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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了。”到了11月，由于过度劳累，少奇病倒了，不得不停下工作休息。我陪他到广东从化疗养。在休息期间，少奇仍念念不忘怎样渡过困难。他看到疗养院的院子里有橡子、木薯，就想尝试一下这些东西能不能代替粮食。他亲自拣了一些，要炊事员郝苗同志做给他吃。郝苗不知道吃橡子要经过一道特殊的泡制工序去掉毒性，而是按一般粮食代用品的做法，做成类似馒头那样的东西。谁知少奇吃了之后，直拉肚子，出现中毒症状，搞得大家好紧张。保健医生为此严厉地批评了郝苗。当然这不能怪郝苗，因为是少奇同志硬让他做的。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中央决定开一次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得到中央通知，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先是小规模的，从12月20日到1962年1月10日。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国民经济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开的中间，中央决定工作会议进一步扩大规模，全面总结这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国民经济早日好转。中央还决定由少奇同志主持起草一个总的报告，代表中央提交扩大的工作会议。所以在会议的后半段，少奇同志以主要精力准备这个报告。在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经过起草小组日以继夜的工作，报告终于在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前写出了初稿。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始。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的领导干部，共七千多人。黄峥：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2人，地委3人，省委4人，中央一级的部、委4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共7118人。
王光美：所以后来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党中央开过很多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少奇同志提交给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本来应该先经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通过，然后拿到会上讨论。这次毛主席建议，先不要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报告初稿直接发给到会同志，同时组成一个由少奇同志负责、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这样，扩大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少奇同志的报告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对形势和工作的看法差异很大。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的岗位，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能不能在这个会上统一认识，关键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报告。少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无论是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提出问题，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那些日子里，少奇频繁地找有关同志谈话，主持起草委员会讨论，为沟通各方面的思想反复做工作。经过会上讨论和起草委员会修改，少奇同志的报告又改出了一稿。1月25日晚，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这个报告稿，决定正式向大会作报告。毛主席又提议，报告已经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大家都熟悉了，少奇同志就不要在会上念稿子了，改为书面报告发给大家，同时请少奇同志口头敞开讲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说明，加深大家的理解。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历来是很尊重的。本来他没有准备明天在大会上讲话，既然主席说了，他就说：“好，但我必须准备一下。这里的会我就先告退了。〃回到家里，少奇同志连夜准备了一个口头讲话的提纲。第二天，在大会开始前，政治局常委们先到大会主席台旁边的休息室，传阅少奇同志写的讲话提纲。少奇把花了一个通宵写出来的提纲交给毛主席，主席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同志，一页一页地传看。好在提纲不长，只有10几页，字又比较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少奇同志在大会上按提纲发挥，作了长篇讲话。讲话中的有些新提法是未见诸书面报告的。还提到不少事例，但这些都曾同毛主席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论过。当然，既然是口头讲话，总是要比书面报告随便一些。书面报告是经过反复修改推敲，经过秀才们的字斟句酌，才定稿的。我觉得，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来之不易的。它集中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也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一个结晶。这个讲话正确分析了形势，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了客观规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突出讲的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问题。少奇同志在口头讲话里面，讲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是说，成绩缺点三七开，就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另一个是说，造成这几年严重困难的原因三七开，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听说，这个话，毛主席不太爱听，但当时我们没感觉到。林彪长期养病，好多中央会议都不参加，七千人大会一开始也没通知他参加。后来主席让通知他来参加。林彪到会以后作了个发言。他的讲话比较特别，不讲困难情况，也不分析成绩错误怎么样。他说：之所以造成这几年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不离十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七千人大会后，罗瑞卿同志陪毛主席南下，主席一再向他称赞林彪的讲话。七千人大会后，为了研究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又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是2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二是5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那时毛主席已经南下去了武汉，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经过这两次会议，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党内外许多同志听说中央正在编辑《刘少奇选集》，都很高兴。七千人大会期间，不少同志建议，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可以先发表少奇同志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文章，配合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贯彻。首先选中的一篇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夏的一天，邓力群同志拿着康生写的条子到我们家来，将这篇文稿报送少奇同志审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是少奇同志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经过了20多年，有些提法需要订正，还要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少奇同志向编辑小组谈了修改意见，口授了一些内容，还亲自动手写了一些章节。在编辑小组初步整理的基础上，他又对全文作了三次修改。少奇同志定稿后，正式将文章报送中央书记处审查。最后经书记处审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1962年8月1日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1）
黄峥：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南方了。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姚依林同志曾回忆说，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会上幽默地说：“这时是非常时期，我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见《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西楼会议后，为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央重新成立了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请您谈一下有关情况。王光美：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上作了个很重要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困难的程度，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这些办法切实可行，少奇同志很赞成。这期间中央考虑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经济工作。陈云同志因为心脏不好，一直是半休息半工作，所以一开始考虑由李富春同志当组长，也有同志提议还是由陈云同志当组长。那段时间有一些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的同志，集中在钓鱼台写东西，就是田家英、邓力群、周太和、许立群等同志。有一天，邓力群同志到我们家里来，找少奇同志，说他代表秀才班子，建议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少奇说，等他提交中央研究决定。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少奇同志提出了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问题，得到大家同意。这样，就决定由陈云同志当组长，李富春同志当副组长。但那次会陈云同志没有参加。我记得少奇还特地到陈云同志家面谈，要他出任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同志也为此到我们家同少奇同志面谈，主要说他身体不好，希望让别的同志当。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我个人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少奇把中央同志商量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后来，少奇同志还让邓力群同志来我们家，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由陈云同志担任财经小组组长。邓力群同志当场激动得流泪，说：“众望所归。”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副担子是很重的。少奇同志深知这一点。他 确实是全力支持陈云同志的工作。为了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少奇同志要邓力群同志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同志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编辑整理，在一定范围内印发，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多久，邓力群同志把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编印好了，大约四五万字，总的题目叫《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推荐陈云同志的这些言论。这封信现在已经公开了，全文是这样的：主席：最近，我要邓力群同志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刘少奇四月十六日过了三天，4月19日，少奇同志正式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公布了陈云同志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陈云同志后来还是因为身体不好，到南方休养去了，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总理主持。但我觉得，当时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是整个调整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陈云同志在调整初期提出的许多主张和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实行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报送到毛主席那里，一直没有回音，看没看不清楚。后来，中办机要室通知将这份材料收回。
关于“包产到户”黄峥：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好多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对渡过困难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受到严厉批判。当时包产到户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它和少奇同志是什么关系？王光美：包产到户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为了渡过困难，自发地搞起来的。出现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的是安徽，一开始实际上得到安徽省委的支持。1961年3月广州会议的时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做法。当时毛主席表示可以试验。对包产到户这件事，在领导干部中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如邓子恢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在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之后，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且在一些会议上明确地讲了他的观点。田家英同志起先不赞成包产到户。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带了调查组到一些农村调查，其中包括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经过实地考察，田家英改变了看法，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主张推广。听说他还征求过陈云同志、小平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想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一直有一个心情，觉得这几年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群众生活这么困难，应该想出一个办法，让困难尽快过去，包产到户可能是农村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在公开场合他对包产到户的表态比较谨慎。1961年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他对农民说，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荒地，但在正式场合他没有讲这个问题。默认也是一种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各地农民见上面没有人来制止，包产到户便愈演愈烈，以很快的速度蔓延。有一个统计，到1962年的年中，包产到户在安徽农村迅速发展到了80％，四川、甘肃、浙江等省农村达70％，全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