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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主任又问我：“对于你这样艰难曲折的维权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在社会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响，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向媒体披露？”
我心想，要真那么容易能够披露，自己当然求之不得，而各新闻单位都强调新闻导向，像我这么敏感的话题，那个媒体敢涉及？原来想把材料登在《江南都市报》时，该报的夏震记者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未发成稿吗？
“这些我也想过，但也很犹豫，如果能得到媒体的帮助，当然是好事，那这件事就能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人觉得我这个人很麻烦，以后我还需要找接收单位参加工作来生存，哪个单位会敢要我一个会告状的人。”为了稳住梁主任，我既不排斥有借助媒体的可能，又不想让他有所提防，还是从侧面回答了他。
“你这个人太儒弱了，人家这样对待你，搞你，你也会受得住。当然，话又说回来，为了以后的工作，这样做也有道理。”梁主任即十分感叹又很同情。
通过这次的谈话，我对市中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树立了信心，庆幸碰到了梁洪主任这样好的一个清官。我回来时，一路十分兴奋，以致走过了自己的家门很长一段路都不晓得。
九月十九日，我在市机械局找到张萍书记，她这时还没有与唐方明取得联系。
张萍对我说：“不知老唐现在在上班吧，你再过一两个星期来。”
我心中不快，她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唐方明通气，事情的结果令人担忧。
十月十五日，我找到张萍，事情过了这么久，满怀希望会有所答复，可她并不当一回事，叫我还要过一段时间再来，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愕愕地望着她。
“好吧，就这样。” 她见我怔怔地还呆在那里，又补加了一句。
我很不情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
九月十七日，我去了一下市中院纪检监察室，那位梁洪主任不在，办公室也没有其他人办公。我再问其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知梁主任是去东湖区法院搞调查去了。
我心里一热，估计是为我提的那件追究渎职案件的事，当然，对于东湖区法院来说，他们肯定会护到自己的人，这要看梁主任是否能够真正秉公执法了。
我的传呼机早已超过了服务期限，由于经济紧张，停了许多天。看来，不得不又要去交费了，如果不交，虽然可以省一点，但万一误事，就不是这一点钱的事了。因此，我又到电信局交纳了一年135元的传呼服务费，不过赠送了一个小茶杯。
对于自己的宝贝儿子，一直没有能够悉心地关爱，这是我常常自责而又难以做到的地方。要做到属于正常的我，却是十分的困难，在我面前，尽是艰难险阻。命运的坎坷，经济的日益窘迫，压迫着我每一根神经，虽指望车到山前必有路，可是，这路又在哪里呢？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再找到张萍。她一开口就很强硬地说：“你走上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法律去起诉学校，江拖已经不存在了，机械局也没有办法跟你解决。”
我心里一沉，弄了这么久，原来局里根本就没有帮我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样被人当作猴耍还有什么意思？
虽是最坏的结果，这时我反而很平静，说：“既然请况是这样，那局里能不能给我一个书面的回复？”
“局里怎么可能给你书面回复？”她反而问我。
既然又一次逼得我无退路，我也不得不针锋相对。
“对于起诉学校的事，我早已向法院咨询过了，决定是江拖作出的，怎么可能找得成学校？江拖的决定不盖公章怎能生得了效？厂务会也无权对职工除名，既没有经过厂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也没有报企业主管部门和上级劳动人事部门备案，不符合程序，是违犯法律法规的。”
“我不懂法，对法律也没有兴趣，江拖的做法不过只是工作上的一种失误。”
“按照规定，厂方必须要给我一份有效的决定书或通知书，这不仅仅只是工作上的一种失误，而是滥用职权的组织行为。”
“你拿到这张没有盖章的文件，当时找过厂长江建林没有？他对你怎么说？”
“我找到过江建林，江建林厂长甚至说连这张没有章子的文件也不该给我，说这是内部掌握的，厂里这样处理了就是处理了，文件是不对外的，不能盖章。而在法院、检察院，在省市信访室、市人事局等等部门都说这是个无效文件。你知道中院的焦宜松吗？”
“知道，我们还很熟。”
“他和在清算组的邹法官都认为文件无效，可以恢复编制、续办社保等。对于江拖的这种文件不盖章的情况，中院的纪检监察室主任梁洪就说过，真文件不可能没有公章，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伪造公文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那就让他们追究好了，我看，到了最后也无非是个人工作上的失误。”
“即使是失误，作为代表组织的行为，也应当承担责任的后果。”
张萍见说不过去，也不示弱，说：“你自己个人也有错，总认为对方可以把你调得过去。”
我坦然地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也不可能保证一定可以调得过去，虽然对方已经盖章同意调入，但人事调动、人才流动也是有程序的，对于政府各管理部门的工作，不是由我个人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出现干部人事调配上的冻结，我本身就是难以预料到的事情。在此，我更没有想到，江拖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会进行这样的刁难。离岗待调是学校校长夏振川主动找我协议的，怎能反而可以说我是旷工呢？”
“这也是学校为考虑工作上的安排才这样做的，要是碰到我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也会这样做，既然你要提出调走，我就会说：‘你走吧，我也不会管你’。”
她停了下来，喝了口水，润了润喉咙，又问我说：“学校不是说你去了对方上班吗？”
“我已经多次说过，我没有能够去对方上班，因为刘焕宇一贯言明不准我去对方上班，发现了就要除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省农业厅找有关领导见证。况且我当时每个月都按学校的要求回了学校。”
“你回学校，那时是到学校签工资表，又不是回学校上班。”
“我是去签工资表，那是学校的要求，也是协议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工资，都被学校拿去用了。我也向学校提出了可否让我回来上班，学校夏振川总是不肯，我哪里回来上得了班？”
我继续说：“你上次安排我找唐方明谈，唐书记也说了原江拖的这种做法不对，所出的这些事，他也不大清楚。”
“他怎么会不清楚，实际上唐方明清楚得很，告诉你吧，他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还按照厂里原来的决定。”张书记这时脱口而出。
我一下似乎明白了许多，这样再谈下去，哪里还会有什么结果，便起身说：“既然情况是这样，哪里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就希望局里能给我个明确答复吧，我也好向上一级领导汇报。”
“局里怎好跟你作答复呢？江拖这个单位都已经没有了，新丰管理处是另外成立的新单位，虽然还是那些人，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江拖了，你这样的事叫我们怎样去解决呢？”说着，她叫我还是坐下再谈。
“唐书记讲我的档案和材料都调到局里来了，已由局里来决定，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也只能听局里的，这件事就应该局里作主。”
“那只是局里把你的档案材料借过来看看的，到时我们是要还给他们的啦。”
“新丰管理处不是还给局里写了一份材料，已经交上来了吗？”
“还不就是原来江拖纪检写的那份材料。”
我觉得她这是在掩饰，便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唐书记说就是这一两个月由刘焕宇写的，已经交给你们了，能不能让我给看看？他们不是说我也有错吗，也好让我知道究竟错在哪里。”
“组织上的材料怎么能给你看呢？”张萍有所警觉
我估计她可能认为，以前在局办公室的骆主任把材料给了我，就已经是个失误，还差点儿被摆上法庭，这次生怕又会弄出个什么乱子来。通过几次谈话，她也应该知道材料上尽是些站不住脚的东西。
我一针见血地说：“原来江拖纪检写的那份材料，就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现在的这份材料，难说又乱写了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样的材料，你们现在还会去相信？”
说到这里，一度陷入了沉默。
突然，一位大约五十几岁、工人师傅模样的人，怒气满面地冲了进来，说是要找局长拼了，捶得桌子咚咚巨响，张萍被吓得跳了起来。
原来他是个火车司机，妻子是江西电机厂的工人，他妻子在一次机床的事故中失去了双腿。由于查明是机床的质量问题，电机厂获得了该机床生产厂家的大额赔偿，这位火车司机为了照顾妻子安度炎夏，买了一台海尔立式空调，电机厂一直不肯报销，找到局里，一位局长又说风凉话。这次他跑到局里来，一气之下要找那位局长拼了。
看到他那怒发冲冠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都惊呆了，张书记慌忙又是跟他向电机厂挂电话，又是向他许诺，那人这才渐渐平静下来，最后满意而去。
我想，还是工人来得直，来得厉害，如果我这个当老师的也这样做呢？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暗暗苦笑地摇了摇头。
突如其来的风波平息了，我和张书记的对话又开始了。张的口气好似也平和了许多。
“现在他们的材料我也不去看，你的材料我也不看，你就自己提出个方案，看看要局里怎么个解决法。”
我不暇思索地说：“希望局里能先尽快帮我解决一下工作问题，我这么久没有生活来源。”
“江铃、新丰会肯要你吗？你在起诉书中，连精神损失费都提出了一万多，哪个单位会为你出钱？”
“那是在法院打官司，在法庭上，合不合理得由法官依法来决定，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实际上在起诉之前，我多次提出来的材料，并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总指望能好好协调解决。后来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这件事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得不到法院对簿公堂，而且，对照多年来江拖对我的损害所造成的痛苦，也并不算过分。现在你们既然安排不了，也希望能给我一条出路，我毕竟是个受害者，总不能就这样一棍子把我打死，至少也应该让我把编制挂到市人才交流中心去，帮我续办好已中断的个人社会养老保险。”
“你自己也有错，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社保费。”
我明确地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错，我所办理的是正常的人事调动，离岗是被迫接受的，协议是校方提出来的，没有任何违规行为。”
想到多年来由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我不禁鼻子一酸，两眼模糊，泪水都要出来了，但这种委屈和伤心感很快就得到克制。
“多年来，我被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生活十分艰难，为澄清强加在我身上的不白之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这些惨况我实在不愿讲，如有可能，可以请你们去看看我的那个家，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家。”
张书记看着我，很久没有说话，也许是触动了恻隐之心，有所考虑地说：“你讲把编制挂出，挂到人才交流中心去，那我们怎么个送法。”
“这些局里应该考虑。”
“机械局是事业单位编制，你又只是一个企业的干部，我看这个很难，当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可以考虑，我只是觉得很难。对于补办社保的事，要不你先去市社会保险局了解一下，看看需要交多少钱，打个电话告诉我就行，也就不要跑来再找我了。”
“据唐书记告诉我，我的社保大约是一九九五年八月份停止的，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大致的数字，然后还是会过来告诉你的。我的脸皮也薄，以后也不会老来找你。”
张萍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找我比较难找，我经常会到外面去。”
我来到南昌市社会保险局，二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帮我估算了一下，是一万五千，还不包括滞纳金、违约金和利息等。如需要确切数据，要把卡号带来再查。
我马上回局，向张书记作了汇报。
张萍惊讶地说：“这么多呀？那个人的那部分呢？你那时的工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