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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平方公里的破坏，万—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10万人死亡。
OTA然后选择了一个特殊城市——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100公里距离内释放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阳光明媚微风习习（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将感染46平方公里，杀死13万—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140平方公里，杀死42万—140万人；而在理想的条件下——宁静清澄之夜——炭疽孢子将覆盖300平方公里，杀死100万到300万人。在所有情况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还要有毁灭性。当然，这里的“人”都是虚拟的。
1∶2000：夸张的比例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睐，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削减防御预算的国家最难忽略的。为了“影响”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级炸药装备的火炮、炸弹和导弹大约需耗资2000美元，一颗核武器将以大约800美元完成此项任务，而化学武器则只是稍微便宜到600美元。而要达到同样效果，使用生物武器仅仅只需1美元。
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生物战上拥有最多专门知识和资源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前苏联，是在1972年正式宣称放弃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的，那时也正是基因工程革命开始之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很有可能用人工重新组合腺鼠疫菌的DNA，或者携带它的跳蚤，以至可以精确地控制疾病的传播。例如（当然这纯属推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跳蚤／细菌的结合体，它不能繁殖，存活时间短，携带一种毒性极猛烈且对所有抗生素免疫的微生物。能在每个感染者身上迅速达到约定的致命阶段，但并不因带菌者的迁移而扩散和放大。后续部队只需一种有效的疫苗（可以从这种跳蚤／细菌的组合体中提取出来）以及足够的耐心，在开始进攻前等待疾病在目标人群中燃尽。利用专门技能和设备可以如此简便地利用病菌，于是生物武器对那些既缺乏手段又缺乏资金加入核竞赛的国家便越来越有吸引力。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将死于瘟疫的尸体抛射到卡法城中，被后人戏称为“生物弹道导弹”；特制的化学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8万名步兵死于法兰西，1/4死于氯气或芥子气；最早将化学科学的发明用于屠杀同类的是日本人，上个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生产并实际应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32年，日本在满洲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731秘密研究机构。731八个部门中的三个分别涉及细菌学研究、战争研究与战场实验、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和贮存。他们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波状热）、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的效果及其携带者（尤其是昆虫），还有可能的解毒剂和其他药物、化学毒素、冻伤以及动植物疾病。选择如此偏远的地方是为了使日本科学家不受干扰地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大约3000名被日本人称为“马路大”的中国囚犯被这些研究者们杀害，日本人不惜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那些垂死者内脏的感染情况。
使用炸药的常规金属炸弹容易杀死细菌，为了能用于前线，731发明了“Ha”，含有1500个浸在炭疽或破伤风乳剂中的柱状芯块的钢铸炸弹。为了对付平民制造了能传染炭疽的巧克力炸弹，这是一种25公斤重的瓷制炸弹，能容纳3万只跳蚤或大量的破伤风、痢疾、伤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点炸药就能使它在目标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战役中尝试了他们新款武器。1940年10月27日晨约7时，宁波，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狂然狂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
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恐惶。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与本地的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茵的疫蚤，而这些疫蚤则来自日军731细茵部队的支队荣子1644部队，即华中派军防疫给水部，亦称“多摩部队”。
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鼠疫流行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宁波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全城笼罩着一种恐忧怖的气氛。鼠疫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数百人死亡。
日本1644部队细茵队长佐藤供认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线一带动作，均使细茵武器，都是从飞机散放的鼠疫跳蚤。”
在江浙战役中，不计其数的病菌被后撤的日军倾倒在井中、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大约有…万名日军因疏忽大意进入污染区而死亡，而中国军队损失“不可计数”。1939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1943年底，美国也生产出了225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731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勾起了人们对此前发生的城市恐怖的回忆。直到1993年，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事件，灾难似乎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么说在当时也许是恰当的。1993年2月26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爆炸了一枚汽车炸弹。6人当场死亡，1000人受伤。凶手是一个很小的###极端主义组织，很快就被抓获。紧接着的一次事件则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人。1995年4月19日晨，一枚2250公斤的炸弹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炸弹把大楼撕开一个大洞。爆炸时间精确定位在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楼的那一时刻。暴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因为很快被抓获的凶手竟然是美国人，爆炸中有169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
在公共场所投放炸弹，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分子看来也许过于“老套”了，他们为国际恐怖分子树立了一个另外的榜样。
就在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前一个多月，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尝够了毒气的滋味。这天早上，繁忙的高峰期，在五个拥挤的地铁车站，一些人留下一些仔细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4月19日，有400多名横滨的地铁乘客被送往本地医院，他们眼睛发炎，头晕，呼吸有障碍。7月，警方在东京地铁里发现两枚毒气弹。一枚含有一个定时器和几袋氰化钠和硫酸，两者混合后可产生致命的氰化气体。
一个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古怪的准佛教组织被指控应为3月20日和4月19日的袭击事件负责。1987年成立奥姆真理教的胜田旭原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预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将会发生，包括洪水、食物短缺、经济崩溃、陌生疾病的流行，最后则是一场核战争。对事件调查显示，该组织十分合法地拥有成吨用于生产神经性毒气沙林的材料。奥姆真理教把毒气生产厂藏匿在一座女神殿中，调查者们发现里面完全是一座生物武器实验室，配备有一台孵化器，一架电子显微镜，用于发酵和繁育微生物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出的致命的肉毒毒素。很显然，除了制造毒气弹外，奥姆真理教还在计划更具毁灭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有一次电视报导称奥姆教一行人于1994年12月曾访问过扎伊尔，奥姆教的文献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在一篇题为《生物武器：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文章中，美国空军中将特里·梅耶写道：
1984年，法国当局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显示了今日世界是多么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生物战威胁。巴黎警方袭击了一处疑为德国红色武装宗派的隐藏地。经搜查发现的档案显露出该组织拥有极为丰富的致命生物药剂知识。当警察搜查到浴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满长颈瓶的浴缸，结果发现瓶中充满了梭菌，它们可以产生肉毒杆菌毒素，那是人类所知的最危险的生物毒素之一。
正如前面所说，大规模杀伤武器令人不安的是它制造上的简单易行。198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几个月，最多几年，便能捕获由空气传播的烈性病毒基因，使它们引发流感、埃博拉热、拉沙热等等你能想到或根本意想不到的疾病。任何一个拥有几千美元设备和大学程度的生物学知识的疯子，都能成批地生产病毒，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轻松。”
“官方恐怖主义”
如果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横滨放毒是“民间行为”而可以受到激烈的批评和追究的话，一些带有国家意志的行为则让人们无可奈何。
在明尼阿波利斯，居民们居然接受了美国军方难以置信的试验借口——他们告诉居民，散播一种无害的烟雾是为了试验一下城市是否能躲过雷达制导导弹。早在1966年，一种引发炭疽病的牙孢杆菌被释放到纽约市的地铁中，以确定城市多么易受攻击。结果显示，即使只在一个地铁站释放，整个地铁也会受到感染：火车在隧道中行驶时就像活塞一样，把污染的空气从一个站推到另一个站。在更早的1955年的一些实验中，中央情报局沿佛罗里达海湾沿岸地区，释放了可以引起百日咳的博德特氏菌。结果当年的百日咳发病人数增加3倍，感染者从339人升至1080人，死亡人数从1954年的1人增加到1955年的12人。
1934年英国也开始了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储备疫苗，以应付可能对英国进行的大规模以空气传播的细菌战的进攻。1942年英国决定在德国人的牲畜群中释放炭疽病，以回应此类生物战，为此目的生产了5000枚含有炭疽病菌的牛爱吃的燕麦饼。各种大小的炭疽炸弹也试制出来，大部分是在尽人皆知的苏格兰格林纳德岛生产的。这些实验揭示了生物战多么容易给侵略者招致相反的后果，该岛的土壤充满了炭疽孢子，直到1987年才被认为基本安全。1948年在安提瓜海岸附近进行的实验中，一艘皇家海军战舰拖着一只装满动物，释放有细菌和病毒的船行驶，岸上有许多人感染。1952年，波特敦科学家们在威尔特郡的索尔兹伯里市上空播撒了烟雾，以校准在集结区域毒云的“运行”，结果是“建筑物内部吸收的剂量与外面大致一样，房屋几乎没有起到防护作用”。一些批评家质疑那烟雾到底是什么物质。在其他实验中，一种无害的大肠埃希氏菌，以干草为生的一种杆菌以及在旧金山喷洒过的沙雷氏菌被释放到公共场所。一次是在伦敦中心释放到泰晤士河中，另一次是喷洒在多塞特郡的莱姆湾。1963年，在伦敦地铁释放了“无害”的细菌，和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地铁进行的实验类似。
1952年中的“大锅行动”差点引发一场灾难。在离苏格兰西岸半公里处的海上，进行了腺鼠疫和波状热药剂实验。这些病菌从一只船上向另一只船上的猴子喷洒，就在那时，400吨的拖网渔船卡瑞拉号出发去冰岛海域，绕过一个海角径直闯入了病原体覆盖区域。一艘皇家海军驱逐舰载上疫苗和治疗药剂从基地出发，尾随着卡瑞拉号航行了650公里，偷听它的无线电信号，以防不测。很幸运，渔夫们逃过了感染。
美国和英国这样经济和军事都很发达的国家几十年以来不断地从事各种生物武器实验，也似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城市在生物战的攻击下是多么脆弱。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释放了各种各样的模拟生物药剂，这些城市包括明尼阿波利斯人圣路易斯人华盛顿特区，一方面为了研究如何检测这些药剂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了解这些“活的”药剂有怎样的效力。在1950年9月26日和27日的一次最大实验中，美军在旧金山沿岸的一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