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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两个电影画面。一是大岛渚导演的《青春残酷物语》，女孩在流产的手术床上，与她有同样经历的姐姐说：“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用这种方式来反抗这个世界。”另一部是纪录片，镜头对准22岁的亚裔女子Annabel，她以石破天惊之举创造世界纪录：连续10小时与521个男人Zuo爱。尝试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新女性道路，备受争议的Annabel说：〃Xing爱是值得生死相许的。〃
弗朗西斯·维庸的诗句这样写道：“噢，女性的躯体，如此柔软，娴雅，珍奇，那些邪恶也在等着你吗？是的，要不你就能活着进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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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满，当我们反抗，当我们自由得无所畏惧。。。。。。可资利用的表达工具，惟有自己的身体。
她处于麻醉的昏迷状态中，口鼻罩着氧气面罩，呼吸机帮助她的心脏跳动。通过腹腔镜的监视仪，医生烧灼血管，以避免过多失血――她的腹腔里充满了血流、肉烧焦后产生的烟和脂油。医生一点点地烧灼，然后，一点点地剪断与子宫相连的组织。掉落的子宫，要通过荫道，拽出体外。宫颈一平方厘米左右的面积上，数把止血钳夹牢并且垂坠下来。外科医师的面孔凑紧在她的荫道口，相互协助，力欲取出它。死了的子宫还在流血。
终于，癌变的子宫被握在主刀医师的手里。他用手术刀娴熟地剪开病态增厚的子宫壁。。。。。。他把它剪成几块。我站在他身旁，我看到这个女人的父母和情人也不曾了解的部位。子宫，接受过对于女人来说，世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情人的爱和孩子的依恋。女人如同一棵历尽艰辛的树，她培育体内的这只梨子。。。。。。惟一的果实。可它烂在她的肚子里，并且，要她的命。
我之所以费尽周折地找关系进入妇科手术现场，因为受到她丈夫之托――名义上参观，实则有点监督的性质。她的丈夫是个小伙子，比她小十几岁。我们已经习惯老男少女的组合，相反的角色置换多少让人有点儿不放心，尤其猜测到他们之间的性。要知道，她已进入老女人之列，如何能让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自律，降低对年轻女子的兴趣？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过男人可以如此看待一个女人的老年。在手术室外面的长廊，她丈夫含着失控的眼泪，对我说：她真美，她的荫部像一朵花。
从欢闹的人群里退出来，我给我爱的人打电话。焰火在高空不断绽放。手机里有些噪音，正好用于掩饰我声音里的颤抖。焰火像硕大而艳异的伞，撑开，又缓慢收拢。。。。。。我和他在电话里分享，那种绽放的欣快感。他说，你来吧。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6）
他的吻，让我像被唱针轻轻触及。。。。。。身体在歌唱里。繁花绽放，他来的时候，盛大无比的春天就降临。
什么人对性只存稀薄的幻想和依赖？神、太监和孩子。很多年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三者之间奔波往返，我分泌着一个怪物孤独的汗液。是的，我协调不了两者关系，无论怎样完善灵魂，我还是不能把肉体当作盛纳的花瓶。某种偏执的自虐指引我，把肉体视为垃圾桶，我绝望地，不断嗅到自己败坏的味道。
这时，窗外很大的雪下起来。我记得童年的礼物：一摇晃，玻璃花球里面就开始下雪――那是我的节日。多美的大雪天，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被摇晃，上帝为我施放了一场洁白的爱情礼花。我就在礼花的中心，被抬升到天堂的高度，我愿我有一双白痴般永远置身幻觉的眼睛。他怀抱里有大动物特有的温存和温暖。是否，他是微服到我命里的神，是解咒者，将施予我难以想像的恩泽？
我爱的，这即将为你享用的乐园，我已用数十年的苦难建设。它是我点滴储存的赃款，是否，它开始偿还。。。。。。给我非法的利息和欢愉。
注：标题取自第45届格来美最佳男歌手约翰·梅尔的同名歌曲《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幼儿园 1
受慢性中耳炎的影响，我十七岁得了体位性美尼尔氏综合症，好在是偶尔发病。躺在床上，透过蚊帐看天花板；蚊帐里面，落着一只蚊子。我对它奈何不得。因为只要稍微转动方向，哪怕只是偏一下头，就天旋地转，身体飘浮起来，跟着旋转；或者，感觉从高处掉下去，恶心，想吐。周围的事物仿佛盛在水中，被晃动，放在北窗下的桌子似乎瞬间就飞出南窗。
前两年又受了折磨，我梗着头颈，躺了三天，心里灰颓。忽然，从身体感受上，我复习到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后来想明白了，这种旋转，这种下滑，两侧物体的这种一闪而过，有若童年热衷的游戏：转椅、滑梯和秋千。区别在于，欢乐彻底演变为痛苦。一生情状有多少在幼年被预示、被警告？我那时进行的，也许，正是身体的适应性练习。
荡秋千，越来越高，越危险越喜悦。作为一个骑在钟摆上的孩子，呼啸的岁月在我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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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2
葡萄架下，一片片黑迹。蚂蚁有的已经阵亡，蜷缩着，像五号字体的逗号。大部分还在继续较量。
小小的铠甲武士，相互箝牢，企图致对方于死地。我不能从外貌上区分两方：精巧的触须和腿，占到身体一半的硕大脑壳，卵形腹部，细得夸张、几近束断的腰──蚂蚁长得全一样，它们凭什么记清庞大的家族成员并指认混同于中的敌人？靠气味吗？我从两边的蚂蚁队伍里各捏出几只，仔细地闻，辨别。
蚁群糜集，两侧各延伸出一条细线，后方仍在增援。同族之间碰碰触角，似乎传递着牺牲的决心，然后它们勇往直前，越过密密麻麻的已经死去的兄弟。
我把糖吐到地上，含化一半的牛轧糖落有几个不整齐的牙印儿，软软的，泡在亮晶晶的唾液里。甜味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吸引蚂蚁，除了三两只被糖块粘住的，正费力地试图挣脱。我为自己的礼物没有受到重视而气恼，带着报复心理，拨弄起刚刚逃离困境的那只。它在尘土、唾液和手指的压力下翻滚。没过一会儿，它死了。我黏着的脏手指上沾着卑微的尸体。
上一次，也是半块牛轧糖，让我抓到很多俘虏。蚂蚁簇拥着掉入我布好的陷阱。我合上火柴盒的盖子，把它放到耳边。
火柴盒薄，我听到众多不安的黑的碎的小脚在移动。它们慌张，找不到光和出口。声音极轻，极轻，我看不到它们。像亡灵。
为什么孩子都对观看蚂蚁抱有兴趣。它们把一只肥胖的虫子拖到洞口，如同脚夫搬运着一具棺材。虫子还在扭动，身体的前半部被蚁群覆盖，只露出后半截令人不快的鬼样的浅绿色和蛆般的螺纹。相对蚂蚁来说，肉虫体积庞大，但这个巨人的威胁形同虚设，它笨拙的自卫方式根本无法抵御遍布全身、同时进行的咬噬。它会被肢解得最碎。
蚂蚁得胜回巢，效忠肥胖的蚁后……没有发现，运回的猎物，长相酷似它们敬爱的女王。
或许，它们乐于享受这种相似。
卑贱，数量众多，终日忙碌。在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那里，蚂蚁，和软表、面包、拐杖、抽屉一样，成为重要的个人绘画符号。它暗示着人类潜意识中的恐惧、脆弱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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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在自传中回忆童年一只受伤的蝙蝠：“我大声跟这只我开始宠爱的蝙蝠说话。我一遍又一遍地亲吻它毛茸茸的头顶。”但是第二天早晨，等待他的是一幅可怕的场景。蝙蝠遭到疯狂蚂蚁的进攻，它“嘶哑地喘息着，嘴张得老大，露出小老太婆的牙齿。”被怜惜的感情支配着，达利匆忙拾起它，打算吻它疼痛的头，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用牙死命地咬了它一口，我觉得它断成了两截。”
蚂蚁忙着加固蚁巢，以防雨水渗漏。砂粒发白，把｜穴口堆得像座微型火山。
中班的小案兴致勃勃地劳动着。他掘开蚁洞，泥土溅起，弄脏了他的脸和昨天磕破的还上着红药水的膝盖。错综复杂的庞大的地下工事，暴露在他的玩具铁铲下。还有白花花的卵粒。小案耐心地翻捡蚁卵，说回家用水冲冲，喂给他们家的鱼吃。他的指甲里塞着泥垢，几粒芝麻大的卵。
一个孩子，轻易可以杀死无数。我就曾把滚烫的开水浇注到蚂蚁堆里，蚁尸顺着小便一样的水流漂浮。
凹透镜下，出现一个耀眼的光斑。我调整角度，让它追上一只正在觅食的黑蚂蚁。舞台投射下来的聚光灯，集中在蚂蚁身上。强烈的光源似乎让它怔住了。它不动。然后，蚂蚁的腰背渐渐拱起，头部弯下去，几乎碰到屁股尖。它僵硬地翻了个身，几根细得快看不出来的腿在空气中盲目地蹬了几下，就停止。细小的光斑从死蚂蚁身上跳开，跃过不平的路面，跃过刚露出土面的草芽，跃过另外一只黑蚂蚁……又移回来。
一只又一只，慢慢蜷缩，死于明亮。牺牲者的悄无声息，降低了暴力的快感和意识。
那个杀人的光斑终于灼痛了我的眼睛。盛夏，正午，让人眩晕。我站起来，眼前一片漆黑。过一会儿，才能发现自己置身于怎样夺目的光亮里。世界被太阳照着，要多灿烂，有多灿烂。
太阳也许就是一只巨大凹透镜下产生的光斑……上帝躲在光明后面，调整焦距。人如蚂蚁，被关照，渐渐拱起衰老的背，手在空气中抓上最后一把。
权力的最高判断，是由谁来决定生死。
我们能同样利用光明的力量杀死上帝吗？蚁群搬得动一只虫子，不能转动孩子握着的凹透镜手柄。
幼儿园 3
蝉歇斯底里地叫着。大中午的太阳照着，照着……满墙的爬山虎，晒得发蔫的牵牛花，空无一人的秋千。壁虎躲进叶子背面，离下一次捕猎还早。午睡时间，幼儿园里安静极了，全像死孩子。
我趴在床上，不动，双臂向前伸，像蜥蜴分岔的舌头。很困，但我强迫自己睁大眼睛，不许睡。不为什么，就不想和他们一样。我的头越来越沉。扭脸看见邻床的肉肉，嘟着嘴，一线长长的口水淌在枕巾上。
操场上晒着肉肉的床单，褐黄的尿渍隐约可见。肉肉经常“画地图”，作品在全体小朋友面前展览。他的自尊心不受伤害，才睡得这么香。
尿床，是由于对身体缺乏足够的控制和警惕。这种技术失败让人沮丧，我们连自己都操作不了。
我似乎从幼儿园就开始锻炼自己。把话梅糖摆在前面，却尽力不看它。忍不住了，把它拿到鼻子底下嗅一嗅，又酸又甜，真好闻。再把它放回去。我喜欢这么自我折磨，一旦到了那个心里预定的时间，我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吞下去，几乎噎着自己。我为这种急切而恼恨，希望自己此时能轻蔑地把这块糖吐出去，但结果，我总是略带羞耻地一遍遍吸吮糖块，直到它变成薄片，消融在舌尖。
肉肉为什么能在知情的小朋友们中间无动于衷地傻笑，而不加紧对泌尿系统的管教？我视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为耻辱。漫长的成长中，我固执地鄙夷缺乏自控的行为。打嗝，放屁，摔跤，感冒时不时流下鼻涕，醉酒，失恋后外显痛苦。我把教养理解为滴水不露的隐忍。
我们全部的尊严，来自对欲望及其附属物的控制。
黄昏，光线散了。我看起来聚精会神地捏着橡皮泥：一个扁脸小人，红嘴黑眉毛，他的腿易于弯曲，手臂松松垮垮地垂下，一条胳膊比另一条胳膊长。老师打毛线，阿尔巴尼亚花针，一件葱绿背心。她把毛背心放在我背后比了一下，我回头，看见尖尖的竹针，她高高翘起的兰花指。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毛活，望望窗外。
老师和我一起等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是否因为推迟下班而心生怨意。妈妈做医生，一旦抢救病人就不能准时接我。常常，我成了遗落在最后的人。
孩子离开的教室，墙壁依旧热闹地涂绘着梅花鹿和猴子，黑板左上角，依旧挂着鲜艳气球，但有一种东西伴随黄昏而来，那是孤独。当明白恳求无望，我就放弃了对妈妈的幻想。我尽力忍受这种孤独，以及孤独中的难以言明的幻灭感。
迟到的母亲是否意识到伤害？黄昏，一切陷入缓慢的沉沦。谁看得清一个孩子黑暗中的表情。
我假装习惯这种放逐。
上大班了，父母不再日托，我周末才回家。礼拜一早晨，全院孩子由班车统一接走。
隔着玻璃，我看着那些挣扎着不上班车的孩子们。他们号啕。离别之短暂，使一切场景变得滑稽。我和几个男孩一起，漠然，还带着格外的轻蔑斜视那些鼻涕眼泪揉做一团的可怜虫……父母用绣着孩子名字的手绢在他们混乱的小脸上擦抹，甜言蜜语地安慰着，许诺。我不耐烦地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