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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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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更加严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中苏边境摩擦不断升级,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立即在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上连续报道,备战气氛急剧升温,箭在弦上,中苏之战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抓得更紧、更实,随时“准备大仗”。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通知(“八二八命令”),从此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各机关开始人员疏散、精简、下放。9月15日中央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充分提高对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革命警惕性,“牢固树立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革命的纪律性。城乡各单位都要认真检查落实战备,特别是国防工业及水、电、运输、通讯、广播等要害部门”。
  中国各新闻媒体一方面把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必须认真搞好自身的战备建设,确保在战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报道。广播是战时宣传和战时全国动员最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毛主席一向重视广播电台的宣传和安全问题,每逢国内外斗争尖锐的时刻,直接过问广播的事。1962年,毛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从内外两个方面研究落实如何加强中央广播局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电台安全,随后周总理接连到发射台去视察。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谈到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广播局代局长邓岗后来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办好广播,有关战备工程是一件大事。’”邓岗说:“毛主席对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很关心,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就问到这个问题。广播局要安定,不能乱,不同于报纸。要在两三年内建设一支坚强的广播队伍,真正做到中央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类似的话,姚文元也多次传达过。他在一次批阅在天津召开的“广播规划会议”的报告时,也提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1974年11月14日,姚文元在谈到广播电视宣传时又说:“战备工作是件大事。毛主席在十大一次会议上就问我,广播局的战备搞得怎么样?主席最近同外宾谈话,一再谈战争的危险性,广播局要把战备搞好,要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
  战备宣传与中央电台的备战措施
  战备宣传与备战工作一直是中央电台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当时,中央不断下发有关战备的文件,各地都作为头等大事去抓,全国的备战气氛异常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媒体的宣传报道起着造势、推波助澜作用。这期间,在公开宣传报道上媒体出现过过热和过激的提法。过热,是宣传的量过多,气氛过浓;过激,是提法上把握分寸不当,调子越来越高,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报道全民军事教育、开展军事拉练等活动,它不符合现实局势,也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使本来对中国“文革”的惧怕又上升为认为中国“好战”;甚至内外不分,把内部文件对局势的分析和提法公开。中央多次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宣传报道中存在的偏差,提出“战备宣传,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方针,及时得到了纠正。 。 想看书来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2)
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中央、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央电台的声音一刻也不能中断。那么,如何在战争中确保电台的安全和播音不中断,是考虑最多、顾虑最大的问题。据历史经验,电台一直是敌方袭击的重点目标。可是,未来战争什么时候打、如何打法、多大规模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无法完全预料的,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立足于可能发生的各种和最坏的情况,做好各种应对措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电台安全和安全播音万无一失,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中央电台做好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在战时广播宣传上,中央电台经过反复分析研究,1969年10月,制定了战时广播方案,这是中央电台鲜为人知的一件事。中央电台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四线战时广播方案:一是大楼无碍,坚持在广播大楼正常播音,除了加强战争的报道,其节目设置基本不变;二是一旦大楼地面上建筑被毁,转入大楼地下室坚持播音,节目时间表另行设置;三是一旦大楼全部被摧毁,北京不保,中央电台跟随中央转移,建立战时中央电台,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保证中央的声音不中断;四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指定某(或某些)地方电台,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消息和节目,打“人民战争”。我们是充满自信的, 中央电台历史上有过自己的体验和锻炼。中央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她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12月30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当中央撤出延安时,新华广播电台一直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始终坚持正常播音。尽管形势不同了,那时候能办到的,现在也一定能够办到。这样,中央电台建立战时广播体制,现有人员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坚持正常工作;第二部分转移到二线,随时准备接替播出;第三部分在三线待命,坚持工作演练。每线都有必需的机器设备、合成节目和资料的储备。三线之间随时保持密切联系,保证播音的衔接。这还不只是设想,而且具体做好了准备,选择了台址,分配了人员,复制了备份节目和资料,购置、安放了机器,制定了战时播出节目时间表,并进行了实地演习。
  中央电台的战时播出方案
  战时是特殊时期,节目设置不能沿用和平时期的做法,需要制定战时节目播出方案。方案的依据:一是依据战争的进展和战时的需要;二是依据战时的特点和听众需求;三是依据设备和技术允许条件。具体设计方案是:集中办好一套节目,争取办两套;坚持24小时播音,重点是新闻节目,突出战事报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播出及时,密度增加,国内与国际新闻综合播出;专题节目减少,节目组成宜综合不宜太细,播出时间缩短;办好最需要办的节目,增办解放军与民兵节目,进行军事和防空知识教育;文艺不设大块节目,分散安排,密切配合现实,多用歌曲和短小节目,全剧一般不用。总之,突出战争新闻,所有节目内容都为赢得战争和战时服务。
  二三线人员安排,遵照周总理关于“打仗嘛,人可以少一点”的指示精神,打破常规,精简高效,一天分两班,除台领导外,重点保证新闻编辑(16人)、记者尤其是军事记者(6人)和播音员(6~8人),文艺(5人),节目(包括胶带管理)(3人),其他专题5人(以后有过几次调整)。依据上述原则,具体排定、印制了节目时间表。
  3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广播和各种媒体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远非昔比。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战争亦不可不防,最近###总书记一再警示全党和全国要在好的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媒体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广播如何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保证战争的报道,保证安全播音,依然是一个不可忘却的问题,有备才可能无患。过去的方案已过时,但作为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录以备忘。今天已有了许多新的技术,有了许多更有效的手段,但也有了更多的风险,都需要依据新形势进行科学设计,以应对现代化的战争,立于主动地位。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1)
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播音要准确、完美地融入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
  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
  ——摘自周恩来同志追悼会《悼词》
  1975年12月11日,得知新年元旦将发表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和《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 土豆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我把这两首词照录于此,读者一看就明白,意境深邃,跌宕起伏。诗人有时大气磅礴,高屋建瓴,气吞山河;有时又“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细腻入微;有时欢欣鼓舞,有时又幽默辛辣,嬉笑怒骂。诗人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不仅与诗人过去诗词的艺术风格迥异,而且这两首也彼此大相径庭。
  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诗词很少公开发表,每次发表,都非常严肃慎重。诗词写作的背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有关,诗词的发表也反复斟酌与政治气候的关系,而听众对此也非常敏感,每次发表都会引起一场政治冲击波。
  这是中央电台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次录音,是播音员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一次考试。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基调和播音风格的确定和变化,从总的方面说,总是离不开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也就是时代的特征。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任务对电台播音有着不同的要求,播音必须与之相适应,形成播音的基本风格。从电台的具体播音而言,总是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电台(如中央电台与各地电台),不同的节目(如新闻节目、对农村广播、青少年节目),不同的体裁(如新闻、言论、文艺),甚至不同的播音员或主持人,既有一个台播音的基本风格,也必须有各自的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那么,播好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应该确定和遵循什么原则呢?
  毫无疑问,播好这两首词是中央电台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不同于播报新闻,不同于播出政论文章,也不同于播出一般的诗词和文学作品,它有着许多不曾遇到过的特殊要求。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三项播音原则:
  第一,两首词的内涵是政治性的,其体裁是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是艺术性的。因此,很明确,要播好这两首词首先是从政治上定位,首要地是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深刻理解写作和公开发表的政治背景,不能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和处理。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直露政治、采取播送政治言论的方式对待,不能失去文艺作品的特色,要善于用高超的文艺形式表达深邃的政治意境。
  第二,在播音的具体形式上,中央电台依据不同的节目、内容和体裁分别采取过全文广播、广播、播送、播报、朗读、朗诵等播音形式,对这两首词应该采用的是朗读而不是朗诵,客观、准确表达它的涵义和意境,不加过分的艺术渲染和夸张。
  第三,这两首词与其他诗词不同,与毛主席过去发表的诗词也不同,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念奴娇?鸟儿问答》一首,与主席过去的艺术风格迥异,诙谐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讥讽,当时读来令人痛快,令人兴奋,令人鼓舞,拍手叫绝。要恰当地表达出这一特殊艺术风格,准确把握播音的基调、声调和速度,跌宕起伏,含蓄而不外露。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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