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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位于双街至龙湾停靠船只最多的地方，风光占尽，是秦晋富商独立商海，雄踞齐鲁的见证。
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山陕会馆是聊城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所会馆。
清朝人李弼臣的《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写道：“聊城为漕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吾乡之商贩云集，而太汾两府尤多。自国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桥寓旅社几不能容。议立公所，谋之于众，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号曰‘太汾公所’。”太汾公所便是山陕会馆的渊源，当山陕商人多得连太汾公所也不能容纳时，山陕会馆就应势而起了。
乾隆八年（1743年），山陕会馆开始兴建，在会馆复殿正堂的脊檩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八年岁次癸亥闰四月初八日卯时上梁大吉”的朱墨文字，南间脊檩上还用朱笔写着山陕工匠的名字——梓匠（即木匠）：赵美玉、常典；泥匠：孙起福；油匠：李正；画匠：霍易升；石匠：李玉兰。北间脊檩上写着会馆住持张清御和山陕经理等18人的名字。会馆的兴建让山陕客商兴奋不已，他们感慨会馆是一处“以敦亲睦之谊，以取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的好地方。
会馆最初的建筑规模并不很大，但浓烈的乡情让腰缠万贯的山陕商人们不惜钱财继续扩建，至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会馆承载了太多的乡情，于1845年第五次重修，聊城知县李正仪为此写了碑文：“斯役也，梓匠觅之汾阳，梁栋来自终南，积虑劳心，以有今日。今众聚集其间者，盹然蔼然，如处秦山晋水间矣。”要的就是这份乡情，我们今天在会馆里所能看到的山门、戏台、钟鼓二楼，每个细节都渗透着乡情乡思，弥漫着让人解读不尽的醇厚韵味：画梁雕柱是终南山的木料，巧夺天工的精美构件是汾阳木工的匠心。置身其间犹如来到秦山之下、晋水之滨，使你不由得想起“登华巅而泛汾波”的那份乡情。
山陕会馆俗称关帝庙，“祀神明而联桑梓”，敬的是关公，联的是乡情。会馆极盛时期，内外共有各种花灯350盏，其中大殿供桌前的一对大蜡烛有五尺多高，直径超过一尺。据说，这两个大蜡烛点上后可以燃烧一年，是山西一个经营蜡烛的商人特意制作的。每年快到关帝生日的时候，他就计算好日子，用一头小毛驴驮着两支大蜡烛起程了，在关帝生日这一天会准时赶到聊城，点上新蜡烛以表对关帝的尊敬。这样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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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山陕会馆（2）
山陕会馆中要数戏台最热闹，据记载，每逢庙会，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昆曲等都会在这里演戏娱神，让老百姓免费观看。
但会馆的戏台一般不演关公戏，关公老家的商人们尊关公为帝君，认为帝君在殿一切活动都应严肃，不能容忍关帝随便粉墨登场扮演唱做。有些人不信这一点，非要对着来。传说当年有一个驻聊城的军阀就硬要在这里演一次《走麦城》的大戏，谁知锣鼓刚刚敲响，演员尚未挑帘出场，大殿内的桌围、布幔却轰地着起火来，一下子把会馆照得通亮，火焰向坐在台前的军官直扑过去，当即把那人吓昏在地。自此，在会馆里便无人敢演关公戏了。
会馆二进院内有两株古槐，已经有四五百年。某年盛夏，烈日炎炎，南面的大槐树忽然着火。这棵槐树从根至顶树心已空，好似一个高大的烟囱助火燃烧，人们担水灭火，却无济于事，就在大家绝望之时，天空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瞬间来到，很快将大火浇灭。至今人们仍可以看到那棵槐树着火的痕迹，人们都说是关帝显灵，救下了这棵槐树。
山陕会馆关帝大殿前有两只石狮子，雕琢之精美堪称绝世。关于雕造这两只狮子的花费，会馆南过墙的石碑上有一段非常明晰的记载：“石料使银一百六十三两六钱一分，石匠路费使银四十一两，石匠工使银四百二十九两八钱八分。”总算下来，这两只狮子共耗白银六百三十四两有余，耗资之巨不仅让人感叹晋商财力的雄厚。在我国古代帝王将相的宫殿、府衙的门前，往往要陈列一对石狮，用于表示王权的神圣或主人身份的尊贵。那么，山陕会馆中的石狮是否也在向人们展示山陕商人的富有和地位的尊崇呢？这自然会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感叹和丰富的联想。
山西商人之富绝不虚妄，如此一座会馆显露出的财力自然不可小瞧。那时侯人们也排列富商巨贾的名次，如同现在的“福布斯”、五百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基本上都是山西人。
当地传说，不仅经营生意的山西人富裕，就是那些宣告歇业、打道回府的商人中，携带钱财最多的也是山西人。有人将山西人的成功归结为“持筹握算、善亿屡中”的个人经商才能，有人则认为是出于“朴诚勤俭”的经商理念。在《山陕会馆接拔厘头碑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句：“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能暂而不能常者，非美意也……”从中不难看出山陕商人坦然从商，目光远大、精于管理、讲究信义的商业素质与人格魅力，这大概才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所在吧。
山西商人在钱财上的大方与义气有口皆碑。据说，一个山西商人欠了另一个山西商人千元现洋，最后还不起，债主非常照顾借债人的脸面，就让借债人象征性地还他一把斧头和一个箩筐，表示欠债到此了结，哈哈一笑，情谊还在。这种不为眼前小利背信弃义的做法，让人不禁想到义薄云天的关公。山陕会馆里赞誉关公的一副楹联“精忠贯日，大义参天”，正是山西商人驰骋商场赢得财富的座右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山西民情，和平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向为世人所称道。晋商在纵横四海的经营活动中不忘乡俗，秉承信义，“重廉耻而惜体面”，坚守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行商在外，他们时时以此约束自身，做“善贾”、“良贾”，把严守信誉作为立商之本，代代相传。以诚待人，珍视信誉，已成为晋人经商恪守的道德准则。据传，有的父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原本无须承担的陈债，也要主动代先人偿还。诸如此事，不一而足。
其实，山西商人的精明强干与一丝不苟何止于此，会馆的建设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晋商善于理财、严格管理的特点，会馆里有19块碑碣，不仅记载了会馆置地、建设、重修所用的银两开支数目，在8块石碑的背面还刻上了所有商号的捐款数目，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财务公开栏”，足见山陕商人的精于管理，讲究信义，既一掷千金，又朴诚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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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山陕会馆（3）
窥一斑而见全豹，晋商健全的组织、严谨的号规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更加令人惊叹。据记载，各商号、票号对可能发生的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外出、擅自开店、投机取巧、私自放货、空买空卖、款借亲友、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都在严禁之列，违者当依规议处，直至开除。太谷乔家的祖训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代代传承，无一违反。在用人制度上，晋商也有规可循。从对学徒的选择培训到选贤任能，奖惩制度极具特色，使全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人人勤奋，杜绝了“因人用事”的弊端。以“大盛魁”为例，学徒进号需经人介绍，审查三代，面试合格，由殷实商户保举，进号后先读《中庸》。乔家复字号大掌柜当年做学徒时就曾私下阅读《史记·货殖列传》。在号学徒除学习业务知识，接受培训外，还要学会俄、蒙、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然后才能到分号做事，直至第四年始享受劳金待遇，以后根据业绩，逐次递增，入号十五年后方允许首次返里探亲，此后每三年可归乡一次。如有违规舞弊者，一经发现，绝不宽容。
如此精细苛刻的行规，也许就是晋商迅速崛起，辉煌几百年的重要原因。
历史总要给人留下许多遗憾，1938年日寇侵占聊城，山陕会馆200余年来的全部账簿、册籍等档案资料被付之一炬。
山陕会馆是历史上聊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见证，也是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陕会馆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融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会馆建筑中既有代表道教的“八仙人物”，又有佛教八宝及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履中”、“蹈和”等匾文。由此可见，多种思想、文化在保持各自本质因素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相容相通，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
整个建筑布局紧凑，错落有致，连接得体，装饰华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它的石雕、木雕、砖雕和绘画工艺更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品，对于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史、商贸史、戏剧史、运河文化史，对于研究书法、绘画、雕刻艺术史以及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产生都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1977年聊城山陕会馆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完成了对聊城山陕会馆的采访拍摄，即将起程南下安徽的前夜，我静坐在会馆前青砖铺就的广场上，陷入沉思。晋商在近代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乘着信义仁和的风帆，行走天下，纵横四海。而今他们已经走下历史的舞台，静静地隐身于岁月的帷幕之中，后人只能从山陕会馆那沐浴过百年风雨的砖雕廊柱间，翻读他们演绎的时代传奇。
美丽的运河已经被时代的脉搏再次激活，聊城这座“东方威尼斯”即将成为一个新的商埠，而山西商人货通天下的浩大商队又行进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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