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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恐惧，我也不能减弱心理压力。而那些电影英雄不断历险，刚从巨蟒或杀人狂魔旁边逃生，下一个镜头，他们已经在篝火边炊饮、热吻或熟睡――即便危险再次蹑足靠近。现实生活中的惊惧，只需一次，我就会被终生恐吓，反刍在伤害里。电影让我有幸和英雄一起，参孙般复苏力量和勇气。
作为一个巨大的胃，电影完成两个小时之内的消化。主人公注定在两个小时以内悲欢生死，春天注定在两个小时之内落尽繁花。漫长爱情不需要相应的折磨和考验，一百二十分钟，他们在短暂里囊括了永远。宫殿变成七千二百秒以后的废墟。有时候几部电影都是同一演员出任主角，那么你可以看到其中的魔法与摧残，时间的腐蚀剂如何作用。等不及逝如闪电的光阴，电影让你注视着一个人瞬间老去，他的酒糟鼻、或泡或陷的眼，他绝望之后的宁静。二个小时的消化。我感觉自己正通过黑暗，通过微热而蠕动的肠道……二个小时以后，我将作为废物，被排泄到电影以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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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窗（2）
尽管看碟更便捷，自由选择的余地大，可我比较排斥，因为它破坏了电影的仪式感。我喜欢银幕无数倍于自己，让我保持在艺术面前应有的低矮。费里尼曾指出，电视进入家中使传播失却了它的“宗教性”，而仪式“只有在剧院或电影院中才可能发生。换句话说，‘集合地点’变成了一间教堂。”
已经有很多年了，每周四，只要我在北京，一定会去中国电影资料馆。一个上瘾的人。一个被电影绑架而向梦想提出勒索的人。我感到持续作用在自己身上的咒符。资料馆的座椅落差比较大，我习惯坐在后排――向上看，顶棚虚玄的光晕，向下看有若身置危崖。我熟悉这里的工作人员，门外的票贩子。偶尔一个叫李顺民的孤寡老人会从几十里地以外赶来，他七十五岁，左眼盲，每月领取国家的最低保障，残疾人证使他坐公交车不用花钱，但他的收入不足以维护他对电影的热情，所以李顺民在门口等待好心人给他一张免费的富裕票……他因此遭到票贩子的厌恶和驱遣。电影资料馆里来的多是常客，在这儿，观众有可能成为熟人。我知道那个学者必然坐在中间隔道靠右的位置，知道那个年轻编导每次等的女士都不同，知道倒数第二排的一对夫妻热衷窃窃私语。别的影院，那些在开演前的光亮里短暂停留过的脸，将被黑暗和遗忘吞没；而此处，黑暗里似乎有秘而不宣的亲人。
资料馆还有一个好处，放的都是原声片，打字幕。虽然少女时期迷恋过童自荣、刘广宁、邱岳峰的配音，但今天我不能容忍异域的脸说本土的话。我宁愿看字幕，无论法文还是土耳其语。追随字幕会有难度，但穿越两个语言世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被翻译的词，或者正在演变的月桂树根上，一个略带困惑的仙女。
陌生人集聚，做同一件事，而这件“做”的事，是以“不做”为表现形式的。他们朝向统一，专心致志。聚众很少不导致盲从或暴力，而电影观众，在黑暗里追随光的降临，安静的脸被镀亮。
我的朋友无法容忍电影院的气息。漆黑一团，众人交换从肺里的空气――Zuo爱是两个人交换体液，他说电影院里有一种集体交媾的气息。他说的对，思想碰撞，情感交欢，所谓激｜情，是对规则和卫生的破坏。
有一次他陪我看电影，坐在我右侧。前方观众背影起伏，我能感觉他有热度的身体。想起他对影院的敌意，他的存在对我构成某种压迫。我们的呼吸几乎按照同样节奏进行――呼出的气息在眼前升腾，像瓶口释放了所罗门囚禁的不羁魔鬼。这使我对电影的注意力不断分解。我控制着姿态，背部稍稍前倾，两臂叠加在腿上。他在余光里虚掉了。在电影忽强忽弱的光线里，我有一张心不在焉的脸。那是一部西班牙影片，《热舞探戈》――他们的探戈跳得多么好：蜷曲、弹动有韵律的腿，甩动头颅，小腿绕过去，摩擦对方小腿后面的肌肤……他们配合非凡，带有兴奋感，像一对当众交尾的昆虫。
朋友大概像戒掉公共澡堂一样戒掉了电影院，我则巩固了独自观影的习惯。大约2001年的一个中午，我在影院看《押解的故事》，真正有了一次独自观影的经验。整场电影，惟有我一个观众。前后左右，空荡荡的。环境非常怪异，幽暗中少了那些背影的烘托，我感到了些许的心慌和不适。此前我以为自己一直向往这种孤独。
当嫉妒的继母追问：“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镜子里呈现的是白雪公主，而非观镜者本人。当一面镜子映现出的是另外的现实，包含着判断与选择，不再简单地进行反射，那么它就脱离了普通的镜子，而成为魔镜。电影对现实作出的映现，使之成为魔法之镜。我希望它离生活更近，还是更远？我愿意它因忠诚而普通，还是因说谎而非凡？
童年我曾经被推到一位著名影星身边。我的高度大约到她胸部，仰起脸，她和银幕上一样光彩照人，有种难以比喻的美。头发是波浪形的，她穿一件乔其纱衬衫，领子的样式新颖别致。但我紧张，似乎对某种东西的亵渎而产生隐隐不安。这时候，我闻到了香气，来自她的身体，更令我恍惚。与电影上的她最大的不同，在于这股香气――她，竟然散发出肉体的气息。我不知道来自化妆用品还是体香，但同样令我厌恶。电影里有形体、声音甚至有近似的体积，唯独，没有味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她与现实的勾结。在此之前，我倾向于把电影当作与现实完全分离的东西，或者，把它当作对庸碌生活的解救。
即将放映，光线熄灭，释放一团黑雾……这是乌贼的诡计，作为梦想的电影开始逃亡，现实生活的贪婪大嘴紧随其后。在观众头顶，在放映机与银幕之间，绷直一道道彩色光束，当它们被拨动，我不再使用中学作文的烂俗修辞说梦想的琴弦，但它们从来都是。
囚禁在黑暗里，一个斑斓无比的世界在前面的窗口展开──这就是电影。因为被阻挡在这个世界之外无法纵身进入，对于囚犯来说，它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美好。
但电影是否也降低了我对生活的好奇？电影里我看过太多的名胜美景，看过太多阴谋机巧，仿佛经过预演，以至面对真实场景倒以为平淡。我应该乐观地把这种情绪理解为从容吗，还是说艺术的虚拟效果让我变得挑剔？被间接之物诱引和带离，电影让我预习生活，或者说使我的生活从第一发生的位置后撤……每个电影迷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危险，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被翻译过的生活。
后窗（3）
……我梦到自己和一群游客来到德国的中国城。他们拿着小型摄像机，欣喜不已。面前是百余个巨大的格子，檀香木色，并有饰有复杂的雕花工艺。每间格子里，都有唐装女子在表演管弦丝竹。她们背后衬着景泰蓝屏风，像孔雀打开的尾羽，华美，工丽，美到超过肉眼观察能力的细节。我梦到身着细绸旗袍的女子，鱼贯而过。迷人的团扇，撩人的腰肢。这是专门为旅游团准备的节目。
（）
我梦到自己离开团队，独自等候一个名角演唱。据说这个名角极少出场，出场也是率兴而为，没有预告，可遇不可求。刚才还华艳的环境转眼变了乡村，土路尽头是一个简陋的港湾，游客们陆续登船。晚霞辽阔的红，烘托着汗渍般泛黄的旧帆，他们离去。
我梦到温度的降低，天要黑了，光线明显不够，没有人打灯光，我不知是否还有一场缥渺无期的演出。“你怎么还没走呢？”一个老者问，他有六十多岁的样子，看起来像个农户，但我直觉他就是那个让我执着等待的角儿。他没给我任何承诺就推门进入一个院落――听说，他的化装秘不外传，谢绝旁观。
我梦见许多京剧脸谱在眼前晃动。背后的面孔不能被分辨，我不知道那些浓墨重彩的脸之中，有没有我期待的那个人。我梦见脸上一阵痒，抬手触摸，指头上蹭下一层厚重的油彩。
罗兰·巴特谈到：“在电影里，不论有关平面的修辞学怎样，能指自身从本质上讲总是平滑的；这是一种不间断的画面连续动作；胶片――名称起得好，它就是一张无开裂的皮……”
而我们的露天电影时代，断片经常发生。对儿童来说，几乎是恐怖的经历。胶片烧着，女主角完美的五官突然浸到滚油里，边缘焦糊，中间鼓起可怕的大泡――魔鬼降临，它火焰般的皮肤上，两只骷髅的眼睛深陷，张开无牙的嘴……转眼之间，它的脸又翻卷着消失。那个阶段，我的噩梦仿佛全部是在重现一场放映事故，那些鬼脸，与烧灼的胶片一模一样。
十五岁的一个夜晚，我被开水烫伤。从昏厥中醒来，我感到强烈的灼痛，把手放到脸上摸一下……我惊恐地发现一片很大面积的皮肤，贴在自己的指端。瞬间蔓延的疼痛，让我觉得被火包围。幸福生活的胶片，从一个特定镜头那里被烧毁。
当放映中出现断片现象，处理方法是把胶片的药膜面刮掉，露出片基，刮出毛茬以后，用特制胶水粘合。很多年我试图忘记那场青春期的灾难，我拼命刮擦记忆，重新衔接我的过去。我不喜欢照镜子，这样就不被提示，仿佛自己并未被毁容，保持着“无开裂的状态”。如同必须刮出片基与毛茬一样，为了维护所谓的完整，你必须遭受磨蚀，直至暴露疼痛的深层。
偶尔我会想起，做过的那个梦，梦里的中国城和脸上蹭下的油彩――就像回忆别人导演的短片。电影能够制造和我们的生活不对称的华丽与奇迹；而生活与电影重合的，总是那些低微、沉痛、不被缅怀的部分。
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一个手背向内，一个手心向内，对成一个取景框。我轻微错动四根手指的位置，造成宽银幕的比例。
谁的告别，拉下丝绒帷幕？谁的道具箱打开，收拾浮华而廉价的珠翠？谁的妆容，被泪水和寂静冲洗？谁的身体，从台词中蝉蜕？谁的咒语，被另一个人被当作摇篮曲催眠？谁的你，在承担孤儿一样的命运？在观众散场的洪流中，谁又允许谁，带上古怪的动物，躲进诺亚方舟？把摄影机当作上帝的左眼，看一看这个需要意义才能支撑的世界。
……电影开始了，两个小时。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感到自己在旋转中轻微晕眩。许诺自己，这是天堂。
写给匹诺曹（1）
我一眼就看到匹诺曹站在聋哑学校的门口，手里拿着花。车流往来，人流穿逡，视线里全是灰暗的颜色──这是下班的高峰期，劳动的人们要回家，好像钳子、锤子什么的最终要砰砰地扔回工具箱，扔回黑暗，扔回孤独中的睡眠。晒得黝黑的匹诺曹就像一只釉质花瓶那样伫立着，夺目的一捧百合拥在怀中，夸张又文艺。
鲜花，以既沉静又热烈的语言表达──要么说明受花者的蛊惑魅力，要么说明送花人的善良品德。有生以来第一个收到鲜花的生日，我格外欣喜，尽管明白匹诺曹是个专门安抚失意者的爱心大使。暮色四合，手中的花朵愈加绽放遗世独立的美──它们既脱离了生，也脱离了死。
蝙蝠在黄昏绸质的水面上翩飞，微小的蠓虫也起起落落，飞翔在也许是此生最后的月色中。我坐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谈天说地。对面倾听的匹诺曹不仅穿着短裤，还穿着拖鞋；不仅穿着拖鞋，还穿着一双黑色丝袜──他的搭配显然不合乎我的审美倾向，尤其当他把拖鞋脱到一旁，远远伸过一双被黑袜子覆盖的大脚丫。我一贯挑剔衣装，不理解穿着T恤参加宴会的，也不接受穿棉毛裤睡觉的，可是对喜欢的人抱有格外宽松的尺度──视若无睹，我顽强地把那双黑袜子当作一双柔软的高靿儿皮鞋来看待。
──那天比昨天清晰。那天我们整夜清谈，说一些遥远的不需要人物参与的事情，想着一些与生存无涉的遥远话题，比如成长，比如真理，我们偏执而无效地在生死中寻证意义。
2000年的冬天听到羽·泉的这首《爱浪漫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听得绝望，令人感到有点羞耻的是，眼泪缓慢却不容阻止地流下了我的面颊。
“雪夜，街头，路灯下，几个朋友，闭着眼，仰起头，尝着雪花。我们都是爱浪漫的人，用瞬间的领悟驱赶一生的哀愁；我们是爱上浪漫的好朋友，在年轻的夜里别无他求。
雪夜，床头，烛火中，几个朋友，点着烟，再聚首，探讨活着的理由。我们都是爱浪漫的人，用片刻的幻想筑起心灵的阁楼；我们是爱上浪漫的好朋友，在年轻的夜�