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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副省长对我很是热情，我顺便把我调动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一是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关系冻结太久，我的调动现仍未得到批复，希望他能关照一下；二是江西拖拉机厂在我调动表上盖章以后，便拒不让我上班，现又声称同意我调出的签章已经作废，为了创收，在不肯让我回来上班的情况下，还要向我索取巨额的停薪留职费。
舒副省长当时很重视，由于又正与另一位省领导有事，叫我什么时候再来讲清楚一下。
可是，我想到省领导工作很忙，觉得这种事不好去打搅副省长，就尽量争取自己解决。
徐副厅长也说：“厅里的调动，我会去设法跟你办好，我办的事情，不要别人来插手，你也就不要再去找舒惠国了。”
一九九四年初，国家对税务政策进行了调整，我的小批发代销业务，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仅用妹妹小商店的普通发票，已做不了保健食品给商场的代销业务，连已发出去的货物都难以收回款子，我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
三月份，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所属农业大厦，被港商看中，与农牧渔业厅洽谈收购之事。徐副厅长书面委托，请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李焕生总经理，解决我的接收问题。
三月二十一日，李总经理经过向厅领导汇报，与厅人事处沟通，然后以公司的名义，亲笔向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发函协商并解释。函件为：
江拖组织部：
贵厂秦付根同志的调动问题，我公司正在催上级有关部门加紧办理手续，请贵厂能够容缓一下，暂借我公司工作，请予以协助为感。
此致，
敬礼！
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章）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拿着这份盖有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公章的函件，交给了江西拖拉机厂的组织部长刘焕宇。
“原来的签章我们早已作废，现在借也不行。”刘不由分说。
“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或者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
“学校讲你是擅离岗位。现要按一百五十元钱一个月补交停薪留职费，否则除名，发现你在对方上班也要除名。”刘却这样说。
“学校如果说我是擅离岗位，那不是事实。夏振川与我立了君子协定，他不安排我工作，我如何上得了班？你们又不准我去对方上班，我失业在家，如何交得起这笔巨款？”
刘焕宇要我拿协议给他看，我很为难，当时只有一份，且在夏振川的手里。我只好在组织部拨通了学校的电话，把情况向夏振川讲了，请他来一趟，可夏又不敢来当面，刘焕宇也不肯与夏通话。
无路可走愤辞职 允许回岗又推诿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在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被逼得无路可走，愤然提出辞职。刘焕宇说：“你要辞职也可以，但要先去找学校批。”
我向组织部女干事小杨要了一张材料用纸，把被逼无奈、不得已提出辞职的情况叙述其中。然后，我到学校找到夏振川签了字，盖了学校的公章，再回到组织部，把辞职报告交给了刘焕宇。
刘焕宇把我的报告拿在手上，特意歪声怪调地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似乎觉得心有所戒，便停下来说：“你不用这么写，也用不着写这么多的原因，你只要在上面写上‘我辞职’三个字，我就可以跟你批。”
我当然不肯，说：“事情是怎样的就应该怎样写，应当实事求是。”
刘焕宇把报告丢给了小杨。可事又凑巧，这时夏振川悠悠惶惶地来到了厂组织部办公室。
我当即问他：“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你说得吧？”
夏振川故作镇静地回答：“是我说的”。
“那张协议应该还在吧？”我紧接着追问。
“找不到了，时间这么久了，那还知道搞到哪里去了呀？”他眨着眼睛，躲躲闪闪地说。
“既有君子协议，那你为什么跟厂里讲我是擅离岗位呢？”我理直气壮地质问。
“那张协议是约束你的，不是约束我的。”他倒恬不知耻地反过来说。
“既然你是这样理解的，那又为什么能够叫着君子协议呢？”我感到有些好笑，便反唇相讥。
夏振川一时慌了神，眼直直的，吱吱唔唔，说起话来含混不清。
这个时候，身为厂组织部长的刘焕宇，也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刘焕宇还是不肯放过，强词夺理地说：“就算是学校跟你有协议，我们厂部也可以不认可。现在就算前几年是你跟学校有协议的，但到去年已由厂里来处理，要不就算150元钱一个月，交一年的停薪留职费。”
这时的我，倒并不是拿不出这1800元钱，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得很不心甘情愿。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本身就是被迫离岗，是有手续的，如果是我主动要求离岗，或是请假下海做生易，就是借钱也会来交。几年来，你们既不让我回来上班，又不准我借到对方上班，一直失业在家，我没有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你们为了搞创收，也不该把事情做的这样。”我进行了反驳。
“其实你可以去找省农业厅，跟他们要这笔钱，是他们拖着你的调动关系不办。”夏振川插话，显然与刘唤宇早有算计。
“这就对了，你可以跟他们调入单位讲啊，他们不是要我们的人吗？”刘焕宇也嘻嘻哈哈地说。
“这怎么可能，对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有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由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你们想要他们的钱，那你们就自己去找农业厅要好了。”
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
由于我已经提出了辞职，小扬说：“这几年厂里已跟你交了养老金，这些钱要在你的辞职费里扣。”
我并不愿计较，只希望尽快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纠缠，说：“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该怎样就怎样，现在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不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还要不要来？”
“那就随便你了，到时批下来了，厂里也会去通知你的。”小杨的明确回答，说得也实在。
我想，辞了职反而好些，根据国家规定，人才交流中心可以为辞职人员恢复关系，到时还不会影响工作的调动。这一举措，无疑对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是现在单位想要我交钱，而我提出的辞职，单位反而要拿钱给我，厂里还会肯批吗？
如果辞职报告真给批了下来，档案关系移到了人才交流中心，那已经在办的调动关系，还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毕竟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学校派一位老师，给我送来了一份厂组织部填发的通知书。通知为：
通 知
秦付根同志：
你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擅离岗位已久，请你在九四年四月十日前回厂上班，并到组织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逾期将按有关文件予以除名。
特此通知
*江西拖拉机厂委员会组织部（章）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这时，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厂组织部的通知对我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辞职一事，有如石沉大海，经过多次询问，没有下文。我想，厂里既声言我的“调动关系”已经作废，拒绝了对方单位的暂借要求，又不让我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而我毕竟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
一九九五年元旦过后，我找到厂组织部，要求刘部长给我解决工作问题。
刘焕宇对我说：“你找厂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应该去找学校，这件事要由学校来与我们商议才行。”
我找到校长夏振川，转述了刘焕宇的意见，要夏振川与厂组织部商量一下我回来上班的问题，夏答应了会与刘焕宇联系。
元月六日，夏与刘商议后，用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同意你回来，一星期之内回学校上班，否则除名。”
我当天赶到学校报到，夏振川说：“具体如何安排，还要等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再说。”
可是，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夏振川又以各种借口推诿，最后却出尔反尔，明确表示无法安排，拒绝我回校上班，说：“学校下个学期的工作已经安排完了，就连扫地也没有你的份。”
可据我所知，梁仁铮早就已经退休，现还在校代课，既然厂组织部和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岗上班，就不应该再找借口把我堵在门外。
我把这些情况向厂组织部长刘焕宇作了汇报，刘说：“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坚持天天到校，要求学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却说：“刘部长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后，我依然在空旷的校园里，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游来荡去。
原来，夏振川并没有诚心让我回来，他是怀疑我已在对方上班，否则这几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正中他的下怀，想对我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应该说，省农牧渔业厅有关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对江拖的做法，他们认为太出格了，曾打电话与江拖协调，可刘焕宇不肯对话；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