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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来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病的。不知怎么搞的他也牵进“医生暗害事件”中去了，被苏方派人押送回国。苏联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时间弄得很紧张，好像医生也不能完全信任了。少奇住进北京医院后，周恩来同志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讨论对少奇的治疗方案，把我也叫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敢说什么，只表示完全听中央安排。最后决定请北京友谊医院的苏联大夫、护士为少奇做手术，割盲肠。结果他们做的手术还真不如中国大夫，开刀后恢复很慢，伤口老淌水，不收口。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商量，决定这事先不告诉少奇，以便让他安心休养。所以北京悼念斯大林的各种活动，他也就没有参加，事实上也不能参加。从医院出来，又安排少奇到刚盖成不久的新六所休息了几天，这才渐渐好了。3月28日，少奇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报告治疗情况。信里说：“我在割治盲肠以后，一切经过都很顺利，只是伤口还有些出水，不能很快收口，但现在亦已收口。今天经医生最后检查，认为业已痊愈，并可从下星期一开始恢复工作。特此向您报告。在病院期间，承您及中央很多同志对我关心和照顾，谨致衷心的感谢！”过了两天，少奇就正式上班了。郝苗同志就是这期间调到我们家当厨师的。因为少奇胃下垂，苏联医生建议他常吃西餐，所以就想调一个会做西餐的厨师。安子文同志知道这事后，就说翠明庄有一个叫郝苗的厨师会做西餐，让他来试试看。翠明庄在解放后改成了中组部招待所，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所以他知道郝苗。这样，就把郝苗调到了中南海西楼小食堂。那段时间在西楼小食堂吃饭的，有我们家和朱德、彭德怀、###同志四家。郝苗到中南海后，先在西楼小食堂西餐部，还不是专门为少奇做饭。米高扬等外宾来中国访问，有时要在中南海用餐，都是郝苗为他们做西餐。后来没有外宾在中南海用餐了，郝苗就专职为少奇同志做饭了。从此开始，他在我们家干了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说来也巧，1946年我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代表团的驻地就是在翠明庄。那时郝苗也在翠明庄当厨师，为一些外国人做西餐，可能见过我，但当时我不认识他。郝苗烹饪手艺很高，做的饭菜很好吃，人也特别善良老实，我们家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1958年，组织上又为我们家调来一个保育员赵淑君阿姨。一说起来，赵阿姨和郝苗的老家是一个村，都是海淀区北安河的，赵阿姨在老家时就听说过郝苗。你说这巧劲儿！“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为了迫害少奇同志，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突然将郝苗秘密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无中生有地诬陷郝苗说：“这个大师傅可不简单，在励志社受过训，给蒋介石做过饭。”后来实在查不出任何证据，才不得不将他释放。刘源：郝苗叔叔出狱后，被送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但政治上还没有平反。当时干校校长是李树槐同志。郝苗人缘好，大家听说他来了，一致要求他当炊事员。可郝苗坚决不干，说：“我给少奇做了十几年饭了，现在我给谁也不做饭了。”在干校他宁可下地插秧、施肥，再累也不去做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郝苗同志被彻底平反，分配到中办老干部管理局。经大家动员，他在餐厅指导厨艺，带徒弟。在一次电视烹饪比赛中，他得了大奖。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在法庭上很嚣张，好多事情她都抵赖。但当郝苗叔叔出庭作证的时候，江青很老实，承认了犯罪事实。因为铁证如山，她抵赖不了。郝苗叔叔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亲，我们很尊敬他。1983年我母亲带我们去湖南，向我父亲的故居赠送父亲遗物，特意请郝苗同往。郝苗老伴去世后，我母亲和林月琴同志（罗荣桓元帅的夫人）两个老太太作媒，促成他和林月琴同志的一个亲戚结了婚。他结婚时我母亲还登门祝贺。我在河南郑州市当副市长的时候，特意把郝苗叔叔接到郑州，请他带徒弟，发挥他的专长。1993年郝苗生病住院，病重时我母亲去看望他。可惜他的病后来还是没有治好，不幸去世了。郝苗叔叔的两个儿子现在都继承了他的事业。他的大儿子在中办老干部管理局当厨师，小儿子在中南海当厨师。
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2）
所谓“擅自发出文件”问题王光美：这里我想说一下1953年毛主席批评“擅自发出文件”的事。毛主席的批示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讲出来。黄峥：《毛选》第五卷是1976年、1977年编辑出版的，收入毛主席1953年5月的这个批示时，经过删节，还取了个服务当时政治需要的标题：《对刘少奇、###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这个标题是当时编书的人加的。这样做，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王光美：毛主席的批评，我认为肯定是误解了。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少奇同志也好，恩来同志也好，朱德同志也好，尚昆同志也好，绝对没有要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出中央文件的想法和做法。我了解一些情况，也许不完全，但可以讲出来作分析参考。1952年11月，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江青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很认真地对少奇同志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少奇回来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主席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减少，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主席在写给少奇、尚昆同志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同日，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就处理中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现将5月14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毛主席在###同志的报告上写了一些批语。批语是写给少奇、恩来、彭德怀、###同志的。其中说：“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毛主席让检查的这段时间，共9个月多一点。这中间少奇至少有一半时间没有批发文件：1952年9月30日至1953年1月11日，少奇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和在苏联休养，三个半月不在国内；1953年3月上旬至4月初，少奇因治盲肠炎，手术住院，出院后在新六所休息，将近一个月没有工作。另外，这期间毛主席1952年11至12月视察黄河，1953年春几次因病休息。当然，不论检查文件的结果如何，少奇、恩来、尚昆同志他们都会主动承担责任。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毛主席的批评不是针对少奇同志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一篇，加上的那个标题，是没有根据的。江青从苏联回国后，1953年冬住在玉泉山，有一天约我去谈话。她又说了在苏联索契讲的那个意思。她对我说：“你要甘当无名英雄。我协助主席，你要协助好少奇同志。今后少奇同志的责任将越来越重，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还说：“周扬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和你曾经到街上湖南饭馆吃饭。可不能到外面去吃饭哟，那太危险了！”江青说我和少奇曾到湖南饭馆吃饭，没有这回事，是她弄错了，但当时我未作解释。后来知道，是周扬同志有一天去西单曲园酒楼吃饭，饭馆的老板讲起，他们店的湖南菜做得很地道，曾用来招待刘少奇同志。其实这位老板指的是我父亲曾为接待少奇到曲园酒楼订菜。周扬同志有次在江青面前讲到了这事，不知怎么竟引起她的注意。回家后，我把江青的谈话告诉少奇，他一句话未说。那段时间中南海的春藕斋、紫光阁常有周末舞会，毛主席、朱老总和少奇我们去春藕斋，周总理去紫光阁那边。一天在春藕斋舞会上，毛主席跳舞时对我说：“我现在睡眠不好，脑子坏了，今后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他的担子重了。”我回来告诉少奇，少奇没说话。这些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当时的背景是毛主席正在考虑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实际情况可能非常复杂，许多事情我不知道。
关于高饶事件（1）
黄峥：这期间还发生了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王光美：关于这件事，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有过回忆，薄一波同志写过文章。我了解不全面。解放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相应地设了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7、8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从外地调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就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华北局就驻在北京，所以不存在“进京”的问题。需要从外地调进京的主要是其他五个大区的领导同志。最先调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是少奇同志7月13日代表党中央发电报通知他来京的，来京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随后来的是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和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来京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同志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二位虽然不是当地的第一书记，但实际上主持中央局的工作。因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志已经出征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同志，林、罗都因病长期休养。没有多久，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也先后调来中央。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从外地调京的5个人中，高岗的地位最显赫。他在进京之前就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新组建的国家计委权力很大，被称为“经济内阁”。所以，当时干部中流传着一个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时高岗的野心急剧膨胀起来。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党中央开始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前所说，毛主席这期间提出了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恰恰在这段时间，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等几个问题上，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看法，有过一些批评。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也不满意，还撤销了由周总理任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高岗觉得有机可乘，在背后展开了一系列把矛头指向少奇、恩来同志的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活动得很厉害。他利用毛主席批评“新税制”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同志。他当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少奇同志，就故意把少奇同志说过的一些话，当作薄一波同志的观点狠狠批判。会议结束后，高岗南下杭州、广州，一路游说，向不明真相的干部散布少奇、恩来同志的坏话。他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少奇有一个圈圈，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一个井冈山大圈圈。他散布“枪杆子上出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开始一段高岗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大家也想不到。少奇同志听说高岗对他有些意见，很坦然，还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连着去过两次。可高岗当面没说出什么来。但高岗的活动没有停止。他用拉拢的办法去找邓小平同志，说少奇同志不成熟，要小平同志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当场驳斥了这种说法，明确表示反对。高岗又去找陈云同志谈，赤裸裸地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小平、陈云同志觉得高岗的这种活动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