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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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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黑漆大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拣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③,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象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④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①中国房屋中土垒的平台,一头有灶,下面有迷宫一样的弯弯曲曲的烟道,可以把土炕烧暖。②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个姓氏”,中国口语中指乡下人。③一华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④延安后来为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是红区临时首都。
 

    通过红色大门(下)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 Hai p'a 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 Hai p'a 等于官话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呢,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了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的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费而已。
 
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
 
    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叫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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