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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久而久之，国内的读者和听众，以及国外的研究人员，能从某种规格和次序的变化中，探究出其中两党两国关系变化的奥秘。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把共产党执政的领导人的函电全文刊登，放在报纸的第一版，中央电台在《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等重点新闻节目中播出。而这一次，中央指示，要打破惯例，对23个国家的函电全部全文播出。
中央电台每天有三次《新闻报摘》节目，播发国内外要闻，每次半个小时。在一般情况下，三次节目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总是国内新闻居头条和主要位置。当时军管小组明确规定：“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的安排，要跟《人民日报》的版面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头条必须是当天《人民日报》的头条，不能随意变动，要变动必须请示批准。”为此，中央电台吃过不少苦头，时常因《人民日报》出版不及时、头条定不下来而苦恼，有时不得已只好自己确定临时头条（各地报纸也时常因等待《人民日报》的头条而出不了报）。11月1日，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全部全文刊登了23个国家的贺电贺信，毫无疑问，中央电台必须全部全文播出。但是，30分钟的《新闻报摘》节目中容纳不下，并且还有其他重要新闻待播出。怎么办？只好打破惯例，采取三次《新闻报摘》分别处理的办法播出：6点半、7点对函电作综合介绍，预告播出时间，主要播出其他重要新闻；8点半的《新闻报摘》专播函电，不受半个小时的限制，有多少播多少，不计时间，播完为止。12点新闻和《全国联播》也照播了函电。我想突出说明的是，这些函电对台湾最有针对性，当时流传着“佐藤（日本首相）着急、蒋介石害怕”的说法，但遗憾的是因考虑播出量大对台湾广播只在几次新闻节目中分散播出，也没有安排反复播出，减弱了其影响力，没有充分用好这一时机。
随后，中国政府接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请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并派出驻联合国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当时，中国对联合国大会了解不多，对联大投票出现的这种结果也准备不足，许多准备工作没有做，对要不要派代表团去联大犹豫不决。善于把握时机的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要去，为什么不去？”“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要乔老爷（乔冠华）任团长。”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于11月15日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本来安排联合国秘书长致欢迎词后，有13个地区代表致词，结果是美国一讲，西方国家跟上了；苏联一讲，东欧国家跟上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也纷纷走上讲坛，有的代表直接用中文讲话，欢迎会开了整整一天，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各自表明自己的态度，总共长达6个多小时。当乔冠华团长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中国，在国际讲坛上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国代表团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感染了毛泽东主席，他指示要全文刊登57国代表的发言。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遵照毛主席今天下午的指示，要把在联合国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全文登载，全文广播，不要只登摘要。”周总理说：“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周总理作了具体解释，他说：“我认为，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其中左、中还是多数。”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一字不差地、不加选择地全文广播了57国代表团的发言，而且严格按照发言的先后次序播出，掌握统一的播音基调，作客观报道，把真实情况交给听众去分析判断。
一次集中播出6万多字的57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约需要5个多小时；完整地、不加选择、不作删节地播出；完全按照发言次序，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等。据我的记忆，这些做法都是史无前例的，都将会载入中国广播史册。为此，中央电台作了全面的精心安排，动员全台的力量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具体安排是：《新闻报摘》节目介绍《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刊登发言的版面，以显示其宣传报道的声势，并预告本台全部全文广播的时间；在中央电台连续几个小时的播出中，在中间特意插播几次音乐，给听众休息的机会，许多地方和单位是组织收听的；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分3天6次播完（有翻译问题）；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的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节目都分别播出发言，以扩大对台湾听众的覆盖面。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周总理关于“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的指示，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节目分4天8次全文广播57个发言，供各地抄收和地方报刊刊登，去掉头尾共播出59705个字，2126分20秒（合35小时26分20秒，约连续播一天半的时间），按照30分钟一盘胶带计算共发播71盘胶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播出工程。中央电台整个播出工作量之大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广播宣传，是中国广播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页。从此中国媒体对联合国的宣传报道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它成了中央电台、也是中国新闻界宣传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过去的拒之门外到主动报道，而且开始了熟悉联合国和研究联合国，学会报道联合国和联合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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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1）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但却是事实。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恢复“文革”中中断的体育实况转播。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拥护。那时的转播主要是中央电台的事，这任务就交给中央台宣传小组来研究落实。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恢复转播小组研究方案，由我负责。这是我接触的又一新的领域。
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1951年5月，由张之解说转播了3场篮球赛的实况，开创了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历史。从此，这一转播以它报道迅速、现场感强和感染力强赢得了听众，成为体育报道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形式，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体育实况转播独占优势，是听众和体育爱好者了解体育大赛的主要渠道。1961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收听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那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景，永远难以忘怀。
从1967年起，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列入 “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中断了转播。体育转播这个领域，成了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区。
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亲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赛，周总理指示进行体育实况转播，这是“文革”以后首开记录。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我国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电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表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如果说前一次的转播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许多话比较好说，那么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与外国队的体育实况。
怎么转？遵循什么原则，说些什么，才能区别于过去，才能体现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由中央电台提出方案。怎么提？这可犯了难。过去的一套被批判了、被否定了，可新的路子该怎么走，新的一套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稍不留意，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案复辟”，这如何得了！在研究具体方案时，可真叫人犯难：体育比赛讲的就是体育，可那时候讲的是“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否则就是“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的流毒”。恢复后的体育转播如何“突出政治”、“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一大堆问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亲密战友，有许多话好说，可以讲历史、讲友谊，有许多成就好讲，这成了不利因素中的有利因素。
对于这场比赛如何打，国家体委也非常重视、也非常为难，不知应该如何打，他们费了不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了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作准备，进行练兵。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第29届和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心中没有底，也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彼此相约，这一次不叫比赛，叫“友谊表演赛”。由此而确定的转播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局部服从全局，技术服从政治，比赛服从友谊，把政治和友谊放在第一位，搞得浓浓的。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由此又增加了一层困难。
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这是一场特殊的转播。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又如何向听众交代？经过再三地斟酌，只好如实地把难处和想法向上反映。根据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规定：
（一）双方打到比分15以前（21分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的，可以报比分，相差超过2分时不再报比分； 。。
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2）
（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
（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不报输赢；
（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
（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电视转播可能让人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发笑了：这叫什么实况转播？但这是事实，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本来复杂的转播更复杂了，本来紧张的心理更紧张了，盯着现场，想着转播用语，又要紧盯着比分。要求转播只能成功，不能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转播的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按照转播的常规，转播以前，解说员要到双方球队中了解情况，熟悉队员的打法、特点、水平，临场解说准确，有发挥的余地。现在是打破了常规，打破了正常的思维，准备工作的重点是钻资料室查阅资料，熟悉两国交往的历史，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然后一条一条地记录在卡片上。几个小时的转播，要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场实况又不能多说，解说员更不敢“口若悬河”地发挥，只好用事先准备好的厚厚一叠材料来填充，也只有这些材料才能够体现出转播的指导思想。乒乓球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究竟打多少时间无法预测，材料准备只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尽管这样，临场使用起来也常常是捉襟见肘，只好反复重播。除此以外，便是“喧宾夺主”地介绍背景材料，什么双方合练，亲切交谈，赛场上体现友谊和风格的小镜头。为此，还故意制造一些场景花絮，如给运动员送水、送毛巾，成了转播中不可少的话题。
在转播的现场，除了技术人员和记者，在转播室就座的要有四个人：一是解说员，负责解说打球、现场气氛、友好花絮；二是播音员，负责播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和材料；三是现场指挥，掌握整个转播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插播稿子，审定现场采访稿件，处理临时出现的问题，盯住比分，提醒解说员该不该报分。这一任务经常由我来担任；四是请一位体育专家做顾问，画龙点睛地评点赛场情况。一场转播，几个人忙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
转播的效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