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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下面发生的事，就会觉得很多原来不太说得过去的事，变得可以理解。
当刘房开从那间卧室出来后，就留了下来。
而颜书呆先自走了，其实这和原先预料的一样，因为接下来的事，到也不能让他参加，这涉及高级别的秘密。
颜书呆走了，却在随后，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领内史郑译、御正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䴙及御正大夫皇甫绩。
他们前来，名义上是召开治丧委员会预备会，但真正要要商量的，却是房开公司成立的入股会议。
挂羊头卖狗肉，有点见不得人，所以只能是密谋。
不过，找这些人来，一般会七嘴八舌，办不成事，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刘房开做为召集人，未来的房开公司董事会秘书长，先要拿出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很难说。
对这个疑问，只有他刘房开一个人能够回答。
合理的怀疑是，如果这个方案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刘小卿正尽管才思敏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接下来要搞定的事和人，有这样大的把握，这从他发言时底气十足的样子，就可以看出。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判断了当前市场情况，预测了未来投资收益等重大问题，好象并不是单凭果断本身，就能解决的，要是事先没有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的话。
而现在的刘房开做的事，越看就越象是表演。
只不过就是表演，也要象是真的一样。
事情也许是和计划的一样，这几个找来的人，在他一番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说理分析后，并不多言。
也许因为各人知道的秘密，虽略有不同，但许多地方是一样的。
要说他刘房开，是此次秘密会议的主持，还是因为他是赟哥的兄弟，决非常人可比。
当然，找来的这些人，都和他一样，个个都犀利，且是同志。
先看这郑译（公元540年－591年），字正义，荥阳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市人。
其虽为和宣皇帝一起胡搞的近侍奸臣，却起了个“正义”的字号，把坏事干得“正义”，却正是干眼下这件事所需要的。
不过，郑正义同志，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
首先是他不一般的经历：其早年小小年纪，就投身到火热的军阀战争事业中，而且因为纯属偶然的机会，竟与后来的重要人物，隋太祖杨忠有了瓜葛，这是他成为股东的第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䴙。
韦䴙，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因为参加此次股东会，定下了后来搞房开的大政方针有功，被新房东，加官上柱国，相当于军队的挂名元帅。
这官虽为虚职，却可以不干事而领取国家干部最高级别的工资，说明功劳确实大。
此人后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体位于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成为一方诸候。
不过，值得奇怪的是，史书上除了以上情况，别无其它，虽然知道此人曾经住在首都郊区，却显然是有些来历不明。
然而从后来对他的封赏来看，其当时所起作用应该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从始至终，就是为这次股东会，有备而来的，让人想起卧底之类的，看来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还有御正大夫皇甫绩。
要说这皇甫绩，该股东从小就熟读经史书籍，以博学闻名天下，还救过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将韦孝宽的外孙，可谓是压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见，这五位中，有来历不明者，如韦䴙；
有因为份量足，而被请来压秤的，如皇甫绩；
再有就是一肚子阴谋的高手郑译和柳裘。
不过，他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评价：叫做“俊杰”，这是一个关于“识时务者”们的专属名词。
而所谓时务，也就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而这当务之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两个人的事。
解决不是要“解决”掉的意思，而是说把这两个人的事办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并且由此开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这第一个人，是皇帝，周静帝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公元573年—581年）。
就在这五位股东开会的时候，此时静皇帝现正在宫廷中那层层大门后的最后一道门，叫露门的后面，中央官办学校（入学者都是**）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几天夜，而且应该是眼睛红肿，时不时要以泪洗面。
也许各位没有注意到，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限将临的宣皇帝，与这里所说的静皇帝，同时出现在北周人民的头顶上，是不是搞错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地上也不会有两个皇帝（当然，如果出了这个国家的大门，就会进入另一个皇帝的皇土，当时天下有好几个皇帝。）
但是，这是事实，只不过那位宣皇帝，为了以示区别，在皇帝称号前加了两个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传统，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天”，也就是取天为老大的意思。
当然，这个称谓要是真说起话来，是有些别扭的。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变成了“天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话，确实不象是人话。
不过，象这样的搞法，也的确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明创造。
宣皇帝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现在，让五位股东所担心的大事，并不象历朝历代那样，每逢此时，便会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
因为通常在此时，让这帮大臣们最忙活的事，即有关新皇帝的人选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经办过了。
那位已登大位的静皇帝，就在隔壁几间的屋子呆着，所以不用再忙活。
而这皇帝静，此时才九岁。
这么小就当皇帝，这到也没有什么稀奇，还有比这小得多的，比皇帝静早几百年前，东汉时的殇帝（刘隆），生下来只有100多天就当皇帝了。
那么，这五位股东开会的内容，与新皇帝继位大事无关，也不会是有关于周天元皇帝宣下葬的事，又会是什么事呢？
是与有关的房开的事。
因此面而讨论的结论是：饭要一囗囗吃，事情只能分成两次办。
这个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的计划，与眼下的面临的情况有关。
对这个计划的最大贡献者，有可能就是刘房开。
理由是：他在选举公司董事长时说的那句话，透露出当时会议的情况。
而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与周天元的伟大创举，对此事所设置的障碍有关。
——也许周天元早就觉察到有一个针对他和他的皇位的夺权计划，将要开始或已经开始，所以还是有两个皇帝保险。
周天元自己当皇帝，同时让他的儿子也当皇帝，被后来的许多人释明，是因为周天元为了有时间，和他那些抱括后妈在内的女人们整天胡搞，还因为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不省人事，没工夫，也没兴趣当皇帝。
其实，这个说法，经查实，周天元本人没说，是别人替他说的，其可信度并不高。
而周天元曾经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到是确有其事。
只不过，他是把目标锁定在我们下面就要说起的这位身上。
………【第二节 幕后】………
现在该这位重要人物出场了。
杨坚（公元541年7月27日—604年8月13日），因为是重要人物，所以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在历史上精确到以二十四个小时为一个单位的“天”来计算。
当然，要是更进一步精确下去，也就是这个人出生的那天，是几点钟，是不会有记录的。
要是有，也是在以后。因为那个发明以太阳的影子变化来测算出以小时为单位时间的人，是在这个人当了皇帝以后做成了这件事的。最早的可靠记载见于《隋书·天文志》：袁充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发明短影平仪，即地平日晷。
不过，有关于那天，却有许多说起来难以精确事发生—
在一个叫冯翊地方的般若寺内，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的一个寺庙内，有一个孩子出生了，生孩子要到寺庙，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事。
寺庙是和尚尼姑诵经的清净之地，又不是产房，可见这是为了与佛祖挂上勾，而故弄玄乎。
但是，将生孩子事，与寺庙佛法相联系，却在“灭佛”事件发生后不久，其中也许隐含有它意，即周灭隋兴，意在影射灭佛得罪了佛祖。
而所谓“灭佛”之事，发生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
是因为一个四川的和尚，叫卫元嵩的，以一封群众来信的方式，建议北周武帝灭佛引起的。
这位身为和尚者，这样做的动机，是很令人费解的，大概是为了出名。
当时佛教之兴盛，从北齐始，因皇家崇佛，老百姓差不多都快成了佛教徒，全国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
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是南朝，但这北朝的佛国景象，要更加壮观得多。
但此种情景，却明显对皇权构成了威胁：许多良田成了庙产，大批劳力成了和尚。国家税收流失，兵员减少，这让身为天子的皇帝老大，感到从什么时候起，多出个佛祖，这个外来的和尚，到似乎要到凡间来与自己分权，这是断然不能答应的。
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578年），是汉化后的鲜卑人，也就是说，其虽有少数民族血统，但经过祖上几代人和汉族通婚，到他时，已经差不多被中华血统吸收了。
宇文邕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第四子，原先也象他的两位前任兄长三哥宇文觉，和大哥宇文毓那样，刚开始时是虔诚的佛祖弟子，但后来发现要做点实事，也就不能只为死后升天做准备。
在这点上，国产的儒教和道教，讲生前可以做圣人和成仙，在某种意义上，与他身为皇帝要做点事的想法，有某种相通之处。
所以宇文邕收到来自和尚阵营的，这位反叛者寄来的这封信，象一根划着的火柴，点燃了他心中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导火线，灭佛也就如同燃起了一场大火。
不过，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还与卫和尚一个有点玄的说法有关：
他在那封信中提到，说是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
而所谓沙门，简单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印度宗教，佛教是其中的一个派别。
也许是当时对盛行的佛教称呼混乱，把佛教称为沙门的缘故。
卫和尚之所以这样说，来自于当时民间流行的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
恰好皇帝宇文邕，对这一套谶纬之学，很迷信，所以佛教徒们，才会有此灭门之灾。
当然，这个说法，有可能是那些国产宗教派系的人，在背地里搞的鬼。
虽然后来代周而立隋的杨坚，首创皇帝穿黄色龙袍，所谓黄袍加身的说法，即从此时开始。
但此皇帝却在后来，又再重新倡兴佛教，所以说，仅从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