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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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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从不惯孩子。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元钱。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前面的3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我们11个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个男孩女孩都没有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海哥人很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我母亲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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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2)
王槐青、董洁如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王光杰、王光琦、王光超;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后来他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光琦和胡敏去了四川。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国民党官僚李宗仁熟识。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胡光杰说,要他去北平,可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一架飞机到了北平。可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待不了。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当时我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后来光琦就在李宗仁那里做事。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李至胜当时很小,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我就有些警惕。再说我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后来李宗仁的事我就不管了。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离开大陆,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6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年因脑血栓去世。光琦、胡敏夫妇有4个孩子。胡敏的父亲胡氏兄弟解放后去了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胡子昂管理。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先生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胡子昂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后话。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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