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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对爱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经心。CDC是一个囊中羞涩的机构，1981年成立到1982年，其研究经费不足100万美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在1976和1977年花费了900万美元用于研究29名男性死于军团病（一种大叶性肺炎）的原因。加利福尼亚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用不妥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如果疾病出现在挪威血统的美国人或网球运动员之间，而不是同性恋者中间，政府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国人。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军团病袭击了一群优越的白人异性爱者，中年的美国军人。受害者的体面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用于研究和治疗的基金远远大于迄今为止用于GRID受害者的数目。社会判断的不是疾病的严重性，而是社会对染病个体的接受程度。”
到了1983年，当爱滋病与滥用静脉注射药物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清楚时，爱滋病研究基金的申请也没有得到通过。4月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骄傲地宣布他们已发放了“整整24万美元”用于疾病研究，为当年200万投入总额的一部分。依据大多数美国研究预算的标准，这个数简直不足挂齿。正如劳里·加勒特记录的，“爱滋病是无与伦比的。它触动了使美国人两极分化的神经：性，同性恋，种族，基督徒家庭价值观，毒瘾，以及个人对集体的权利和安全感。”
讳疾忌医的政府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爱滋病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保护他们民族的荣誉，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谎”的风气。地理学家皮特·古尔德将谎言、自欺及其后果进行了归纳。
在肯尼亚，总统将流行病增长的最初四年用于否认HIV的存在……他威胁取消任何报导爱滋病的外国记者的护照并将之驱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许发表最无关紧要的“爱滋病标准”，同时命令卫生部少报已知病例，或者宣称那些人中许多不是“肯尼亚人”。就在这时，内罗毕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从17％上升到几乎100％。她们顾客的感染率是多少无人知道。
1988年，津巴布韦的一名陆军准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立即将爱滋病死亡人数从380人减少到119人，并禁止引用所有有关爱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这种方式“阻止”了爱滋病的流行，因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关证据。所有有能力进行测试的血库全部禁止按实际发布HIV感染率，这些是国家机密。
一名工作在爱滋病救护前线的乌干达医生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发现并如实报告了在坎帕拉医院做产前护理的妇女中超过30％的人有感染。仅仅到了1990年11月，乌干达总统才允许官方承认避孕套，那时已有100多万乌干达人被感染。许多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医生估计实际的爱滋病发病率在80％…90％之间。
古尔德说的都是非洲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照样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国，爱滋病“是外国人的事”。泰国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妇女则没有机会要求她们的外国顾客使用避孕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性旅行家，从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国家飞到这里来，于是瘟疫便通过空中之桥遍布世界。
爱滋病的末日还远远不可预期。不仅有这么多的科学难题必须解决，而且还存在糟糕的资金问题。在发达国家常用的三重组合疗法，一年的费用至少在1万美元到万美元之间，如果患者还需住院的话费用会更高，这在第三世界贫困国家根本支付不起。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目前全球大约有2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
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顽症”。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已找不到一块不受毒品的戕害、荼毒和侵扰的净土。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有亿人吸食鸦片，4800万人使用可卡因。毒品贩子有75万人，1980年代全球吸毒致死者达10万之众，全世界缉毒组织共缴获150万吨可卡因，缴获鸦片万吨，缴获海洛因万吨，缴获大麻120…150万吨。假如把被缴获的毒品，分配给地球村中每一个村民吸食，可以料想，人类必将在从这颗星球上一个不剩地消失。
鸦片和海洛因等对人体的短期生理影响是：使消化功能减低，发生恶心和呕吐；血管扩张、瘙痒、发汗；头脑和呼吸中枢受影响而产生呼吸衰退。剂量越大，衰退越深，严重时可直接导致人身死亡。长期生理影响是：便秘、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和暂时性阳痿或不育。最显著的则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产生对这种毒品最强烈的毒瘾。
基本经验表明，吸毒和爱滋病是“难兄难弟”，吸毒者共用的针头是爱滋病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这些人是最不易受影响的，作为一个集团，几乎不可能说服他们注意自己行为的后果。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海洛因的毒瘾几乎是不能戒断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吸食海洛因能产生显著快感的时间只有28天！从那以后，吸毒者便会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吸毒只是为了摆脱痛苦而吸，再不会有一丝快感！从染上海洛因瘾到死亡，所需要的平均时间只有7年。这似乎是上帝用一个中国成语在提醒人们：“乐极生悲”。
引言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人在瘟疫中分化，道德在瘟疫中分化，风气在瘟疫中分化，政治在瘟疫中分化。
在那场摧毁罗马帝国的瘟疫中，君士坦丁堡人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思考蓝本；几年前发生在印度的鼠疫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参考书”。祈祷的宗教仪式是在瘟疫中的发明，外科消毒手术也是从瘟疫演化而来；瘟疫培养了巫术迷信等不良文化，也催生隔离检疫等制度。瘟疫养成了宗教史上著名的鞭笞派，瘟疫更是把犹太人推进了民族矛盾的深渊。
医生的“创意”和巫师的生意
中世纪的医生们还不了解病菌，更不了解黑死病病毒，他们的治疗方法千奇百怪。有的医师劝病人吞服熔化的黄金和粉碎的绿宝石；有的要人们把腐烂的动物尸体扔在街头；有的认为抵御毒气的最佳方法是在炉中焚烧芳香植物或粉末，或者随身携带一种称作苹果香的琥珀和蜡的混合物，以产生强烈的香味；相反，也有人认为臭气才是抵御病毒的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他们每天都去厕所呼吸臭。也有的把公山羊牵进卧室，用粪便擦身，用人尿洗漱，以便以臭御病；有的劝病人饮下死亡病人浓泡中的血水以毒攻毒；有的劝患者喝下妇女的经血，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治疗方法。使用通便剂和催吐剂，放血，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等方法也常被使用。巫术也开始出现，有的巫师在患者脖颈挂上护身符，说护身符中有上帝的启示；有的把鸽胸血或小狗血涂在病人发烧的额头上，说这些动物的血可以驱散邪气。可惜这些方法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往往使病人死得更快。
14世纪著名的法国外科医生肖利亚克，担任过克雷芒六世及其后两代教皇的私人医生。他为自己的主要病人教皇克雷芒六世安排了严格的饮食作息制度，让他们与外界隔离，并在他的宫殿里生起两盆熊熊燃烧的大火，直到瘟疫过去才把它熄灭。许多医生则推崇逃离城市躲避病灾，到一个避开南风和远离有害雾气的海边或沼泽的地方安居。
普通的人当然不可能像教皇那样拥有私人医生，有了医生似乎也不济事。肖利亚克哀叹说：“医生在当时是极为可悲的，……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别说拿出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手段，就是对瘟疫起因的推测也使所有的医生一头雾水。德高望重的法国外科医师古依·德·乔利亚克建议，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巴黎大学的医生们用占星术来判断瘟疫。医生们对鼠疫束手无策，威尼斯的医生们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而是让佣人去应付患者的来访。
在世界各地流行的霍乱中，疗法也可谓“精彩纷呈”，有人使用了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另一些人建议使用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斗燎烫身体部位。
1918年的流感让西班牙、英国、美国、巴西、新西兰、比属刚果和秘鲁、德国、瑞典、葡萄牙等许多国家一片惶恐，人们曾经做过许多尝试以求防止爆发流感。一些地方的警察执勤时戴上了防毒面具；冰岛首府都柏林的洒水车把消毒剂喷洒到所有排水沟中；一个新西兰的女教师把福尔马林药水泼洒在灼热的灰烬上，用气体薰蒸自己的校舍；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居民则必须遵照市政当局的规定，呼吸热腾腾的硫磺蒸气。
这些方法自然不能阻止流感的横行，但在防止感染方面，在当时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些地方用十分危险的方法驱除流感，世界各地有不少被流感吓坏了的人不仅把家中的门窗关得死死的，而且将所有缝隙都堵得严严的。他们原以为这样就能防止病菌侵入，然而事与愿违，仅牙买加一地就有为数众多的人因缺氧而窒息死亡。
巫师很可能是在15世纪的黑死病中成长起来的。巫师是一种介于医学和宗教之间的特殊除“职业”，比如，他们会给瘟疫患者提供喝醋之类的“偏方”，放血术那样十分危险的手段，据考也是巫师们的发明。在历次瘟疫中，巫师都很忙碌，在那些普通人或者拒绝信仰宗教的人的眼里，巫师们也许就是活生生的上帝、真主、佛祖。迷信也是在瘟疫中盛行的“疗法”，1918年流感传染期间，大部分日本人在家门上粘贴符咒（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则更加古老），据说可以用这种办法避免瘟神的光顾；在美国的新奥尔良，贩卖符咒的商人买卖兴隆。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在，在流行病中采用的迷信手段依然没有根除。
民间偏方：熏香疗法
1348年爆发黑死病期间，许多芳香植物与药草，像大蒜、松树、乳香、迷迭香、尤加利等，广泛地被运用在安置病人的修道院、医院里燃烧，藉使其空气清鲜，帮助病人呼吸，并保护工作中的修道士与医护人员。后来有人说中世纪正是芳香植物和香料把人类从瘟疫中拯救出来。当时人们把乳香、素馨、薰衣草、肉豆蔻、苦艾、没药、沉香、月桂、迷迭香、紫苏鼠尾草、玫瑰花、接骨木等香料加到篝火中燃熏，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17世纪时，英国流行鼠疫，英国有一个小镇伯克勒斯伯是当时的薰衣草贸易中心，由于小镇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薰衣草的芳香，所以，该镇当时竟奇迹般地避免了黑死病的传染和流行。17世纪时，植物精油消炎抗菌功效已获科学实证，也愈来愈受到正统医学的重视。
中国很早就懂得焚烧艾叶、菖蒲等来驱疫避秽，每年端午节熏燃各种香料植物以杀灭越冬后的各种害虫以减少夏季疾病，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尤其是在农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重大的宫廷活动中也要焚香以清新空气、清洁环境。富贵人家在重大活动前要沐浴更衣、焚香，这些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古人用芳香疗法来医治疾病，绝大多数是采用熏蒸法，特别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宗教徒们礼拜，常常燃点艾叶、菖蒲、乳香、沉香、檀香、玫瑰花等芳香物，用以驱逐秽气、杀虫灭菌，对一些病人的治疗也有一定的效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法国政府在进行肺结核病普查时，发现蔻蒂（Coty）香水厂的女工们没有一个患有肺病。这个现象促使人们对各种香料、特别是天然精油的杀菌抑菌作用重视起来并深入加以研究。已经证实的有：精油中的苯甲醇可以杀灭绿脓杆菌、变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苯乙醇和异丙醇的杀菌力都大于酒精；龙脑和8…羟基喹啉可以共灭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和结核杆菌；鱼腥草、金银花、大蒜等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显著抑制作用；黄花杜鹃、满山红、百里香等芳香植物的挥发油有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
今天，在澳洲，医院使用植物精油取代化学消毒水的情形很普遍，为的是给病人一个更洁净无菌的就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