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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算什么证据，若以‘反馈材料’为证，那就更可以除你的名。”
我很愤怒，前车可鉴，对于这样的法官不能再忍让了，便很不客气地说：“你讲可以除我的名，也要有法律依据，否则我同样可以起诉你。”
“人家江拖在九五年就除了你的名，厂里就已经发了文件。”
“那份文件没有公章，是不能生效的决定。”
“那总是厂里的文件啥，一样可以除你的名。”
“凡是看了那份文件的人，除了江拖的当事人，还没有谁说过是有效文件。你说这样的文件可以除名，那就是说这是一份有效文件？”
“我可没有说那份文件有效呵，我没有讲呵，真是心脏病都要被你急得吓出来。”吴法官慌忙分辩说。
“这是讲那份文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在省政府办公厅、市政府信访办、市检察院，都讲是无效文件，市中院在清算组的法官、中院的书记官处都讲可以开庭，……”
“我不管哪个办公厅，你说清算组的法官讲可以开庭，我们现在可以打电话去问。”吴打断我的话说。
说着，他按响了桌上电话机的免提，发出了“……嘟……嘟……”的声响。
我一愣，干干脆脆地说：“好！我们可以问问中院在清算组的焦宜松法官。”说着，我拿出了通讯录，找出了江拖的电话号码，连按了几个键号，再连声追问吴法官说：“这电话要不要打啦？是真的要打还是不要打啦？”
吴法官进退两难，不敢吱声，愕住了一会，又说：“中院的书记官是书记官，不是法官，法官是法官，书记官是书记官，是有区别的，中院的法官个人也不能代表中院。”
“不管怎样，你总不能就这样拖下去吧，也不管你对这件案子是怎样的看法，怎样的处理意见，总要帮我快点处理一下吧？等到江西拖拉机厂连这个单位都没有了，我还需要你审什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管不了许多。
“好嘛，你要我办啥？我马上就可以办，就说是证据不足，我就要你跟我拿出无章决定无法诉讼的证据来，你有这些证据，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开庭，包括跟你补发工资。你找过法律部门的人，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作证。”
我知道他这是跟我在出难题，也实实在在地说：“在法律部门，我是找过西湖区法院行政庭的一位法官，已经好几年了，人家怎可能为我作证，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看，这是属于民事案件，怎到行政庭去了呢？你当时只是去咨询？”
“是呀，当时是以为属于行政案件，你若硬是要我找他来作证，恐怕他不大会来，要不我可以同你一起去，我没有办法叫人家到这里来为我作证，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这两天行不行？”
“不行，我这些天都好忙，法院每天下午都要为元旦唱歌排练，桌上还有这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我怎样跟你联系？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说着，请他给我一张纸。他不肯拿，说这里都是办案用纸，也不说号码。
我即拿过他的笔，准备往手上记，一再问他，他才勉强说了。我找笔筒来给合上，他一把抢了过去，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该案被延误审理的可能已经日趋明显，并逐渐趋于事实，第二次终结诉讼的裁定将真正的摆在面前，到哪时，我还能说裁定有误吗？
我无法按捺，于当天中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了情况的反映报告：
本人十一月十五日请求贵院对东湖区法院《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提起再审的申请，感谢贵院很快发回东湖区法院复查再审，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该院得知在经济二庭，当时就找了负责此案的郭岚庭长。
十二月一日，郭岚与一位姓吴的法官跟我一见面就责怪为什么不在中院再审，又说裁定书确系错误，当时就应该找院长，现在弄得他们难办，他们同样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开庭。
我忍受着其各种抱怨和责怪，耐心地回答了针对裁定书以外的有关程序方面的多方询问。在作了笔录后，为有利于审理，我于十二月五日又交了《有关询问情况的详细说明》，再三陈述时间已经不多了，请尽快给予审理。
可是拖到今天，无任何动静，江拖的破产清算在下月即有可能处理完遗留问题，这样延误下去，不又成了裁定书上的终结，我何需请求提起这个再审。
今天，十分焦急的我找到郭庭长，郭叫我去跟吴法官说。吴很不耐烦，说这件案子没办法审理，又说院里现正在为元旦唱歌排练，没有时间办案，最后又节外生枝、强人所难，要我找人来证明我以前找过有关法律部门咨询，并说江拖盖有印章的“反馈材料”，不能作为起诉证据。
联系起该案在九月份转至东湖区法院以来，对有关办案人员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不得不产生多方面的疑虑。案件在他们手上，对开庭审理几乎失去了信心，我早知如此，何必债台高筑、疲于奔命去认这个死理呢？
在此，我仍抱一线希望，恳求中院能直接再审。
这样的材料好不好交，交得交不得呢？
我拿着材料，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度放弃。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与东湖法院经办法官彻底崩裂，即使开了庭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不向上反映，则坐等延误，确实没有退路，只能一搏。
下午，我来到了市中院，在大门口见有很多人在此报到，原来是江拖破产清算组准备开债权人大会，地点是设在市郊区政府里面。
我把材料交给了书记官处的王书记官。
王书记官看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吼道：“妈的，他们是怎么搞的？！我们的发文是盖了中院院章的，他们怎能不赶快执行呢，哪个法院发回重审的的工作不是这样做的，都要考虑到关系就不要做工作啦！？”
他收下了报告，再向我了解郭岚和吴卫兵两人的情况。
这时的我也很情绪化，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哽咽地回答：“我真不好说，……也不想说。”
说着，委屈的泪水都要涌出来了。
王书记官表示，他会以中院组织的名义去催东湖区法院尽快审理。
得到了王书记官的支持，我出了一口恶气，而且情况确实大有好转，这时的情绪，自我感觉是好得多了。
为了慎重起见，二十九日去了一下西湖区法院，在法官展示栏上，确定了那位是曾咨询过的行政庭法官后，便到六楼找到了那位法官。
毕竟已过了多年，又仅见过一面，我经过仔细回忆和辨认，觉得有些把握后，便上前向他说明了来意。
他开始都还可以，对《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也表示是错误的，不能终结诉讼，即使江拖已经注销，也只能够是暂时中止，待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后，再恢复诉讼。这一点和我查到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是一致的。
后来听说我想请他为以前所作的咨询作证，他便说这件事不大记得。我想，难道我是认错了人？当然，对于这样的事，我也没有理由去勉强人家，就是他记得的话，我也能够理解。
元月三日，我跟法官吴卫兵打了个电话，吴法官却很意外地主动说可以再审开庭。他今天的态度为何会转变得这样好？我猜可能是中院已经找了他们，但往后又会是怎样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确定再审案易人 慎对交费找人证
二○○一年元月十一日，我在东湖区人民法院找了一个上午，均未找到郭岚和吴卫兵。郭庭长的办公室一直没有开门，敲也没有反应。后来我向郭岚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郭却竟在在办公室里面，她仍是说我的案件现还没有办。
元月十五日上午，我来到法院，这一次又是法官全体唱歌，不办理案子。
下午找到了吴卫兵，他说他已经被调到经济一庭去了，正在交接，现在已经不再管这件案子了。
我找到郭岚，郭说是否再审还没有定，案件现要另外交人来办。我见如此，只得消极等待。这样一等，便等得过了春节。
二月十二日上午，我跟郭岚打了个电话，郭说案件已经刚交到一位姓齐的法官手上。
我便又跟学校的老师打了个电话，了解到江西拖拉机制造厂的牌子已经摘掉，换上了南昌市江铃拖拉机有限公司的牌子。我的情绪又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二月十五日这天上午，我到东湖区法院，找到了刚调来该庭才几天的齐进斌法官。他对我说：“现在院里已经准备再审开庭，你准备好证据，主要是学校拒绝你上班的证人。”
这位举足轻重的证人，我应该找谁呢？一般老师来法院作证，需要勇气，而且会有受到报复的危险。这时，我想到了学校书记邓顺茹。
我清楚的记得，在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在学校将近二十天，忍辱负重地要求上班，被夏振川一再推诿拒绝，最后夏还请了邓顺茹来作证，保证到厂组织部能够把我的编制挂到市人才交流中心去，邓也当场作了表示，现在应该是她履行诺言的时候。
我把需要邓顺茹证明的内容，经过仔细考虑，这样写道：
本人起诉的江拖劳动争议案，现正在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在一九九五年元月，经过我在厂组织部的一再要求，刘焕宇部长同意了我回校上班，我立即到校报到，经过多天的接洽，校长夏振川说无法安排，并请邓书记作证，他负责到厂组织部交涉，让我把编制挂出到人才中心，当时邓书记也在场答应作证。我隔天到校没有找到夏，但留下了电话号码给邓书记。
这一情况法院要求予以证实，希望邓书记能履行当时的诺言，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把这一情况予以证实。
我带好材料，来到已经划归市教委管辖、改名为南昌市育英学校的原江拖子弟学校。
学校的旧教学大楼已经拆除，建了一栋新的教学大楼。书记仍然由邓顺茹担任，夏振川退休时学校还没有划出，人事关系仍然在江拖，他的校长职务，凭着其能耐早早安给了其小舅子担任。
邓书记看了我写的内容，进退两难，吱吱唔唔，在口头上一会儿答应作证，说是有这个印象，不要说是一个领导，就是一般的公民也有这个义务；一会儿又想推脱，说当时好像已经开了学，安排不了，现在要作这个证，她还要去找夏振川商量一下，夏退休后，到外面搞投资办学去了。
最后，邓答应会在几天内回我的话。
我心想，当时是一月份，开什么学？现在要她作证，她还要去找夏振川商量，夏振川怎么可能会让她作这个证？她无非还是不大愿意作证。
这时我也不愿跟她多说，只要她能够到庭，到那时也不怕她不说真话，在事实面前总没有那么容易蒙混得过去。
我在其办公桌的台历上，留下了我的传呼机号码，说这两天等她的消息。
二月十六日，齐法官说法院已经确认开庭，要我再交2040元钱的诉讼费。
我的心很沉重，记得国家法律有规定，这种由于法院在适用法律上造成的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时不需要再交费。可是，齐法官硬说凡是个人要求再审的案件都要再交费。并且让我留下了笔录，着重注明如果七天之内不把钱交来，将被视为放弃再审，我不得不答应，但在笔录上表示要把情况了解和落实一下再来。
我感觉到经济压力非常之大，弄得不好，很有可能会白白地又要送掉这两千多元钱，那加起来就是四千多，何况我的经济现状已经是相当紧张，有什么办法呢？但如果真能够开庭的话，我也认了。
虽然如此，仍有不寒而栗之感。
压力归压力。晚上我在翻阅材料时，渐渐恢复了平静，信心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人生能有几回博？艰难的生命旅途只有靠自己去拼命克服，何况该官司不一定就是我输。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就算自己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砸吧，至少也表示了自己没有屈服。
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着自己的诉讼材料，事实胜于雄辩。上面字字有力，句句有理，虽没有掌握多少书面的证据，但铁的事实存在，足够其心惊，除非对方在法庭上没有一点理性。
若真能够开庭，说实在的也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对方阵容强大，而我却连一个律师都请不起，势单力薄，在许多方面除了客观事实和激动的倾诉，据理力争，没有更多的优势。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