊媒体的一大标志，中央电台一直以“文艺品种齐全”引以为骄傲。现在，拥有8亿听众的偌大个中央电台和全国各地电台只能播出几个样板戏（那时候，8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还没有出齐）和5首革命历史歌曲，还有允许试播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什么文艺创作都要控制、送审；过去的已被彻底打破，新的无法建立；文艺工作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普遍存在着“无所作为论”、“工作危险论”和“斗、批、走”的思想。
就是对于样板戏，江青等也明令不许其他剧种移植，不准地方戏移植，不准有任何变动，每一个样板戏的录制、播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电台每一种播出方式（如选段、折子戏、不同的配器、实况、转播等），必须经过审查同意，否则就是歪曲、破坏，就要追查幕后的“坏人”。中央电台的样板戏播出如履薄冰。针对样板戏不能移植的情况，毛主席曾经指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爷看。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队演，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可以一点一点提高。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据中央电台驻湖北记者站汇报）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正式传达，局面并没有打开，地方不敢演，中央电台也不敢播出。对于样板戏的播出，张春桥、姚文元则对中央电台转播样板戏的解说稿大为不满，指手画脚。1969年4月30日，张春桥在审阅中央电台“五一”活动转播稿时，对样板戏的转播大发议论。他说：“你们转播样板戏也那么多解说词，我都讨厌了。样板戏本身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你们加那么多解说词，都使我感到这是干扰。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这句话成了扼杀广播解说词的典型语言，被多人多次引用。姚文元也附和：“人家都吃到嘴里去了，你还在那里说是甜的。”其实他们不懂，但他们手中有权。广播转播不同于现场演出，也不同于电视的转播，“听觉”与“视觉”不同，听众看不到现场演出实况，只能靠听来了解剧情，很需要通过电台解说传达给听众，帮助听众欣赏和理解剧情，这正是广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做，听众反映听不懂，结果行不通。周恩来总理对电台是最了解的，他对电台录播样板戏实况给以充分肯定。1969年6月27日，周总理说：“实况录音好，有气氛。”
1971年7月1日，周总理又借审定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指出：现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
直到1972年7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过重的负担”，“歌曲不要都经过中央审定，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但是，他们强调：“要保留推荐权、批评权和修改权！”也就是保留他们打棍子的权力！
1975年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中央电台播出了实况录音，电视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转播音乐会实况。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1）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