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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新竹、屏东、宜兰、花莲、台东等地也发生了武装暴动，市民攻击警察局、驻军、官舍，抢夺武器的事件。
以上各地起义、暴动，性质并不一致。有些地方确是武装反抗，如嘉义的“民众防卫部”、台中的“二七部队”，高雄的青年学生兵，但有的地方却只是民众自行维持地方治安。在各地的行动中，参与的民众也相当复杂，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地方领袖，但也有地方流氓混迹其中。
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现况，很多台湾同胞不可能把陈仪政权中的贪官污吏和自大陆来台工作的中下层职员区分开来，广大台湾同胞和国民党政权的阶级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度转化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因此在“2·28事件”中，各地部分愤怒的民众看到外省人就殴打，使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结果是原先作为反抗对象的高官丝毫无损，遭殃的反是小公务员、商人、妇孺。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台湾人，在###中保护大陆人，或救助受伤的大陆人，也有不少“外省人”同胞认识到这是一场“打错了”的悲剧。
据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数是台湾本地的流氓和从海南被日军征召入伍而在战后返台失业的台籍士兵。至于广大善良的台湾同胞却是保护“外省人”的。当时率新中国剧社在台北演出，住在台北市三义旅馆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正好目睹了殴打“外省人”的这一幕悲剧：“有50几个人走进旅馆，叫男社员全到外边让他们打，经过旅社主人和两个台湾学生向群众解释，说他们只是剧社的演员，既非官吏，又非商人，群众才退去。”当然，应当承认，满街殴打外省人的情况，的确也激起了省籍矛盾。老记者王康年追忆当年他从馆前街一家旅社楼上窗口，“看到满街打外省人的景象，既气愤又伤心，我想不到台湾同胞竟如此残忍。冤有头，债有主，长官公署开枪杀人，你们去打长官公署好了，为什么找无辜的外省人出气。”欧阳予倩指出“事件是积愤触发的，排斥外省人，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解决各地民众的暴动，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及省议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建议行政长官陈仪筹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由省内各参议员、“国大代表”以及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等五方选出的代表组成。3月3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会中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警和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随后，全省各地以县市参议会为主体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相继成立，竞相开会，并提出事件处置的对策与政治改革的要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也逐渐由一个原本只是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后的临时组织，发展成一个开展政治改革运动的团体。3月5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正式通过组织大纲，提出“改革台湾省政治”的宗旨；3月6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中更指出，“2·28事件”的发生“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3月7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改革方案四十二条”（后精简为32条），包括要求省自治、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撤销贸易局和专卖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接收日产由省政府自行处理等多项内容。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对“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意见和改革纲领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则电请蒋介石派遣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来台“镇压叛乱”。3月8日中午，宪兵队第四团团长张慕陶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进行谈话，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呼吁勿牵涉军队之事以刺激“中央”外，并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当天就发表取消这32条的声明。然而，蒋介石派往台湾的21师已经出发，而这32条也就成为“反抗中央背叛国家阴谋”的罪证。
血腥镇压悲剧（1）
“2·28事件”只是一种自发的民变，并不是什么叛乱，其提出的口号也只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而已，但是国民党当局却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南京政府接到陈仪有关“2·28事件”的报告后，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高层官员，都认为要以叛乱案处理，派出军队坚决镇压。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2·28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被当成非法组织解散，参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员被列为“叛乱首犯”或遭逮捕或被处死。
3月8日下午，就在张慕陶向“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保证中央绝不调兵的一小时后，国民党的增援部队第21师抵达基隆，接着从福州运来的宪兵第四团两个大队也登陆基隆港。同时，21师的另外3000名士兵则在高雄登陆。这些援军登陆后，便开始进行血腥镇压，状况十分惨烈。根据基隆市一名职员供述，在他亲自看到或听到的范围内，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挥下，抛入海中的市民达2000人；凡是被发现有日据时代的任何徽章、帽子、旗子及防空演习用的臂章，其家中的男人一概被抓。一位基隆市民事后讲述：“登陆的士兵对着码头工人与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机枪扫射，瞬时有数十名、数百人的工人应声倒下，悲鸣与哀号声四起。市民见状便乱奔乱窜，慢一步的人就可能成为枪口的猎物。死伤者到处皆是。我的人生观与中国观一下子颠倒过来”。
3月8日当天，陈仪一听到援军登陆基隆后，立即下令解散“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颁布戒严令，开始由武装的特务、宪兵、警察抓捕“叛乱分子”。在铁路管理委员会执行任务的30多名青年学生则全体被捕，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一位法官是这样讲述的：陈仪于8日下午，先派了一个大队包围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队冲进中山堂内，将各楼各室正在处理各部门事务的学生、青年共200名，乱杀一阵。9日至13日之间，足足四夜，到处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对于国民党援军的滥杀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是这样记述的：3月9日起，在美国领事馆的宿舍前面，工人并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就被刺刀刺死。妇女从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来抗议，即被两军人砍倒。服务于教会的一位加拿大籍护士，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受伤的人们，当她带领负伤者往医院的途中，军人就从后面开枪。有军人看到任何喜爱的东西，就掠夺过来，也抢夺行人的钱财。领事馆附近一带，许多商店主人被射击。
3月10日，国民党即将镇压台中市的风声不断传来，以致整个台中人心惶惶，秩序益加混乱。“二七部队”为避免冲突伤及无辜的市民，乃决定撤守埔里。3月13日，国民党军在林献堂等人的欢迎下进入台中市。虽然不敢公然镇压，但特务人员却暗中绑架、谋杀异议分子，并下令通缉谢雪红、林西陆、杨克煌等人。3月14日至16日，“二七部队”与大举进攻而来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但寡不敌众，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乃于16日深夜解散，队员各自找寻逃亡之路。
嘉义市是这次起义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地方。3月9日，被包围在嘉义水上机场的国民党军队，派市长和省参议员刘傅到民众的“防卫司令部”讲和，条件与5日所提的同样：一是市民所携武器全部集中于警察局，不得使用。二是市民提供白米20袋、蔬菜水果3000斤。另一方面也派嘉义中学校长唐玄飞往台北请援。3月10日，“防卫司令部”再次答应，便于11日推举陈复志等12名代表，分乘两辆满载着食物、青菜和香烟的卡车运往机场。不料途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埋伏袭击，除了三人逃脱外，其他代表尽被捕杀。失去领导者的民众军队，顿时陷于混乱状态，且遭受国民党军队的乘势反攻。12日下午，大批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嘉义机场，立即在嘉义市内展开抓捕行动，有数百名市民惨遭杀害。
3月6日，高雄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为了减少牺牲，彭清靠、涂光明、曾凤鸣、林介等4名市参议员与市长黄仲图前往寿山拜访要塞司令彭孟缉，要求解除武装。彭听到这一要求后勃然大怒，加之涂光明等人在谈判中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彭孟缉当场将涂光明、曾凤鸣、林介三人枪毙，彭清靠则被捆绑一夜后于7日释放。3月9日，增援部队登陆后，就到处搜捕、镇压、短短几日内，高雄市民2700余人惨遭杀害，受伤者不计其数。
国民党当局当时锁定的镇压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批评政府者，二是“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及其助理人员，三是青年、学生、教员、律师等，以及所有与事件有关系者。陈仪当局自3月9日以后，即开始有计划地逮捕台湾的知识界精英。许多著名的教授、律师、医师、民意代表、教员、地方领袖、社会名流，纷纷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已被处决。“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总会及全岛17个县市分会的领导成员及其参加者大多惨遭杀害。其中台北被杀害的知名人士有林连宗（省参议员）、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施江南（四方医院院长）、吴鸿棋（台湾高等法院推手）、林宗贤（板桥镇长）、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李仁贵、陈屋、徐春卿（同上），林桂端（律师）等。13日，陈复志、潘木枝、陈澄波、张昭田等共26名嘉义士绅被捕，最后在嘉义火车站前广场遭枪决。高雄市有王石定、王永平、黄赐、许秋琮等34位士绅都被捕，在市政府内枪决。上述精英分子被害的个案举不胜举，而且几乎都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至于被捕坐狱者，则更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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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镇压悲剧（2）
经过数天的军事行动，至3月13日，台湾全岛已完全纳入当局的控制之中。随着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抵台“宣慰”，镇压形势稍有缓和，但是接下来的“清乡”及持续的“绥靖”工作，又为台湾社会带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3月14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称：“至3月13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起开始肃奸工作，凡我民众，对于奸伪分子应随时注意检举密报附近军宪警，予以拘捕，绝对禁止任何人窝藏奸伪分子，如敢故违，定予同罪。”于是省警备司令部立即借“户口调查”名义，进行全面搜查或突击检查，并巧妙运用“五人联保”的连坐制度及“密告奖金制度”，逮捕了很多异议分子。当时被捕的著名人士就有：林宗贤（国民党参政员）、郭国基（省参议员）、林日高、洪约白、马有岳（同上）、潘渠源（台北市参议会副议长）、骆水源（台北市参议员）、黄定火（同上）、陈华宗（台南县参议会副议长）、吴新荣（台南县参议员）、蔡丁赞（台南市参议员）、林西陆（台中建国工业学校教务主任）、张文环（作家）、林连城（台中市参议员）、陈万福（台中县参议员）、李金聪（高雄市参议员）、郭万枝等等。除了上述知名人士外，还有很多有名或无名的中坚分子被捕入狱。
3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交出武器，二是交出“恶人”。在“清乡”期间，许多民众为了怕家中保留的一些日军遗留物会引祸上身，50年代的一些与军器无直接关系的物品也都缴交出来，军方则照样全收。由于“恶人”的标准，纯属当局的主观认定，因此人人自危，什么时候会成为“恶人”，谁也不敢保证。“清乡”的时间很长，几乎延续到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逃台，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相衔接。
在“2·28事件”中，究竟死伤多少？至今仍难有确切的数字，但死难者逾万人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台湾现代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专暴、残酷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历史根源之一。
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
“2·28事件”是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统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反抗事件，属于当时全国各省市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反对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打倒贪污腐败，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地方自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给这个事件戴上“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叛乱罪名，进行残酷的镇压，它给台湾同胞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