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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景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1976年10月8日，中央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会堂的决定，11月24日举行奠基仪式，1977年的8月29日建成。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1977年9月9日，在纪会堂的北门外广场举行了落成典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庆典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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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1）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几位亲历者的记忆却不同，成了历史的疑点。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都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电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种种“误传”，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三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三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五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飚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2）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电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刘振英：“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耿飚等人来局的时间，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