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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这里的时候，先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挺高兴，说彭老总的信写得好，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称赞彭总敢于提意见。刘秘书还跑来把他们议论的情况和我说了。我同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很融洽，平时他们有什么意见都愿意同我讲。会议开始转入讨论彭总的信。在讨论会上，少奇同志没有对彭总的信直接发表意见。他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我让警卫员扶着他下山，进会场。少奇开完会回来，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秘书吴振英同志是跟少奇同志一起去开会的。他一回来就紧张地说：“毛主席发火啦！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我也没想到突然起这么大的变化。我的感觉，彭总的信中用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话把毛主席惹恼了。散会时，胡乔木同志跟少奇同志一起到了我们的住处。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会上负责起草文件。当时文件已经写出了初稿，叫《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基本内容是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乔木对我说，他也是昨晚吃了安眠药，早晨被叫起来开会，到现在还晕头转向，就跟着少奇同志来了。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这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小餐厅里，少奇、乔木，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中饭。吃饭的中间，我听他俩议论文件的事。乔木说，现在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原来的那个文件还行不行？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少奇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的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事实情况是，许多发言并不是讨论他们发表的意见，而是算起历史旧账来了。少奇同志一直惦记着原来的那个文件。他又找乔木，说，他提议，把反右倾的文件只发到省一级，不要向下传达，同时搞一个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少奇要乔木在起草文件时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叫你写完，你就该写嘛，不写是不对的。”可事实上，如果真的继续写出一个纠“左”的文件，后果很难设想。中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有点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不知道爬起来。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总之，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从北京新上庐山的干部不少，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有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丁丁、涛涛、平平正好放暑假，就搭他们的飞机也来了庐山。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一切的。黄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会上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王光美：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会上形成一边倒的气氛。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本来我也是拥护办食堂的，因为我觉得妇女整天围着锅台转，农村妇女要磨面、做饭、煮猪食，负担太重了。后来看到食堂有点像过去的“吃大户”，我又动摇了。庐山上关于食堂等问题的争论火药味这么浓，使我忽然想起在北京的蔡畅大姐。因为我知道全国妇联正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她们不知道会上的情况，还以为继续反“左”呢！我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忙给蔡畅大姐打电话通消息：“不要讨论了。”后来知道，妇联的曹冠群同志在我打电话之前，已经在会上发了言，主张解散食堂，结果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8月21日，我们回到北京。林彪当国防部长后上我们家来过。当时我们感觉，他对少奇同志特别谦虚，毕恭毕敬。每次林彪那里送来报告，都像老式呈文，毛笔字写得很大，完全是国防部长向国家主席呈报的那种样子，我们都不习惯。
七千人大会
黄峥：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工作会议，就是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了书面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请光美同志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王光美：整个1961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十分紧张。尤其是下去调查之后，少奇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全身心投入当前工作。这中间有一件事：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完后再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中央书记处对此作了决定，并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编辑班子。康生和编辑班子几次要向少奇同志专门汇报，但少奇对这件事没有兴趣，因而一直没有汇报成。有时编辑班子把整理好的单篇文章报给他审定，他也没有看。1961年春，编辑小组拟出了《刘少奇选集》的初选目录。4月份我们在湖南调查，康生和编辑组的熊复、王力、邓力群、李鑫等专程赶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编辑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对康生和编辑组的同志说：“还是不搞为好，不印没有害处，印了有害则不好，不要祸国殃民。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康生把选目交给少奇，非常谦恭地说：“这些文章不仅对外国同志有好处，对我们国内也有现实意义。这个选集可出5卷，150万字。但要系统地反映刘主席的思想不容易，有些好文摆不上。”少奇翻看了一下这个目录，似乎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说：“在白区早年写的不成熟，也不能畅所欲言。批评立三路线的，成熟一点，当时写好交立三、富春看过，立三要发表。后来写的，有的过于尖锐，伤人太多，因为头上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肚子里有气。有些文章，当时争论很激烈，写给总书记洛甫的信，触怒了一些人。如果出版，要改，字斟句酌，工作量很大。要重新整理，没时间。用处也不大。”康生马上说：“这是人民的呼声啊！你的文章外国都印了，我们不印不好交代啊！”少奇同志不好再说什么。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他表示：“既然中央作了决定，你们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到了11月，由于过度劳累，少奇病倒了，不得不停下工作休息。我陪他到广东从化疗养。在休息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