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九九○年元月十六日，我将要加上去的浮动工资受到了威胁，甚至在人格上也受到了侮辱，夏振川竟然在大会上说：“浮动工资升级的名单要在下个月的5号张榜。有的人就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在我的手下，我不管他教学上有多大的成绩，多大的名声，不顺着我来，照样叫他寸步难行，除非来找我求情。”
二月九日上午，在新学期的教师会上，夏振川又一次警告说：“浮动工资的升级名单，已基本定了下来，有的人已经来找我谈过了，有个别人还硬撑着不来，如果还不来找我的话，我可就要照章办事了。”
应该说自己在与梁仁铮的矛盾上，表现的是很冲动，没有冷静对待，迟到也是事实，只是对任意上升为“旷工”接受不了，如果校方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一分为二，化解矛盾，我当然是求之不得。而夏振川显然是在依仗权势地要挟我，在这种高压下，叫我怎能为此低三下四地去向他低头求情？
下午，我去总务处领奖金，只有月奖，年奖又被全部扣除。开始还以为是财务上给疏忽了，会计萧晓蓉也说是可能漏了，找遍条子也没有原因。
萧会计便去找校长问。回来后告诉我说，是校长说不发的，没有讲什么原因。
这样没完没了的纠缠和损害，叫人如何忍受得了？
我一气之下，连月奖也没有领，回到办公室提笔写起了辞职报告。
老师们都叫我不要写，说写上去了，就留有文字依据，以后他们就好整我，既然校方已经扣了，肯定会找我去谈的。
我还是写好了报告，但被教研组长华湘敏一把抢过去撕了，说千万不要意气行事，等过几天浮动工资榜登出来再说。
后来，夏振川数次派人来对我劝告，要我屈从前去认个错。我只承认迟到，不承认有两个钟头的“旷工”，没有听从。
数天后，浮动工资升级榜出来了，果然独没有我的名字。
对于这些，我都默默忍受，要不是有这些好心的老师安慰我、关心我，我很难说不会走极端，至少也会像以后上官老师做的那样，将其狠很地揍上一顿。
就此开始，从不会吸烟的我，进入了以烟解闷的行列。
江拖学校的教师，我难以忘怀。对夏、梁的公然打击报复，他们没有容忍；纷纷给予了谴责。
图书资料管理员明确为我作证，夏振川说：“你就记得那么清？你还想不想考研究生？”
教研组长华湘敏为我说明情况，却又被梁仁铮说成是包庇我。
在一次全校的教研组长会议上，语文组长黄承伟首先发言，说：“秦老师对教学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这次不管怎样说，无非就是一次迟到，学校大可不必这样对待。”
接着每一个教研组长都发了言，包括夏振川的小舅子、数学组长涂序健，指责了校方的这种做法。
当事人十分难堪，真是内行看课堂，外行卡门房，夏振川竟失态地说：“你们怎么都为他说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振川找到我说：“你和梁仁铮两人都有名声，一山难容二虎，你找单位调走吧，我们可以放。”
我自知在这个学校已经呆不下去了，也不愿再待，只好自找出路。
我找到自己的老上级、时任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副厅长的徐菊生。
徐副厅长对我十分看重，在我调来江拖之前，他任我当时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正被省里提拔为副厅长之职，对我作了真诚的挽留，并提出可提拔为场机关的办公室主任，还可考虑把我调到厅办公室工作。后来，还是另一位老上级、时任副厅长舒惠国为我出了面，厅人事处给予了放行。
徐副厅长这次当即表示欢迎我回农业系统，并推荐到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办公室工作。
然而，我的请调报告迟迟得不到厂里的批复。
厂人事科干事刘焕宇说：“学校的领导来过了几次，讲你在学校的影响不好，哪有那么容易就想走。你的调动是小事，现在厂里要抓的是大事情。”
我不得不含泪向厂人事科应志相科长诉说了情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像夏振川讲的那样为影响不好的老师，我把出席各级学会的照片和在多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一起摊了出来。
应科长的是非感很强，是个受人尊重的好领导，我现在还很想念他。
他此刻听说此事，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厂里竟还会发生这样对待人才的事，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太过分了，真是无法无天。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讲？你也太缺乏勇气，太不相信我们厂里的领导了！”
应科长还诚恳地挽留我，表示一定帮我把工资、奖金和浮动工资给补回来，并由厂里出面严肃处理这件事。
我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解释说：“我也不是不相信厂里，实在是受打击太大，不愿跟他们纠缠，再受折腾，还是走了的好。”
应科长最后尊重了我的意见，再三表示，如果万一没有能够调成，厂里也可以考虑另外安排工作。
由于自己常为《江拖报》供稿，与厂宣传部的人员很熟悉，宣传部长蔡志远知道我的情况后，他也主动向我表示，会帮我去找组织部谈谈。
在应科长和厂宣传部长的帮助下，厂务会终于批准了我的调出请求。
刘焕宇让我填写了干部调动工作报告表，并给我签了字“同意调出”，加盖了厂人事科人事调配专用章，由人事科报南昌市人事局批准。
市人事局经过研究，签字“同意调出”，加盖了干部调配专用章，连同《干部调出工作函（洪人干字900108号）》一起，发往了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
可是，省农牧渔业厅一直到七月份也没有收到，而市人事局又说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发了，我不得不重新再办。
后来得知，是市政府公文交换站出了差错。
八月份，江西省农牧渔业厅收到函件后，贸易中心派办公室主任刘堂华等，由我陪同，专车到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审查档案，是应科长和刘焕宇接待的。
此后，江西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经过研究，由办公室主任刘堂华签字“同意调入”，加盖公章，报请厅人事处批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协议离岗待调令 适逢冻结受刁难
一九九○年九月初，新学期已经开学，学校没有按常规安排我的任课，询问教务处干事王世友，说是我已在办理人事调动，上面叫不要安排的。
不久，校长夏振川特意找到我说：“你现正在办调动，工作不好安排，只能离岗待调，否则来了调令也不能走。”
经过权衡，我被迫同意了夏振川的要求。他又提出，要我写个“君子协议”。
我未多加考虑，即按照他的要求，写下了“为了便于学校学期工作的安排，本人同意不排课，九月份以后由本人负责”。
这份协议，正好让本校任教英语的上官老师看见，他不平地对我说：“学校怎能这样对待你？”
“他们硬要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无可奈何地说。
夏振川则把协议拿到手中，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们的君子协议，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以后你的一切我们就不管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纸协议，在以后情况出现变化时，夏振川竟然不肯承认，而我当时没多留个心眼，把协议复写成两份，要夏振川也签上字，自己留下来一份，致使在灾难降临时，却没有了凭据。
人生的遭遇有时就会有这样险恶，善良的人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我与夏振川达成了所谓的“君子协议”后，即按照夏振川的要求，每个月来学校签一次工资表，当然，工资是要全部留给学校的 。
在江西拖拉机厂工作了五年，对江拖人毕竟是有感情的，这里急着想走，心里又会有些舍不得。我写的《江拖人的心声》，回顾了与江拖人的情意，在《江拖企业报》上留下了我最后的依恋。抒情散文中有着聆听《江拖厂歌》那一段：
五年来，最难忘的却是来厂的第一天所听到的歌声。那是一九八五年夏的一天，我在厂人事科刚办好报到手续，一阵亢昂的歌声随风飘来，紧接着又是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缕缕音流把我引向了窗外，人事干事唐方明告诉我，厂里正在举行歌赛，我心里一动，倒想去看看。
我带着江拖人新的一员所特有的心情，径直来到厂大礼堂。这里真是热闹，台上台下一片热气腾腾，人人兴致勃勃，场面令人振奋。歌咏比赛的队员，个个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那动人心弦的音乐合着时代的节拍，伴着雄浑有力的歌声，响彻着礼堂，回旋在我的耳边：
燃起我们胸中的烈火；
唱起时代奋进的歌；
让铁牛插上翅膀；
给农村送去丰收的欢乐；
团结爱厂，
文明向上；
齐心协力，
振兴江拖；
迈开改革的步伐奋勇前进；
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
聆听着这昂扬的歌声 ，注视着这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江拖人，我的心头一阵激动，一股感情的热流从胸中涌出，传向全身，似乎感触到了江拖人强有力的脉搏，我为能成为江拖人新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为能加入到这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行列而感到自豪。
现在想来，那时我是不是有些书呆子气？
我的调动关系，经报到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后，却意外的错过了时机。原厅长黄希仁退休后，由已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惠国兼任厅长，省农牧渔业厅的人事调动临时政策性冻结。直到后来舒惠国担任副省长后，由省计划委员会调来的刘初寻担任厅长，厅人事调进关系仍久久未能松动，虽经贸易中心和徐菊生副厅长的努力，我的调动关系仍然迟迟未批。
为此，徐副厅长曾把当时的人事处长邱正洪、干部人事主管孙建齐专门找来谈话。但徐副厅长分管的是经济工作，又没有上面解冻的发文，两位人事干部都感到为难。
这种情况，我在一九九○年底就向夏振川作了汇报，由于已有协议，没有正面提出回来上班的要求。
一九九一年底，为了维持生计，我以仅有的三千元钱，用妹妹经营的小食杂店的名义，联系了福建省振华矿泉851厂的保健品，做起了小量的代销业务。然而，一门心思仍挂在工作调动上。
一九九二年底，厂里对各部门离岗人员进行摸底，我向夏振川探问可否回来上班，夏不肯答应，但出主意可把编制挂到市人才交流中心。
一九九三年初，我向担任厂组织部长的应志相，转述了夏振川提出的挂编人才交流中心的建议，应部长欣然答应。
可是不久，应部长退休了，由原人事干事刘焕宇接任厂组织部长。
刘焕宇说：“厂里盖章同意调出的期限，是自盖章后的三个月之内，现在早已作废，学校说可挂人才交流中心，你去叫学校先批。”
一九九三年五月，经过慎重考虑，我正式提出了把编制挂往省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报告这样写道：
由于本人的调动之事，虽然调收双方早已盖章同意，但有关主管部门仍未批复下来，为遵循厂部有关规定，现本人提出，把编制先挂到省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请予批准。
学校夏振川签字“同意本人挂编”，他想想不大对头，“本人”那不是成了他自己，便又赶快涂上个五六笔，以把原来的笔迹掩盖掉，再在下面重新签写“同意该同志挂编要求”，我在一旁暗暗发笑。
报告经校办盖了学校的公章以后，我来到厂组织部，把报告交给了部长刘焕宇。
“先要交五十元钱的盖章费，然后，再按离岗的时间，计算这几年的停薪留职费，把款交清才能办理。”刘又刁难说。
我据理力争，刘不予理睬。
看来，即使上面来了调令，我也是难逃这样一劫了。
我再到省农牧渔业厅询问调动的情况，人事处的孙干事告诉我，在舒惠国出任副省长的时候，人事调动上松动过几个，但一直没有正式开冻。
这一次我在省政府大院，恰好路遇时任副省长的舒惠国。他是我原在省蚕桑茶叶研究所工作时的副所长，跟我相处不错，他当副厅长时，我还常会去走往，他调到抚州地区当专员以后，见面的时间也就逐渐少了。
舒副省长对我很是热情，我顺便把我调动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一是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关系冻结太久，我的调动现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