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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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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这件事,我感到极大欣慰,心里轻松了许多。以后就是中央按照正常手续办了。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这些都派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向她宣布。5月29日晚,宋庆龄同志在北京她的寓所逝世。宋庆龄同志逝世那天,我到她的住处去了。我看到廖承志同志在。后来小平同志也来了。廖承志同志拿着一把钥匙,到宋庆龄卧室打开抽屉,想看看她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去看的,想知道她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遗嘱。小平同志在楼下等着。廖承志同志打开抽屉一看,遗嘱是有的,但是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她有什么遗产,怎么处理,分给谁谁多少。小平同志听完这个就走了。过了一会儿,看廖承志等同志处理完了有关事情,我也走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对党尽了责,也对宋庆龄同志尽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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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同志。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当时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出事以后,才听说在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配了录音员,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主席发现他的专列上有录音,大发脾气。但当时只是有关人员作检讨,没怎么严重处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这事也就一步步上纲上线,最后牵连到###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黄峥:###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免去###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可实际上他没有到任,很快被批判和隔离反省,主要罪名就是“安装窃听器”。可所谓“窃听器”实际不是###同志具体办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副主任反而没事,这确实有点费解。王光美:在西楼的时候,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得很近。那时在西楼公共食堂小餐厅吃饭的领导同志有4家: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同志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个江青的姐姐,本来也在小餐厅吃饭,她一看这里都是领导同志,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挪到食堂后面的准备间去吃了。4家各有各的厨师,各吃各的饭。我们家和朱老总家伙食比较差,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有时星期日,朱总的儿子孙子都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那么大的盆装菜。彭总和尚昆同志家伙食比较好。彭总没有子女,经常是一个人吃饭,浦安修同志平时不怎么来中南海吃饭。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是文艺高级专业人员,工资比较高。刘源:尚昆同志家伙食好,可吃饭时冷清,不像我们家小孩多,星期天都回家,开饭时热闹非凡。我们家一般都是家常菜,茄子、粉条、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主席“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惟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湖南主持了少奇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尚昆同志又组织人写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这篇题为《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为少奇同志一百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峥:我和我们那里的另一位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尚昆同志多次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同我们谈文章的思路和内容。文章起草的时候,尚昆同志身体还好,不久就因病住院了。他在病床上最后审定了全文,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1998年9月14日 ,尚昆同志不幸患白血病逝世。《人民日报》在1998年11月24日即少奇同志的诞辰日,发表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一文。这时尚昆同志已与世长辞。这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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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开始了
黄峥:从1963年开始,我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场运动,人们看法不一,里面有许多问题还不大清楚。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有关的事情?王光美:自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首先在干部中间越来越多地议论这个问题。1963年2月,在北京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推荐湖南、河北等地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当时说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做法。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四清”的内容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出席了。他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同意开展这两个运动。但这次会上还只是决定要开展“四清”、“五反”运动,来不及准备政策性文件,因此对运动没有具体部署。为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党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为《前十条》、《后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最早的、基本的文件。在中央制定这两个文件期间,正好少奇同志连续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和忙于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所以《前十条》、《后十条》的讨论他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我跟他去了。从越南回来以后,可能因为劳累,少奇的肺病复发了。少奇对生死问题从来是很坦然的。这次,我感觉他有所考虑,工作更抢时间。
  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源源、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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