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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党须高度关注民生
如果把思路放开，不难看出，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作为民众利益表达和实现利益综合的工具，必须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在西方，民生问题始终是党派斗争和总统选举中激烈辩论的题目。1996年，笔者曾考察大洋彼岸某国一个地区关于总统选举的辩论。辩论中，一个党主张增加税收用以发展教育，使穷人的孩子能上学，以便找到工作；另一个党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减税，这样才能使有钱人乐于投资办企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争论的焦点是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抛开其中两党自我吹嘘、攻击对手、拉拢选票以及言行不一等局限性不谈，有一点是实在的，即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各政党都懂得关注民生，把解决民生问题视为赢得执政民意基础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国情和党情不同，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是中国唯一的、长期执政的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不是由于党派竞争的压力，而是来自立党为公的先进性，执政党只有把民生问题放在战略高度，实实在在为人民排忧解难，执政为民的宗旨才能真正落实。
二、现在的民生问题有相当的尖锐性、复杂性
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民生问题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关系到人民对执政党及其政策、领导体制的认同。
美国政治学者缪塞尔·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教训时提出一个公式：“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
可以理解为，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根本途径，但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矛盾尖锐，政府调控不力或应对不当，以至导致社会动荡，反过来又造成经济停止。
当然，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的。具体到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国，保持稳定的问题更加突出，而这又是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民生问题有相当的尖锐性、复杂性。第一，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却不会随着发展而自然解决；相反，它与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经济持续繁荣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环境很不协调；第二，现阶段民生问题集中表现为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是不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的，要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有力的宏观调控，这涉及公共财政分配、决策机制、管理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三，民生问题实际是与困难群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公平应该具有普惠性，让绝大多数人感受到。试想，如果社会的部分人根本分不到“蛋糕”，那么，“蛋糕”做得再大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会有公平感吗？这里，似乎属于经济、社会范畴的民生问题自然转变为政治问题。
拿教育来讲，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入场券，是提高人未来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教育公平属于机会公平，属于最基本的公平范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还不能为有志深造的优秀青年提供通过平等竞争进入高校的机会。
社会学有个概念叫“代际转换”，是说下一代可以通过争取良好教育改变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遗憾的是，现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年要通过教育完成“代际转换”是非常困难的，贫穷把许多怀着美好梦想的优秀青年无情地挡在高等教育乃至中等、初等教育的大门之外。
报载，某不发达省的贫困县，相当一部分孩子失学，其中多数又是女孩子，“养儿读书，养女喂猪”是传统的旧观念，也是贫穷造成的无奈选择。当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因贫穷而辍学时，悲痛地给报社写信，发出了“我要读书”的呼喊，甚至这样说，“如果有谁出钱帮助我上大学，我学完嫁给他都可以！”为了读书，以身相许。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沉痛和震撼吗？
三、需要加强执政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
然而，民生问题的解决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民生作为转型期社会问题的突出反映，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民生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解决民生问题要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以我之见，除了政府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并保证其使用得当外，从执政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中，还要注意几个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使之尽快履行公共服务者的职能，以与改善民生的要求相适应；严格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一些部门与民争利，防止利民政策走样变形。
继续完善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困难群众能够理性有序地表达民生方面的诉求，改变现行体制下“上情下达易，下情上达难”的状况，拓宽和疏通民意表达渠道，让党组织和政府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增强紧迫感，不要等到问题积累成堆时才下决心去解决。
建立、健全、完善群众对地方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经常性的评价机制，把解决民生问题纳入评价指标。地方政府和干部政绩究竟如何，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个重要参数，对此，广大群众最有发言权。这样，可以纠正少数干部以官为本、以GDP为本、以个人“政绩”为本的倾向，真正为群众办事实。
党的宗旨教育不仅要解决廉政问题，还要具体落实到勤政、优政、善政上，落实到加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上。干部要从权力属性和公共资源来源的角度加深对勤政、优政、善政的认识。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来自公众的授予，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权力行使者与授予者的关系，这就是公仆角色的政治学依据。
干部为民办事所用的是公共资源，形式上出自国库，实际也是来自纳税人的腰包，换句话说，公共资源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以干部关心民生、为民解忧不是对群众的恩赐，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基本的为官之德。
民生问题无小事，这不仅是个认识问题，也是感情问题。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才能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视民生为己生，夙夜忧患、鞠躬尽瘁，不敢有丝毫懈怠。相反，如果对群众冷漠无情，总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问题搁置起来，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疏远，甚至激化矛盾。“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百姓疾苦声”。封建社会比较正直的官员都能感受民间疾苦，不会无动于衷，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共产党干部，更应当对民生问题有深切的感受，产生强烈的共鸣。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对群众的感情，就能采取得力的办法和措施，最大限度地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恰逢其时
解决民生问题恰逢其时
——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
蒋海洋
20世纪，发展经济最重要，而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同等重要。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落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影响中国的崛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2007年3月5日上午，一份心系民生的总理报告，再次让中国感动。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报告中，###的话语铿锵有力。
那么，中国的民生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民生问题为何在现阶段如此凸显，民生问题的出路何在？为此，我们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
一、民生问题凸显的原因何在
蒋海洋：民生问题是本届两会最关注、最凸显的话题，总理报告最关注民生话题，可谓民生字字重千钧。这里有个现象：中国GDP保持近30年高速增长，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万亿元，与过去相比更加国富民强，可民生问题为何却比以往更突出，民生问题凸显的原因何在？
马晓河：中国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如此凸显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原因。
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是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在这一过渡进程中，政府偏重将公共资源优先用于经济发展是一种体制偏好。二是改革开放后，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因此公共资源用于经济和产业领域的比重就高一些，而用于社会与公共事务方面的比重相应就较少。三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改革和经济部门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加上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高速转换，使得人们追求效率优先，由此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平问题。还有，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在这种结构制度安排下，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由此也造成了城乡之间从经济到社会、从收入到消费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
一是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耗费很大资源和环境成本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扩大GDP的规模，但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和人均GDP水平迅速提高情况下，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二是政绩考核体系问题。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往往过度关注招商引资和GDP增长，并给予很大的考核权重，这就使得人们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在了经济发展方面，而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关注不够，由此造成经济发展腿长，社会事业发展腿短。
三是分税制的财政问题。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财政包干制度，90年代实行分税制。通过两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了“分级财政吃饭”的财政体制。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做大地方财政“蛋糕”，都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把大部分公共资源用在了能带来财税效益的大工业、大项目方面，而真正配置到公共事业方面的资源就很少了。同时，发展公共社会事业，解决民生问题是需要财政支出的，对政府来说是负担，在各地竞相比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愿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
此外，公共社会事业发展责任不清，也是民生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腿的原因之一。比如救灾、扶贫、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文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责任，到底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进行合理划分，并与财权进行合理匹配，由于权利和责任的不清晰，往往造成社会公共事业谁都管谁也不管的现象发生。
二、解决民生问题恰逢其时
蒋海洋：民生问题由来已久，民生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必须解决的，民生问题在每个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目标与诉求。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已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民生问题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现在是否到了该着力解决的时候了？
马晓河：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注重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时经济这块“蛋糕”还没有做大，公共财政还很有限，可以说，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着重发展经济是所有落后国家必须经历的必然发展阶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解决民生问题就成为必然选择。
第一，现阶段，我国已经到了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阶段，解决民生问题恰逢其时。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提高，2006年GDP达到万亿元，人均达2000美元。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时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因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矛盾凸显期”中的“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民生事业去解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我国工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高，农业比重低，当前GDP中农业占13％左右，二、三产业占80％以上。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到了可以不完全依赖农业提供积累的时期，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还到了有能力支持农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民生救助等事业的时期了。
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走上成熟。大规模的产业建设已经结束，政府现在可以腾出手来，集中一定财力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现实看，国家有条件来关心民生、社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